西门庆的缅铃：东南亚成人玩物是怎么汉化入华的

文/杨斌

所有的民族融合都是双向的，后世往往只看到文化程度较高的一族的影响，视角不够全面。在云南汉化的过程中，迁入云南的汉人也在蛮化或者说东南亚化，而云南的蛮化汉人又给明朝带来了东南亚最新潮的生活用品，《金瓶梅》对此的描写让广大人民群众非常的喜闻乐见。

云南汉人的夷化

汉人移民到了云南之后很快接受而且学习当地的语言。「滇」本是土著用词，大致用来指称整个云南，「滇」字成为了官方对于云南的简称而且被沿用至今。

「滇人」是一个新的中文词彙，这个词出现在明代，指称「全云南的人」──包括土著与汉民。其他的土著词彙例如「海」（意思是湖泊）、「赕」（河、湖），至今依然广为使用。

此外，众多当地地名提醒著我们，土著居民的分布异常广阔。为了方便与土著沟通（例如进行贸易），移民（如蒙自县的汉人）自然开始学习土著语言。

孤立的汉人社群在经过几个世代之后，其后裔已经不太会说先人的方言或中文，他们的日常沟通都是用土著语言进行。有些明、清时代的地方志裡，会有关于土著语言的篇幅（列入「方言」之下）。

云南当地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颇为普遍，这可能是让中国移民土著化的最有效方法。有许多汉人士兵娶了土著女人，这是边疆社会性别比例失衡的结果。

「夷娘汉老子」的结合颇为流行，大大促进了汉人移民群的土著化，因为在绝大多情况下儿童是整天跟随在「蛮夷」母亲的身边。

早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许多孤立的明代军事社群便经历了土著化的过程。

明末徐霞客抵达纳西人（麽些）居住的丽江地区时，他写道：「其地土人皆为麽些。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这样的案例在滇西北并非特例，事实上，同样的情形在由土司主宰的滇南更为常见。

丽江大研古城“天雨流芳”牌坊是汉夷融合的典型

“天雨流芳”发音在纳西语中意为“看书去吧”

例如腾越地区的明代士兵与其后裔，根据记载，他们在乾隆年间（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已经变作「蛮夷」了。今日，云南（贵州也是）有许多群体，他们与周遭族群并无差异，却被认定为「汉族」，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是明代移民的后裔。

应当指出，性别比例并不是通婚的唯一原因。通婚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并且提供了移民在边疆地区普遍欠缺，但又亟欲获得的文化与政治纽带。

举例而言，汉族商人往往会娶土著妻子，就像是欧洲商人在东南亚或北美洲的情况一样。无论哪种案例，土著女性都以擅长贸易与交涉而著称。

许多汉人移民透过通婚的方式，开始进入地方政治或菁英圈子（值得注意的是，土著菁英也需要这类汉人移民来增进自身利益，因为这些汉人顾问们能够熟练运用汉人知识来帮助土酋与帝国政府交涉）。一代接一代，汉人的后裔在地方社会上的力量变得愈来愈强大，有时甚至成为主宰的势力。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往往造就双重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纪若诚曾经探讨，汉人移民（及其后裔）是如何成为矿业的领导者，然后再变成有时与土司及清廷官员合作的强权人士；有时他们则会发展自治力量，足以威胁清廷利益。

这种土著化的例子出现最早在明代，而且不限于矿工社群。如前所述，诸多位于山区之军屯田庄，周遭都是非汉人的环境与「蛮夷」。这些移民们就像是一艘位在汹涌波涛的土著海洋上的小船，逐渐被吸入土著社会之中。他们开始讲土著语言，採取土著的生产方式，享用土著饮食。

云南汉人不一定心向明朝

更重要的是，汉人移民后裔开始了「多重族群」（multi-ethnical）、「多重文化」（multi-cultural）的身分认同。他们既认同自己的汉人祖先，也接受自己的本地身分标籤。

