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保论坛| 多措并举，异彩纷呈——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实践

摘  要：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领域开展了诸多的传承性保护工作，如基于民俗传承的“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古籍保护领域相关传承人的传统技艺传承活动、各种展览、媒体传播、文创开发，借助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等。认识并增进对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可使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架构更为完备，更好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古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性；传承性保护

作者/ 天津师范大学周余姣、田晨、武文杰、曾晓 、任雪

近年来，关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理论探索愈加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武文杰等人以东巴古籍文献为研究对象，以“存藏”“再生”“传承”为线索，积极探讨民族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问题，认为在做好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东巴古籍文献的传承性保护工作有重要意义。田晨等人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例，建议博物馆在加强对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同时，积极发挥其“传承性保护”的工作职能，以古籍展览、文化传承体验活动、古籍文创开发等多种方式推进对古籍的传播与利用，助力古籍保护事业。周余姣等人根据“文化传承性”这一理论依据，将古籍保护工作中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括为“传承性保护”，并探讨了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场所、传承方法等。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实际上是对现阶段丰富的古籍传承性保护活动的实践总结。

传承性保护的具体做法，是通过民俗活动参与、展览展示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项目进行古籍知识的普及、宣传和教育活动，促进对古籍的合理利用，实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目标，使“文脉”得以传承，并最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前，虽无古籍的传承性保护之“名”，但全国范围内都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传承性保护活动，可以说深得其“实”。本文梳理了近年所开展的古籍传承性保护活动，为古籍传承性保护理论提供佐证，以期引起更多古籍保护研究者的重视。

一

以“曝书会”的传统节日为抓手，推动古籍保护民俗之传承

“曝书会”源自于宋代，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间的一个传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开展。通常于每年农历的六月六、七月七进行。2017年，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以“古盼生辉，籍韵秋风”为主题举办复旦大学首届曝书会，共展出80种古籍，另有雕版、五彩墨、版画、年画等展出，吸引众多师生驻足赏阅。此后，也连续举办数次。效果虽好，但规模仅限于一校，影响不广，还有待于扩大范围进行。或基于此，2019年8月6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号召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开展晒书活动，组织首届“中华传统晒书活动”，邀请各大公共图书馆馆长亲自晒宝，介绍馆藏珍贵古籍，分享典籍背后的动人故事。启动仪式在曲阜孔子博物馆举行，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在致辞中指出：旨在通过晒国宝、晒经典、晒技艺、晒传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公私藏家、广大民众一起分享古籍知识，传播爱书护书观念，光大中华传统典籍保护传统，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古籍中的真善美深入人心，逐渐涵养成大家喜闻乐见的晒书节日。各大公藏单位积极响应，单就“馆长晒国宝”这一活动，据称：共20个省份27家单位参与了此次“晒国宝”活动，提供视频资料42条，晒出珍贵古籍64部 。笔者在网络上仔细阅读了所“晒”之宝48部，观看了视频资料29份。大多数晒宝人是各馆的馆长或副馆长，个别为古籍特藏部主任或书记等人。视频资料或短或长，但都切中肯綮地“晒”出了“国宝”特异之处，深度揭示了古籍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有意思的是，宋刻本《万卷菁华》浙江图书馆和山东图书馆都作为镇馆之宝晒出，希望将来真能“合璧”；浙江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也都重点揭示了雷峰塔旧物《陀罗尼经》之价值；其他的“国宝”也是各有特点，让人叹为观止。

上海图书馆在此次“晒国宝”前举办了“上海图书馆藏古籍善本特展”，还通过电视节目“诗书画·古籍今读”，连续10天，每天介绍一种该馆的镇馆之宝。2019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馆正式开幕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也是本次“晒国宝”活动一个重点。该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典籍类展览中数量、规格、等级最高的一次，共汇集全国20多个省份、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藏品330余种。除了珍贵古籍的实物展示，还利用数字模拟沙盘演示、全息视频演示、沉浸式数字场景、微信语音导览等科技手段，取得了较好的口碑与反响，真正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让古籍活起来”的精神文化盛宴。

