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过曝的城市 | 西东合集
郑兴 译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黑人聚集区发生骚乱，费城市长宣称，“从现在起，国境线转移到城市内部”（Les frontières de l’Etat passent désormais à l’intérieur des villes）。这一语句，其实传达了彼时美国所有遭歧视者面临的政治现实，甚而至于，在柏林墙建成的情况下（1961年8月13日建于此前德意志帝国首都的中心），这一语句其实指涉了一种更广的维度。此后，这样的断言，已被一再确证：不久前，贝尔法斯特及至伦敦德里，部分街道都拉上了黄色条带，将天主教徒聚集区和新教徒聚集区隔离开来，这样双方就都不会向前逾越太远，从而留下一个围拦后的无主之地，使不同居住区之间的区隔愈发显著；此后，如贝鲁特，它的东区和西区的划分、扭曲的内部边界、它的隧道及被破坏的大道，皆是如此。
这位美国市长的宣称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它已经开始在一些首府城市发生，在一些地方性城市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强制内倾性而致的现象（phénomène d’introversion obligée），在此现象中，都市，维持着以工业企业为样板的跨国经济的最初效果，一种名副其实的“城市再部署”（redéploiement urbain），它将促成一些工人城市的空心化，诸如英国的利物浦和谢菲尔德，美国的底特律和圣路易斯，以及西德的多特蒙德；就在与此同时，恰恰有些别的聚集区域得以发展，它们是围绕着大型国际机场而建成的城市区，一种大都会区（métroplex），亦即大都市集合体，比如“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自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机场的建设愈发受制于要专门防备空中劫机者的迫切需要。
建筑业不再派生于传统的技术性限制。自此以后，计划的制定需考虑到“恐怖主义污染”的风险，区域布置的构想则来自于“清洁区（zone stérile）-离开区”和“非清洁区（zone non-stétile）-抵达区”二者之间的对立。突然之间，所有形式的装载和卸载——无论是针对人员、行李还是货运状态——以及所有的机场过境，都已经要受制于一种 “内-外有别”的交通管制系统。基于此，建筑架构，与建筑师的个人特性几乎毫不相干，而是来自于一种构想出来的公共安全的需要。
作为整个国家的最后一道门户（Dernière porte de l’Etat），机场充当了昨日的要塞、港口或者车站，成为对贸易和通信进行必要管理的一种场所，因而也成为了用于对“空中及边境巡警”（police de l’air et des frontières）进行管控和严密监控的场所，而这种“空中和边境治理”的反恐探索开始惹来众多非议，比如，当德国边境守军(GS.G9-德国边防第9大队)介入到摩加迪沙的人质劫持事件中，其行动已经远离德国本土数千公里之远。
从那个事件开始，对传染病患者或者嫌疑人采取监禁的战略，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将对方拦截在半途中”（l’intercepter sur son trajet），这意味着要对其衣服、行李进行检查，这也解释了现在为什么在那些规定性的过境场所之中，摄像头、雷达和探测器开始激增。当法国人开始建所谓“安全度最高的监狱”，他们用的其实就是飞机场早已在数年前即已采用的“磁控门禁”（portiques magétiques）。这其中悖谬的是，用以保证旅途中最大自由的这些设备，恰恰是监狱关押的部分核心。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一些居住区，治安仅仅是通过连接着城市中央警察局的闭路电视来得以确保，在超市，在银行，以及在主要的高速公路上，收费处就是古代的城门在今日的倒影，“通过仪式”（rite de passage）不再是间断性的，而是内在性的。
在这种新的“无视域的视角”（perspective sans horizon）中，进入一个城市之中，不再是通过一道门，或者通过凯旋门，而是通过一个“电子视听系统”（système d’audience électronique）。道路的使用者不再被理解成是居住者，或者是重要的居民，而是要被理解成是持续转换中的对话者。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太多空间中的连续性断裂，即不会是地籍空间、城市地块边界的断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时间中的断裂，即在一种高端技术和工业化再部署的时延（durée）中，不停地布置一系列的阻断，如企业停业、失业、弹性工时劳动力、连续或同步的隐匿。城市环境因而先被组织起来，再接着被打乱，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带来了当地不可逆转的衰退和破败。就像在里昂附近的公共居民区，“更替率”（taux de rotation）如此之高——人们在这里住一年，然后搬走——这样就毁坏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倾向于满意的居住地。