在某些案例中，汉人后裔很高兴拥有缅甸的名字、头衔或关系。有时候，他们对自身土著身份之认同高于汉人身份的认同。更有甚者，汉人移民会站在土司一方来对抗帝国政府，因为统治该区域且掌握资源者不是别人，乃是地方土司。

身在南方边疆的江西商人之子岳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岳凤的故事不但呈现了一个汉人移民文化与政治认同的转换，也告诉我们土著文化如何传播到了远方的中原帝国。

岳凤，史载「江西抚州人，黠而多智，商于陇川」，因此，陇川宣抚使多士宁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岳凤，对他深加信任。

但是岳凤野心勃勃，阴谋篡夺取代多士宁。他勾结其他土司，尤其是木邦宣抚使罕拔。两人一拍即合并歃血为盟。他们引诱多士宁前往摆古去面见莽瑞体（缅甸国王），对多士宁下毒并杀害他的妻小。

缅甸东吁王朝北侵明朝，东吞暹罗

相当彪悍

接著，岳凤夺得明朝授予的陇川金牌印符，将其献给莽瑞体。此时，莽瑞体正在扩张领土，他很热切地接纳了岳凤，并授予他多士宁原来的头衔。

莽应里登上缅甸王位之后，岳凤与其子曩乌伏击打败了明朝的军队，虏获多士宁之母与六百多位族人，并将俘虏献给莽应里。岳凤于是接管了多士宁的子民。

此外，岳凤还秘密与孟连土司刀落参结盟，然后说服莽应里入侵明代边界，他们占领并烧毁了顺宁府。岳凤之子曩乌领六万缅甸兵攻打孟连，明王朝的云南指挥使吴继勳在该役中身亡。邓川土知州何钰是岳凤朋友的女婿，何钰派遣使者至岳凤处，岳凤却将使者逮捕后交给莽应里。

当时，木邦宣慰使司土舍罕拔与其子罕效忘投降明王朝。莽应里大怒，占领了罕拔的城市。在帝国援军前来之际，何钰又派了一次使者招降岳凤，此时刀落参在战役中被杀。岳凤感到忧心，遂派遣姪儿岳亨至永昌纳降，明将刘綎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保证岳凤可以幸免于帝国法律。

公元一五八五年正月，岳凤与其妻子、儿子、兄弟、姪甥、军队——包括夷人与汉人——全都投降，「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甲、刀枪。鞍马、蟒衣并伪给关防一颗，抚臣刘世曾张大其功」，岳凤被送往北京献俘。

东南亚文化影响《金瓶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能够彰显土著文化对于岳凤的影响。岳凤被送往北京处决之时，被发现全身都有刺青（这是典型的土著文化标志），而且他的「阳道」亦嵌数颗「缅铃」，令人啧啧称奇。

明代学者沈德符慨歎：「凤本华人入缅，性淫侈，装饰诡异。肌肤刻画异锦，如宋人所谓雕青者。阳道亦嵌数缅铃于首。寻为行刑者割去，以重价售于勋臣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铃本震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犹摇盪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宁居也？」这段文献记载让人好奇的是，朝廷勋臣家购买阳具与「缅铃」意欲何为？

作于明代中期最有名的中国情色小说《金瓶梅》，或许能对理解明代菁英的色情文化有所帮助。《金瓶梅》主角西门庆是中国北部山东省的一个有钱商人、花花公子、地方菁英。小说当中西门庆便曾经使用缅铃。当西门庆最喜爱的妻子潘金莲向他问起缅铃时，西门庆回答：「唤做勉铃，南方勉（缅）甸国出产的。」接著两人便关门欢娱。这就是为什麽勋臣要购买岳凤缅铃的原因了。