此外，“晒经典”环节，主要是邀请文化名人等通过活动、展览、讲座、沙龙等形式，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向外界推介展示。如首都图书馆通过馆员系列讲座方式，向读者推介馆藏珍本古籍以及特色资源，目前已举办了“珍本撷英——首都图书馆藏珍本古籍选介”“学人心曲——绥中吴氏藏书特色漫谈”“玉版朱痕——中国古代藏书印漫话”三场古籍文化专题讲座。其他仍然是通过制作“百部经典”系列短视频的形式，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作品《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史记》《左传》《孟子》等进行精准而生动的解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上可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工作，推动古籍保护民俗之传承，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其实，曝书会既可算传统节日，也是传统仪式，区别在于传统节日的两个特征：一是要有足够的规模，二是时间上必须固定。为了做好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工作，还须尽量将这种传统仪式向传统节日方向上固定为好。2019年是首届“中华传统晒书大会”，2020年又举办了“传习经典 融古慧今——2020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似此，将来或可形成制度，使之成为一种“新民俗”。

二

注重“活态传承”，探索传承人制度

传统技艺的传承，赖于师徒相授、口耳相传，“活态传承”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群体多来自于艺术学、民俗学、经济学、文物学等领域。古籍保护工作中既然也涵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当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在我国古籍传承性保护的过程中，也需要实施传承人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时，应当提交的材料包括项目介绍（含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传承情况介绍（含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保护要求（含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以及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目前可见的古籍保护领域内的主要的传承人有两种类型：

（一）古籍保护相关技艺传承人

文化部分别于 2007、2008、2009、2012、2018年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3068名，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传统技艺传承人如下表：