实际上，在最初始的围墙之后，“边界”（limite）的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涉及到“正面”和“对面”。从栅栏到屏幕，中间经历石筑围墙的壁垒，“边界-表面”（surface-limite）已经不停见证了各种可感知和不可感知的转变，而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蜕变即是“界面”（l’interface）。再一次，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一个城市之中：那些大都市仍然拥有自己的外观吗？在什么样的时刻，城市将其面孔展现给我们？（A quel moment la ville nous fait-elle face）。“去市内”(aller en ville)这一流行语已经替代了十九世纪的“到城市去”(aller à la ville)这一表述，它表征着一种相遇、一种正面遭逢的不确定性，就好像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站在城市面前（devant），却只能逗留在它的内里（dedans）。如果说，大都市仍然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它其实已经不再与传统的“城-乡”对立或者“中心-边缘”对立相关。城市部署长时间以来即已丧失了其在地化的、轴向化的明显特征。不仅仅是郊区在这样的解体中发挥了作用，随着运输革命和传输技术、远程传输技术的发展，“市内-市外”这样的对立已经走向消解。这些都促进了那些松散的城市郊区都被整合进一个城市群之中。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重要时刻，当此之时，城市建筑材料的不透明性正在趋于消失（où l’opacité des matériaux de construction de réduit à rien）。随着钢材骨架建筑的发明，将各种追求轻盈和透明的材料（比如玻璃、各种塑料……）用于建筑，开始取代以前的以石头层砌墙的方法，与此同时，在建筑的设计阶段，描图纸、醋酸纤维塑料和有机玻璃开始取代纸质材料的不透明性。
另一方面，借助于屏幕的界面（l’interface de l’écran），比如电脑、电视或者远程会议，“接入表面”（surface d’inscription）迄今而言已丧失其原有深度，它作为一种“距离”而存在，成为一种新型再现场域的深度，一种没有任何对面遭逢的可见性，古典式的街头会面已经消失，抑或被抹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位置的分野趋于模糊了，形于融合和混淆。在丧失了客观边界以后，建筑部件开始飘移、漂浮，处于一种电子以太之中，这种电子以太缺乏空间性维度，却是即时扩散的单一时间性中的一环（Privé de limites objectives, l’élément architectonique se met alors à dériver, à flotter, dans un éther électronique dépourvu de dimensions spatiales mais inscrit dans la seule temporralité d’une diffusion instantanée）。此后，借助于显示器或者控制屏幕的接口(l’interfaçade)，人们再也不能因为实体障碍或者时间间距而分开：彼即是此，此亦是彼。
这样一种突然性的边界和对立的倒转，在共同空间中，迄今都是“微观视看”（microscopie）的秩序所在：在那里，“实”，不再存在（le plein n’existe plus），在仪器光线照射的虚假视角中，彰显出一种无限制的扩展。被构建后的空间成为某种电子地志学（topologie électronique）中的一部分，这种地志学中，视点的框架和数字图像的结构重构了城市的地块划分。古典的“公-私”（privé/public）之间的遮掩，居住和交通之间的分野，被一种“过度曝光”（surexposition）所取代。在此种“过曝”之中，“远”和“近”之间的区分不再存在，就像电子性的“微观视看”之中，“微观”和“宏观”的区分也同样不再存在。
当代城市的表征因而不再体现为一种仪式性的开启城门，也不是街道和道路上的列队和游行，而是从现在开始，体现为开启一种新的“技术性时空”（espace-temps technologique）。通信技术的准入协议替代了城门。城门的声音也被数据库的声响所取代，被一种技术文化的通过仪式所取代，这种技术文化的进程往往被其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性所掩盖，被其网络的非物质性所掩盖。道路及各类网络[1]的框架不再适用于一种建构好的空间组织之中，而是存在于一种不可感知的时间规划的序列之中。在这样的时间里，人机互动取代了建筑物的外立面，取代了地产用地的外表面。
