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场上吴昌硕、齐白石的篆刻

篆刻艺术是我国的国粹之一，是以刀代笔，在印材上按照已经写好的书法，或画好的图像，进行刻刀刻写。它是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具有实用与欣赏的双重价值。近现代以来，篆刻大师灿若繁星，作为其中优秀的代表，我们选取了齐白石，傅抱石，吴昌硕三位大家的拍卖作品，以供方家雅正。

吴昌硕

吴昌硕  青田石自用印

4.4×4.4×7.7cm

“同治童生，咸丰秀才”朱文自用印。此印之巨，置诸昌老作品中亦称翘楚。且文句为记录行藏的自况，对研究昌老生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860（咸丰十年），吴昌硕年方十六，恰遇“洪杨之乱”，即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战争。为避战乱，他随其父逃兵燹四处流离，“学殖荒落”，废弃学业；直至1865年（同治四年），方得潘芝畦之力参加乡试，中了秀才。晚年的吴昌硕忆及往事，心绪万千，故刻下了这方纪实作品。应该是早在咸丰时完成的童子学业，却到同治年间方得重续，这种心境非经离乱，又何能体会？昌老另有“重游泮水”一印，也是这种心境的直接记录。从印章的风格来看，此印的面目大致是板实而厚重的，这显然是作者心境在创作中的投射。沉重的生活回忆物化为作品，不能摆脱心情对风格的影响，情动于衷，使此印显现出厚重朴茂的风格趋向，虽然如此，在每个字的篆法上，作者的动力以及巧思还是一一呈现出来，无论是线条的直曲、虚实，还是用刀的迟涩、畅达，都在具有节奏的前提下展露无疑。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这方印的那一刻是极其精心的、沉重的和史诗性的，于是，诞生了这方情志相合，理意兼融的上乘佳作。

吴昌硕  青田石自用印

2.4×2.4×5.8cm

“二耳之听”白文自用印，又是吴昌硕作品中完全以古玺印式创作的作品。排布作三简一繁，揖让生情，欹侧生姿，是吴氏不多见的古玺中的佳作，线条轻重虚实各安其分，刀感浑朴却又时见爽利之意，尤其边款所谓的“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极具哲理，嘱人不可偏信偏听，令人想见东坡居士之哲诗。

吴昌硕  昌化石自用印

2×2×5.1cm

“一狐之白”自用印是一方成功地运用小篆的字法而参用古玺章法的佳作，此印文字创作难在三个字过简，狐字亦不繁，易流于空泛，但作者使用搭边借边、加粗线条、调节文字间的重心等手段，恰到好处地创作出这件方圆结合的作品，要知道此时的作者，还是位35岁的青年，尚在湖州学习中。可贵的还有朱文边款，在吴昌硕的作品中，朱文款不多见，篆书朱文款尤少，也是此作值得仔细推敲的特点。（吴昌硕载述，刻此印时，客于苕上，宿金杰寓中。）

齐白石

齐白石　芙蓉石“刚健笃实辉光”狮钮章

3.6×3.6×4.5cm

此印以芙蓉石为质，颜色莹洁，润泽如羊脂，上作狮钮，意态雄强朴厚。印文“刚健笃实辉光”出自易经第二十六卦《大畜》卦。《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是谓刚健笃实者畜聚不已，于是光辉荣耀，德行日新。齐白石初以雕木为业，后苦学书画治印，“五出五归”、“衰年变法”，终获大成。其博采古今之长，融会贯通，可谓“刚健”；数十年间钻研不辍，又为“笃实”。此件钮章，不但是白石治印精品，也是其艺术生涯的生动写照。

齐白石(1864一1957)湖南湘潭人，二十世纪十大画家之一，世界文化名人。白石乃长子，派名纯芝，号渭清，又号兰亭。27岁时（1889年）又取名璜，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遂以齐白石名行世；并有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星塘老屋后人、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寄园、萍翁、寄萍堂主人、龙山社长、三百石印富翁、百树梨花主人等大量笔名与自号。

曹锟（1862－1938），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出任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卢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所请出面组织新政府，因其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齐白石　寿山石“虎威上将军”狮钮章

3.4×3.4×5.2cm

这件“虎威上将军”狮钮章是齐白石为曹锟所作印章之一。曹锟曾在保定贩布为生，后入天津武备学堂，中日甲午战后加入袁世凯小站新军，甚受赏识。1915到1916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封曹锟为虎威将军。曹锟颇以袁氏赐赠封号为荣，延请齐白石作画亦用此号，对白石老人所作印章也极加宝爱。齐白石作此印时，正当其篆刻艺术巅峰期，刻字运刀刚劲严整，圆转自如。印章质地莹润剔透，钮刻狮子，既以谐音寓意“太师”，又暗合“虎威上将军”之威仪。