表1  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批次	姓名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备注
第一批	邢春荣	宣纸制作技艺	安徽省泾县
第一批	罗守全	皮纸制作技艺	贵州省贵阳市
第一批	刘世阳	皮纸制作技艺	贵州省贞丰县
第一批	和志本	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
第一批	托乎提·吐尔迪	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
第一批	杨占尧	竹纸制作技艺	四川省夹江县
第一批	庄富泉	竹纸制作技艺	浙江省富阳市
第一批	周美洪	徽墨制作技艺	安徽省歙县
第一批	崇德福	木版水印技艺	北京市荣宝斋
第一批	王丽菊	木版水印技艺	北京市荣宝斋
第一批	陈义时	雕版印刷技艺	江苏省扬州市
第一批	彭措泽仁	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	四川省德格县
第三批	王兴武	皮纸制作技艺	贵州省丹寨县
第三批	玉勐嘎	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	云南省临沧市
第三批	次仁多杰	藏族造纸技艺	西藏自治区
第三批	王柏林	桑皮纸制作技艺	安徽省岳西县
第三批	汪爱军	徽墨制作技艺	安徽省绩溪县
第三批	高文英	木版水印技艺	北京市荣宝斋
第三批	蒋敏	木版水印技艺	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三批	多吉登次	藏族雕版印刷技艺（波罗古泽刻版制作技艺）	西藏自治区江达县
第三批	张逢学	楮皮纸制作技艺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第三批	王超辉	木活字印刷技术	浙江省瑞安市
第三批	林初寅	木活字印刷技术	浙江省瑞安市
第四批	万爱珠	皮纸制作技艺（龙游皮纸制作技艺）	浙江省龙游县
第四批	周小三	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	云南省临沧市	傣族
第四批	刘同烟	桑皮纸制作技艺	安徽省潜山县
第四批	李法儿	竹纸制作技艺	浙江省富阳市
第四批	鲁建庆	徽墨制作技艺（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	上海市黄浦区
第四批	肖刚	木板水印技艺	荣宝斋
第四批	马萌青	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江苏
第四批	杜伟生	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	国家图书馆
第四批	汪学军	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	中国书店	肄雅堂
第四批	波空论	贝叶经的制作技艺	云南	傣族
第五批	曹光华	宣纸制作技艺	安徽泾县
第五批	章仕康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	江西省铅山县
第五批	张世峰	皮纸制作技艺（平阳麻笺制作技艺）	山西省襄汾县
第五批	潘玉华	皮纸制作技艺	贵州省丹寨县	苗族
第五批	林志文	竹纸制作技艺（泽雅屏纸制作技艺）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第五批	刘仰根	竹纸制作技艺	福建省将乐县
第五批	李志军	竹纸制作技艺（滩头手工抄纸技艺）	湖南省隆回县
第五批	汪培坤	徽墨制作技艺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第五批	魏立中	木版水印技艺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第五批	黄小建	雕版印刷技艺（杭州雕版印刷技艺）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第五批	夏吾他	雕版印刷技艺（同仁刻版印刷技艺）	青海省同仁县	藏族
第五批	泽培	藏族雕版印刷技艺（波罗古泽刻版制作技艺）	西藏自治区江达县	藏族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第一批至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代表人名单中，除第二批没有相关的传承项目外，与古籍保护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代表人多达45人，主要是各种古籍用纸的制作技艺、雕版印刷、古籍修复、古籍的制作等方面。此外还有一些传统技艺，如“装裱修复技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未列入上表，但仍可看出在国家层面上对古籍保护相关的传统技艺传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他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会被邀请参与到古籍保护活动中。如2011年6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技能展示暨现场咨询活动”，邀请了10位传承人和中医专家展示中医特色技能，提供诊疗咨询。对于一些传统技艺，需要适时地予以展示，如2019年“中华首届晒书活动”之“晒技艺”等环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邀请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云南传习所导师、云南省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分享如何修复少数民族古籍文献（5分27秒视频）。与此同时，还举办了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由古籍修复专家现场点评参赛者的修复技艺。共有4个省份分别举办了5个场次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参赛人数多达96人。这些展示有效地吸引了民众的关注，提高了人们对古籍保护的认识。

技艺的传承还需要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等活动，以确保技艺的纵向传承。2013年6月8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先生收徒仪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杜先生此次收了8位修复馆员为徒弟。此后，许多修复师都招收了为数不少的徒弟，有效地改善了古籍修复后继乏人的问题。如就在2019年“中国传统晒书活动”启动仪式上，即举行了3位古籍修复从业者向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拜师的仪式。目前看，古籍修复从业者老中青的年龄结构还比较合理，是有利于传承的。对于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性保护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如中山大学林明所主持的“中国古籍传统修复技艺的知识保存与传承模式研究”于2017年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二）口传古籍传承人

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将口传古籍也称为“口头传承的古籍”。在该份实施意见中，“（五）加快优秀少数民族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的抢救工作”“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对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具有很大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古籍又被称为“无文字类古籍”“口碑载体古籍”，依靠的是祖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口传心授，相比较有文字的古籍，其搜集和整理工作更为迫切。2008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所编的《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分神话传说卷、民间故事卷、史诗歌谣卷出版，这是首次对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大盘点和大展示。不少口传古籍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汉化加深或传承人的去世而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布依族，传承人可谓是布依族口碑古籍的活宝库、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因此，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通常遵循“救人”“救书”“救学科”的途径，须率先把传承人认定好并加以保护起来。

例如云南纳西族的口传古籍传承人保护，就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通过的《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丽江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还鼓励和支持研究院、博物院及社会兴办纳西族东巴文化学校和传习馆，培养纳西族东巴文化传承人；改善纳西族东巴文化传承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和支持他们收徒授艺”。2006年，“纳西族东巴画”也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训东巴为其传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据此，其他少数民族的口传古籍，如藏族、彝族、水族、傣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也均须及早认定好传承人，并确保他们的传承活动正常开展，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承性保护工作。