如果说，城门的开启宣告了一种白昼与夜晚相互交替的进程，今天的我们则不单单发现了百叶窗的开启，更是发现了电视的开启。白昼被篡改了。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太阳光线之上，以及在蜡烛闪烁的、徘徊不定的光线之上，又新添了一种电子性的“假拟光线”（un faux-jour électronique），它出现于信息“交换”的时间表中，却与真实时间没有任何关系。线性的时间、历史的时间、以及流逝的时间，都被一种即时“显露”（qui s’expose）的时间所取代。在电脑的屏幕上，一段时延会成为接入其中的“支撑面”，准确说，或者用更为“运动学”的方式来说，是“时间造就表面”（le temps fait surface）。因为有隐形的阴极射线管材料，空间维度因而变得和传播速度密不可分。城市，一种没有“时间整一”的“地点整一”，已消失于一种异质性之中，即消失于前沿技术的时间领域的异质性之中。城市的外在形式，不再是由分割了“此处”和“彼处”的边界划分来呈现，而是发展成为某种“时间表”的程序化编制。
曾几何时，人们要进入某个城市，必须要经由某个实体性的门户，现在，人们则是通过某种视听协议进入某个城市，此种协议之中，即便是公共接待和社交招待，都已经被视听手段和监控手段所转换。在这个光学幻觉的视角里，在运输和传输时间中的留驻，已经取代了在居住空间中的留驻，“惰性”即将置换旧时的“定居性”（l’inertie à renouveler l’ancienne sédentarité），亦即置换城市地点的持久性。借助于新型的即时通讯的媒介(卫星、电视、光纤、信息技术)，“抵达”取代了“出发”（l’arrivé supplante le départ）：在无需“离开”的情况下，一起皆已“抵达”。直到不久之前，城市人口还被被区分为“城内”人口和“城外”人口，而在今天，时间成了区分人口的尺度。曾几何时，某一段漫长的“历史时延”，可以通过某个“城市中心”区域来达成印证，而今越发不再如此，可资认同的仅是几处遗迹而已，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技术时延”（durée technique），它和任何的事件日程、和任何的集体记忆都毫无关系（sans commune mesure）。这是一种纯粹的计算机时间，它帮助构建出一种永恒的当下（présent permanent），一种短暂空洞的“强度”，摧毁了这个越发堕落之社会的节律。于此之中，“遗迹”，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有精雕细作的柱廊，也没有了被各种富丽建筑点缀的遗存道路，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无所事事、一种在仪器面前的巨大期待，等待仪器将服务供给给我们（la monumentale attente de prestations de service devant les appareils）。人人都忙于在某种通讯仪器前、抑或在远程通讯仪器前等待：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前排成长队；众人注视着飞机机长手上的人员名单；伴着床头柜上的电脑控制器入眠。最终，门户，转换成经由各种载具、各种载体而达成的装载（emporte），其连续性中的断裂不是创造出某种空间，而是创造出某种“倒计时”，在此之中，工作的紧迫占据了时间的“中心”（centre du temps），而假期和失业的散漫时间则只是处在时间的边缘，成为“时间的郊区地带”（banlieue du temps），成为对于各种活动的“清理”，从而使每个人都完完全全地被放逐到私人（privée）生活之中。
如果说，尽管后现代建筑师有着种种意愿，现在的城市其实是没有门户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城墙之上已经孕育出无限多的开口，无限多的封闭中的绽裂。尽管不像古代那么明显，但其实它们一样是有效的、是约束性的、是分离性的。工业化运输革命的幻想以进步的无限性误导了我们。时间的工业化调整秘而不宣地补偿了农业土地的流失。如果说，在19世纪，“城市/乡村”带来的吸引力（l’attraction ville/campagne）已经掏空了土地空间的文化实质或社会实质，在20世纪的末期，城市空间则失去了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只为了促成某种即时性放逐的体系，其技术强度不停搅扰我们的社会结构：以其对生产的重新配置来看，它是一种对人员的放逐；以其“人-机”互动的层面来看，它是一种对注意力的放逐，对人与人之间当场相见的放逐，对城市中的对面遭逢的放逐。所有这些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积聚，一种“后-城市”的、跨国的积聚，而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皆已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美国的中产阶级仍从东部城市逐步撤离。在城市的中心被逐步沦为边缘人群聚集区之后，现在所发生的，是城市自身逐步退化，不再充当某个地区的中心（Après la dégradation des centres-villes transformés en ghettos, c’est maintenant la détérioration des villes comme centres des régions）。
从华盛顿到芝加哥，从波士顿到圣路易斯，大型的城市中心都在收缩。在过去的十年间，纽约市濒于破产，失去了其10%的人口。与此同时，底特律失去了其20%的居民，在克利夫兰，这一数字达到了23%，圣路易斯则是27%。部分地区甚至有如鬼城，而这一过程也已被美国电影永久性地呈现出来。