缅铃之使用在云南颇为盛行，正如十七世纪初云南官员谢肇淛的观察。谢氏指出，缅甸男子为了性趣会将缅铃嵌入阳具；他注意到，缅铃也被卖给中国人。更有趣的是，谢肇淛表示缅铃有一个中国式名称，叫作「太极丸」，中国人把它当成礼物送人，官方或私人的书信中都曾经提起它。谢肇淛的纪录显示，勋臣购买岳凤阳具或许真有此事，因为缅铃的使用情况很广泛。

性工具之使用——尤其是将这种珠子嵌入阳具——确实是流行的东南亚习俗。东南亚女性在其社会当中享有颇高的地位。所谓缅铃便是证据，表明当地男人愿意接受痛苦的阳具手术，来增加女性的性快感。

同时代的中国人及欧洲人都注意到了东南亚的这一习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手术就是嵌入金属针，附带各式各样的轮、刺、钉。一位亲眼目睹的欧洲人曾写道：

男性——无论大小——会用大如鹅羽毛的金栓或锡栓，在自己的阳具近首处，从一端穿到另一端。同一隻栓的两端，有些看起来像是马刺，顶端有凸点；有些看起来则像是猫爪的尖端。我常常请他们——无论老少——给我看他们的阳具，因为我对此不敢相信。在那隻栓的中间有一个洞，他们才能够排尿。…他们说，是他们的女人希望如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女人就不愿意跟他们性交了。

另外有一种比较不痛的手术，是十五世纪的中国人马欢在暹罗所观察到的：

凡男子年二十馀岁，则将阳物周围之皮，用如韭菜叶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肉用药封护，待疮口好时才出行走，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妆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空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动扱扱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则为下等人也，最为可笑也。

中文的「铃」，可以指会发出声响的珠、轮、刺、针。岳凤是真的接受过那类手术，西门庆则是使用自缅甸引入的类似工具，来让自己的女人增加性快感。

岳凤和西门庆的故事，显示东南亚的性习俗被中国菁英文化所引入、仿效（此为一种东南亚化的过程），而这些性习俗最初可能是经由云南所传播，这更进一步象徵著云南在「中国-东南亚」交流互动中的角色。

西门大官人也是七龙珠

土著化在此后的时代继续进行，尤其是滇南地区。明、清之交，有许多忠于明室的人士——尤其是士兵——辗转到了西南边境地区，他们在此地方化而融入当地族群。很多人因此接受了非汉人的族群身分。

在十七与十八世纪期间，边境地区的矿业昌盛，有众多汉人农民因此加入该行业。其中许多人娶了土著女性，即使采矿活动终结之后，仍然留在了该地。例如佤山地区汉人矿工的后裔，今日的他们已经接受佤族的身份。

最惊人的案例，或许莫过于中缅边界的杨家，二十世纪时他们在缅甸与中国的两重民族主义之间挣扎奋斗。

杨家本是汉人，但他们已经完全接纳且被融入土著社会。可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却迫使他们要在中国或缅甸国族认同之间选择其一，他们为此进行各种抗争但没能成功；最后，杨家在一九六〇与一九七〇年代被迫离开家园。

杨家的例子，最能够代表处在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小族群所遇到的僵局与无助，因为民族国家会运用各种策略将其编入国族认同的范畴之内。

土著化历程如同汉化一般，勾勒出一个共有的空间，汉人与土著在此衝突、了解、误解、交涉、调解。有时候双方採纳了相关的文化仪式；有时候某方借用了另一方的文化载体；还有时候双方合力添加了新的文化内容。

确实，不同族群的混和会引发对于祖先来源问题之辩论。在文山地区，某些族群的人民宣称自己的来源是「三江四海」，也就是江南地区。在巍山地区，一方面有些彝人宣称自己是蒙舍诏（南诏）建国者细奴罗的直系后裔；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南京。

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真的，因为通婚使得汉人移民与土著居民互相结合。事实上，伴随著杂和（hybrid）文化的到来，双重身分认同（dual identity）在边疆地区是很普遍的事情。

本文节选自澳门大学杨斌教授的新著《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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