代表性传承人对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的开展极为关键，此后应该继续鼓励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传统技艺传承人积极申报进入国家级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方可更好地促进“活态传承”。

三

结合其他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开展形式多样的古籍展览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传习馆凭借其参观人数多，展览场地充分的条件，在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工作方面大有可为。尤其对博物馆来说，陈列展览是博物馆服务于公共文化需要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对博物馆机构设置的职能要求。虽然古籍善本是珍贵文物，不能随意翻阅，但通过古籍展览，则可以让人们认识它、了解它，为进一步阅读和研究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古籍的认识以及关注度。我们甚至也可以这样说，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内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博物馆的“当家本事”——博物馆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天然地结合在了一起。或正因为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借助国家典籍博物馆和其他场所举办了第一批、第二批等“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还办有“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中华珍贵医药典籍展”“中华古籍保护成果展”“册府千华——纳格拉洞藏经修复成果展”等。其他各省古籍保护中心也借博物馆场所开办展览，如2010年8月20日—10月19日期间，“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125件展品涵盖24种文字，超过半数为现今仅存的孤本，参观人数逾10万人，日均超过1500人次。2011年1月26日—4月10日，该展览以“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为名，并扩大了规模，又在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展出。这样广泛的参与度，使业界深刻认识到“举办古籍展览是古籍保护宣传工作的重要形式，有助于增强社会民众的古籍保护意识，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其后还推出了《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收录有关新疆历史的珍贵古籍70多种共200多幅图，包括汉文和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同于以往图录的是，在每种古籍书影后都请相关专家撰有较为详细的文字描述，介绍其版本、内容、流传及价值和意义等。就在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传承民族记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巡展（红河站）”等在内蒙、云南各地开展。2019年12月26日，国内第一家展示纸质文献修复技艺为主题的博物馆——四川省洛带艺匠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揭牌，专门展示纸质文献修复技艺。除了在展牌上对古籍文献修复流程进行介绍，还有古籍修复师现场演示。

在笔者所关注的古籍展览活动中，天津本地的古籍展览开展得极有特色。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内部所设的“津门医粹”中医药学史展览，是天津首家以中医药文化为特色的博物馆。该展览以时间先后为序，通过陈列中医药植物标本、医药用具、中医药典籍、药王像等实物以及中医药遗址图片，展现了我国自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的中药学史的发展进程。通过该展览所陈列的藏品，可以了解本草类古籍的收集、整理和保护状况，对于参观者体验中医药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感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了解中医药的发展史大有助益。而另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是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乐家老铺药酒博物馆。作为国内第一家以药酒为主题的博物馆，乐家老铺药酒工坊以古籍、中药标本、药具、药酒等多种形式，展示了中国药酒的发展进程、独特功效和文化底蕴。该博物馆陈列了《黄帝内经·素问》《肘后备急方》《摄生众妙方》等古籍文献近30种。中医药、药酒都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结合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开展古籍保护宣传与展示工作，是古籍传承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思路。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博物馆应抓住时代发展机遇，率先改变传统思维，以古籍展览为主要方式，结合古籍开展社会教育，开创古籍利用的新模式。另还有一种特别的类型，即各大拍卖公司春秋两季拍卖会前的古籍展览，也能起到良好的宣传古籍、增进民众古籍保护意识的作用。但需要提及的是，古籍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很丰富，但古籍知识相对偏“冷门”，古籍不如其他实物展品那样生动、有趣、直观。若对古籍不是非常了解，容易使参观者产生疲劳感。如何在古籍展览中运用多媒体、新技术，增加生动性，是值得思考的内容。在举办典籍展览的同时开展古籍修复、装订、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造纸、传拓、篆刻等体验活动，增强展览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不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图书馆，还当加大对古籍的魅力真实体验的活动。