傅抱石

寿山碓下黄瑞兽钮傅抱石刻郭沫若自用印

4.4×4.5×9.5cm

郭沫若与傅抱石是分别驰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国画领域的两位风云人物，他们一个以诗集《女神》、剧作《屈原》等名作著称文坛，一个以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大涤草堂图》等巨作闻名画坛，而且各自在文学史、美术史建立了显赫的地位，深受世人瞩目。作为作家、诗人、学者而兼书法家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着精辟独到的鉴赏力。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等中国20世纪各领风骚的国画家们，携手造就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在这些国画大师中，傅抱石当属与郭沫若结识较早，合作最为默契的画家之一。自他们自结识后，便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彼此尊重，互相合作，历经岁月的考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傅抱石的艺术生涯，以及后期在中国画坛大放异彩，确实与郭沫若的鼎力相助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郭沫若与傅抱石的友情始于30年代的日本。自幼喜爱篆刻书画的傅抱石，曾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读完了艺术课程。1932年在江西省立一中艺术科执教的傅抱石，得到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帮助，通过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推荐，傅抱石于1933年春季成为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的研修生，主攻美学与东方美术史，从而得到了在日本结识郭沫若的机会。傅抱石早对中国绘画史产生浓厚趣，在1929年即完成了10万字的《中国美术变迁史纲》。留学期间，他更立志要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史。他同许多日本学者谈过这想法，然而反应却是清一色的“怀疑”。在日本学者的非议声中，傅抱石却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1935年9月傅抱石留学归国不久，就编成一部《中国美术年表》，使中国美术史长河中周两汉的雄浑、唐宋明清的大雅，罗致会通，经纬了然。傅抱石当然不会忘记郭沫若在异邦他乡所给予的勉励和支持，他在《自叙》中曾郑重地写到，他之所以决定落笔，原因之一即在于“尝与郭石沱先生道鄙意，亦重荷奖勖。”这位郭石沱先生，便是郭沫若。

1935年5月傅抱石东京个人书画篆刻展的一举成功，画展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傅抱石的天赋、才气、勤奋、坚韧。但如果说到玉成此举的外力，那么来自中日两位学者的帮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傅抱石的导师金原省吾， 一个便是郭沫若。郭沫若11月18日写给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子祥）的手札：“倾有中国篆刻名家傅抱石君（尤善刻细字， 且工画）欲与尊台一谈，特为介绍。又傅君欲晤河井荃庐氏，能为介绍尤祷。”傅抱石通过郭沫若的介绍，结识了这位有眼识的出版商以及包括日本最有名望的篆刻家河井荃庐在内的其他日本学者。经过金原省吾等人再三斡旋，场地终于谈妥。春节过后郭沫若即为傅抱石画题诗数种，其中包括《瞿塘图》、《渊明沽酒图》。5月10日，傅抱石个人作品展在东京银座松阪屋如期揭幕。郭沫若手书的会标“ 傅抱石中国画展”竖立在展馆前门，庄重醒目。日本最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都到了场，展览会大获成功。同书画作品比较，展览会上傅抱石的篆刻作品与篆刻技术现场演示，他的篆刻震惊了整个日本艺术界，称之为“支那篆刻神手”，取得了更加轰动的效应。应该说此次个展的成功，无疑是傅抱石艺术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两人间的友谊由此开始，直至傅抱石辞世。

1958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傅抱石画集》问世了。这是傅抱石有生以来第一部精美的大型画册。郭沫若为题辞：“抱石作画别有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之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吾尝言：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则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这百余字的题辞概括了傅抱石绘画艺术的精髓。其中“经历风霜，更臻岿然”8个字，尤其包含了这位良师益友对傅抱石的爱护、勉励和鞭策。1959年夏，傅抱石、关山月共同接受了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沁园春·雪》的诗意，为即将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壁画。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画家们一起探讨了画面的整体构思，然后由郭沫若同傅抱石再作进一步研究。针对原词“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句，郭沫若提出，主席写这首词时，全国没有解放，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天已经晴了，因此画面上要画出红日，表现太阳升起来以后的自然景象。傅抱石综合了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的意见设计出小样，几经推敲而后定稿；近景是高山苍松，远景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云海茫茫，一轮红日高悬，辉煌灿烂。9月27日，毛泽东主席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由傅抱石和助手一起把原迹放大临摹在画面的左上方。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傅抱石、关山月终于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这幅气魄宏伟的垂世之作。