这些都是日益迫近的“后-工业”去城市化进程的征兆，它预示着一种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发达国家的规模性流失。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即可以预见，这一空间部署的失控源自于一种幻想，一种“地点”将持续驻留的政治经济幻想，它在时间机动化调整的时代中、在“视网膜驻留”（la persistance rétinienne）的视听技术发展的年代下，幻想着去构建“地点的驻留”(la persistance des sites)。
“所有的表面都是两种环境之间的界面，它以两种物质之间相互接触的交换形式，支配某种持续的活动，”（Toute surface est une interface entre deux milieux où il règne une activité constante sous forme d’échange entre les deux substances mises en contact）。这一对于“表面”（surface）一词新的科学定义，呈现给我们一种正在发生的“污染”：“边界-表面”正在成为一种渗透膜，一种吸墨纸。尽管这一“词源学”比以往更为严格，但其实仍指出了“边界”这一概念的变化。空间边界正在经历转变（La limitation de l’espace devient commutation）：激进的分离，强制的移行，一种持续活动的中转，不停交换的活动，两种环境以及两种物质间的转换。过去的物质边界，亦即物质的“终端”，现在已经成为物质的某个入口通道，隐藏在最不可感知的实体的内部。从现在开始，表面和表层的显像中隐藏了一种秘密的透明性，一种无厚度的厚度，一种无体积的体积，一种无法感知的数量。
如果说，这种情况呼应了一种无穷小的物理现实，那么，其实它也适合于一种无穷大的物理现实：曾几何时不可见，现在却成为了“某物”，反倒是最远的距离都不再能够妨碍感知（inversement la distance le plus grande n’occulte plus la perception）。最为广阔的地理区域都形于收缩，都更为集中。在屏幕的界面中,一切已然就在那里，在一种瞬间传输的立即性之中，呈现于我们的视野。举例而言，在1980年，当泰德·特纳[2]决定创办“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使其成为一个全天候24小时滚动直播新闻的频道，他其实就是将他的用户的公寓转换成了用以播送全球新闻事件的“演播室”。
因为有了卫星，电视的“窗口”将给视看者带来另一种白昼的光线，带来了两极对映（antipodes）[3]的存在。如果说空间使得万物不居留于同一个地方（si l’espace c’est ce qui empêche que tout soit à la même place），这种突然性的闭缩，将却一切事物，完完全全地归并到一个“地方”，归并到到这样一个“无地点的地点”中。大自然凹凸有致的面貌以及时间性的距离近于耗竭，使得所有的本地性、一切的地点，都被置于一种“远程视看”之下。就像一切被远程直播的事件，一切的地点都可以任意互换。
此种无处不在的瞬时性通向了一种“非地”（atopie）。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之后，“速度距离”（distance vitesse）废除了实体维度的概念。速度，突然成为一个逸出所有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之外的“根本尺度”（grandeur primitive）。这样的一种突然性的抹除，等同于环境中片刻的惰性。在远程通讯的急遽加速之中，传统的“聚居”（agglomération）消失了，让位于一种新生的“积聚”(concentration)：积聚于其中的是“无住所入住”(domiciliation sans domicile)，不再有不动产的边界，所谓的围挡与隔断，与其说是来源于一种持久性的实存障碍，还不如说来源于对于“发射”行为的中断，或者说是电子领域中的“阴影地带”（zone d’ombre），前一种“发射”已经替代了阳光的“照射”，而后一种“阴影”也已经替代了建筑物的“投影”。
一种古怪的“地志学”，隐藏于远程播送图像的显明之中。建筑的种种计划，被不可见的长镜头“蒙太奇”所替代。曾几何时，地理空间的布置是经由城市或乡村的边界标定的几何学所厘定，而在今天，时间的布置是经由“技术时延”不可见的碎片化而组织起来：就后者而言，其中的分割，或者说，其暂时性的中断，替代了以往的持久性的遮掩。“节目指南”替代了网状围栏，就像曾几何时，铁路“时刻表”也一样替代了“星历表”。
译注：
[1] 这里的“网络”，是“voirie et réseaux divers”,即VRD，属于公共建设用语，指道路和供水、供电等各种相关网络——中译者注。
[2] 泰德·特纳，CNN创始人，
[3] 对跖点（antipode）本是地理学、几何学上的名词，位于球体直径两端的点，互称为对跖点，也即，如果将地球视为一个球体，则中国上海的对跖点就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处为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