四

运用自媒体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并积极开发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流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各种智能终端上至都市白领下至偏僻乡野，网络的全方位覆盖可谓前所未有。再加之，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与经济水平能力的提高，对于文化需求也日渐提升。要做好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每一位古籍保护人都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积极行动起来，成为一名古籍的“推销员”。现今各古籍保护单位应积极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推特（Twitter）、脸书（Face book）、YouTube等国内外社交媒体账号，定期推送相关古籍的文章、短视频、纪录片、人物事迹或进行直播等。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罗琳馆长的抖音系列小视频——“包'罗’万象”，就非常喜人，当然该抖音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古籍保护。利用这些自媒体开展活动，还应成立专门的运维团队进行日常管理，寻求国内外关注，为日后吸引国内外资金支持提供重要的民意基础。当然，自媒体、流量、网络的影响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如何策划出提升古籍短视频的“引流力”，仍是自媒体宣传策划的创新点。目前，古籍的展示、修复技艺、鉴定是短视频推广的主要类型，而展示又是数量最多的，说明视频类型较为单一。

纪录片具有真实性、文献性、艺术性等特点，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之一。将书籍文化、古籍文化与纪录片相结合，声画兼容，生动真实再现与中华典籍相关的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些传播力较广的纪录片，如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图书馆通过独立拍摄或联合电视台共同拍摄等方式制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典籍文化的纪录片。其中，2009年就开始规划的《西域回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将新疆历史、文化、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讲述古籍故事及其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2011年《修书者说》介绍了关于国宝级古籍珍本佛经《赵城金藏》刻印、发现、流传、修复的故事；此外，《拓墨铭传》记录了中国古老的传拓技术，《明初刻版〈本草纲目〉》介绍了医学典籍《本草纲目》编纂缘起、内容、版本以及文献价值等，《书籍之美》《书迷》介绍爱书之人的故事。图书馆可以着眼于馆藏资源，挖掘出其中具有特色的故事，打造出一批优秀的纪录片。2020年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6集纪录片《古书复活记》。类似的纪录片还有《古籍修复》《我在上图修古籍》《守护古籍》等。

打造文物古籍为主线的影视剧或文创节目，如一系列文物、考古、盗墓相关的影视剧，可以使文物、考古相关话题成为了民众热议的话题。古籍中所记录的文化内涵远远大于一般文物，可以就某一时期古籍的刊刻、印刷为背景，或者以某一位传奇藏书家的人生为主线，进行剧本的创作，将古代书籍中的故事借由影视剧的演绎传递出来，更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国家宝藏》中以博物馆为主题，若能将博物馆换成图书馆，也可通过讲述每一本古籍的前世今生，为观众传递古籍背后的神秘故事。电视剧《客家风云》（改编自长篇小说《雕版》）讲述雕版技艺的传承家族唐家在战争中的曲折传奇故事。日本2013年的电视剧《古书堂事件手帖》，讲述了主人公在古书堂工作，通过推理旧书而破案的故事，这些都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古籍保护工作。

在民众参与性如此高的传承性保护工作中，还应有一些文创产品为活动添彩。据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1998年善本部时代就已经开始开展文创的尝试，初期只是制作一些适于馆际交流的伴手礼。2006年“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开展后，古籍文创又围绕展览进行纪念品开发，类型更加丰富。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IP授权，将馆藏资源中的一部分授权给出版社、文化公司设计制作经营；二是自创自营，由部门统筹，经典文化推广组负责设计制作产品。截至2018年底，古籍馆文创已经形成了以古籍元素为核心，品类多样的文创产品，可销售产品400余种，线上销售200余种。该馆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古籍文创产品开发与销售模式。2019年10月11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举办了“思想启蒙 致敬经典——中华传统晒书活动暨中国古代思想家邮票主题产品发行”活动。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由国家图书馆藏《庆赏昇平》衍生出的虚拟人物——状元郎介绍邮票主题产品《汲古通今——古代圣贤智慧典记》。此次的文创产品还包括集邮册、手账、阅读笔记、日历、AR互动等，引人瞩目。四川图书馆将其镇馆之宝《水浒叶子》中的40幅水浒人物版画制成了T恤，价值99元/件。2003年起国家图书馆推出了“全民参与，共护国宝”古籍修复认捐工程，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2021年的国图日历即以“古书之美”为主题，受到了民众的极大欢迎。可见，传承性保护活动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解决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部分资金短缺问题，这也是古籍保护工作将来持续性发展的有效保障。现多家古籍存藏单位设立了文创机构，如山东省图书馆即设立了专门的“文创空间”，开发了“木兰秋狝”“十美图”等系列文创产品。