早在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居住时，书房里就挂着傅抱石赠送的条幅《桐荫读画》，郭沫若曾专门为画的来历写过一篇感情真挚的散文。50年代郭沫若住在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时，南屋会客室的墙上挂的也是傅抱石的作品，题为《九老图》，是画家的一幅人物佳作。文革前郭沫若从大院胡同迁入什剎海前海西街新居，傅抱石专门为郭沫若新居，画了一幅《拟九龙渊诗意》。画面上群峰起伏，烟云缭绕。飞瀑自天际悬垂，顺势而下，湍流不息。前景一巨石矗立，雄浑伟岸，崖头霜叶纷披，沟壑以铁索相连。一行游客驻足林边空地，站在前面的画中人物正临风眺望，烂漫秋色尽收眼底。显然，画面上那迎风站立的人物，就是画家心中的诗人形象。题款：“沫公、立群夫人垂赏即乞诲政，一九六五年春敬写九龙渊诗意　傅抱石南京并记”。这是傅抱石一生创作的郭沫若诗意画中尺幅最大、气势最见磅礡的一幅，也是为这位相交30余年的挚友，所作的最后一幅画。那用水墨皴擦点染的高山流水，并非九龙渊的写实，而是沫若诗情与抱石画意的交响，是诗人与画家30余年友情的汇集，是天地的呼吸、自然的脉动。傅抱石在完成此画的当年秋天，因频繁发作的高血压，和难以割舍的诱发艺术灵感的酒，夺去了他的生命。郭沫若曾因此惋惜不已。傅抱石或许九泉有知，他以《拟九龙渊诗意》中那巍然耸立的山崖， 湍流不息的飞瀑， 陪伴着郭沫若经历了10 年的动乱，又和郭沫若一起走过人生最后的路程。

郭沫若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15年。1988郭沫若故居被设为郭沫若纪念馆。馆中陈设了郭沫若先生一生工作和文化经历的遗物。其中有一方印章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方寿山碓下黄印章，圆雕辟邪瑞兽钮，体量硕大、材质良好，包浆润古、雕琢精良。是傅抱石为郭沫若所刻，印文刻“郭沫若”白文印（著录：上海书画出版社《近代书画家款印综汇》P619），边款：一九五九年八月，沫公延利。抱石。北京。通过对傅抱石年表的查阅可知，是年7月傅抱石赴北京与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巨作，至9月下旬完成，9月27毛泽东为此画题“江山如此多娇”。印作时间与傅抱石年表记载时间十分吻合。

而本件拍品傅抱石为郭沫若刻”石沱“自用印，亦为寿山碓下黄石，章材伟岸硕大，质地温润凝腻、包浆古穆；圆雕辟邪瑞兽钮，后卧前蹲，昂首瞋视，肌骨健硕具极强的力度感。二印无论尺寸、石材、雕工均完全一致。原来郭沫若纪念馆中所藏傅抱石刻“郭沫若”生前常用的名字印，与本件拍品为对印。所作印文曰“石沱”，边款：沫公正刊，抱石。印文“石沱”二字典出周秦古文字，而字义的来历，在中华书局1985年版容庚所著《金文编》第728页中，有十分明确阐述：“郭沫若原名开贞，《说文解字》“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二字古代可通用。三十年代，郭沫若为避国民党文网，改笔名为“鼎堂”发表金文考释之类学术论文。“石沱”系由“鼎”变化而来，周代末期的铭文中常称鼎为“石沱”或“石它”旁边各加鼎旁，“鼎旁石它是鼎的一种别名。”。

被赞为“国画之魂”的傅抱石，因其画名盖世，故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为画名所掩。其实早在年轻时，因其仿作赵之谦印足以乱真，曾在南昌城引起轰动，如同张大千仿石涛画起家并被传为佳话。其实他的艺术生涯是从篆刻开始的，自诩“印痴”。早年的傅抱石除深研赵之谦篆刻，还阅读古今印谱，年方22即完成《摹印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脉络贯通，论述精到，许多插图亲手绘制，洋洋四万多字全用小楷写就。1935年在日本举办《傅抱石金石书画展》时，他的篆刻震惊了整个日本艺术界，称之为“支那篆刻神手”。纵观此印，所用篆法高古富含金石韵味，刀斫斧削大气磅礡，铁线犀利英气逼人。水准之高绝不让吴苍石与齐白石，可谓之三石鼎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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