五

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扩大古籍保护影响力

如前所述，目前古籍保护活动多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研究院等公共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主导，但社会力量在古籍保护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有关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有多个条款规定，如第一章第九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二章第十四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或基于此，2015年1月23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北京组建成立。该协会是由全国古籍收藏、保护修复、整理出版研究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机构及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协会成立以来，已开展多项卓有成效的活动，其中品牌项目“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引人注目。“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是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社会公益活动，该活动自协会成立以来已连续开展六年，每年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利用暑期时间，深入基层图书馆整理、普查古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京东方科技集团、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单位连续多年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公益性资助，确保活动顺利开展。自2018年起，“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与腾讯公益“99公益日”活动合作，为古籍保护募集资金，同时也通过该活动进一步宣传中华古籍保护工作。这些社会力量的加入，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古籍之美，了解到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有力助推古籍保护进入“公众时代”。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后，在行业内部起到标杆作用，全国各地又相继成立多家与古籍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有20家机构组织，现列表如下：

表2  与古籍保护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

社会组织名称	社会组织类型	登记管理机关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社会团体	民政部
湖北省古籍保护协会	社会团体	湖北省民政厅
海南省古籍研究会	社会团体	海南省民政厅
南京市高淳区古籍研究会	社会团体	高淳区民政局
徐州市古籍文献研究会	社会团体	徐州市民政局
青海省藏文古籍研究会	社会团体	青海省民政厅
阿坝州藏族历史文化古籍研究协会	社会团体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
阜新市民族古籍文化研究会	社会团体	阜新市民政局
雷波县文物古籍保护协会	社会团体	雷波县民政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基金会	安徽省民政厅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	甘肃省民政厅
陇西玉祥古籍博物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	陇西县民政局
南充松花堂古籍图书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	南充市民政局
莒县古籍善本研究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	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胶州市明清古籍展览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	胶州市民政局
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北京市民政局
苍南县鹅峰古籍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	苍南县民政局
泰安市泰山古籍研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	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安丘世德古籍博物馆	民办非企业单位	安丘市民政局
武汉市武昌区勿虚堂古籍图书修缮艺术工作室	民办非企业单位	武昌区民政局

在图书馆领域，民间图书馆筹备组织已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文化火种”网站，将民间图书馆全部联合起来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来古籍保护领域也可借助相关的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共同为古籍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六

结语

综上所述，以上古籍保护活动，既有节令性的曝书、晒书活动，也有日常的保护宣传活动；既有热闹的线下活动，也有远程的线上活动；既有大众都可参与的展览，也有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导的活动；既有以古籍为主体的活动，也有结合其他传统文化元素如中医药、药酒等共同开展的活动；可概括为：民俗活动宣传、传承人技艺演习、博物馆展览展示、媒体文创添彩、社会力量助力，可谓热闹非凡，异彩纷呈。参与主体可以是图书馆，也可以是博物馆，还可以是高校等。古籍保护工作跳出了一家、一馆、一地的范围，变成了全国性、全时性、全民性、全媒介的大众热点。如此丰富多彩的古籍传承性保护活动，既充实了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亦是古籍传承性保护理论的生动实践。

（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年第7期，经作者授权转载，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