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杏园雅集图》看明代早期家具
杏园雅集的故事发生于明代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的农历三月初一，这天恰好是朝廷众臣休沐的日子，休沐，即休息洗沐，早在西汉时政府就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相当于今天的星期日。既然恰逢假日，杏园的主人杨荣便邀请大家前来畅游杏园。
正值春和景明之时，官员们三五成群，尽揽园中春色。园中不仅自然风光绝妙，有奇葩异石，小桥流水，苍松古树；还设有投壶、围棋等娱乐设施以供玩乐；杨荣家的僮仆亦们沏茶倒水，送食捧酒，为主人的好友们悉心服务。
杨荣还邀请了当时的宫廷画家谢环前来游玩，并为这次集会绘图记录，于是便有了《杏园雅集图》。现今世存两幅《杏园雅集图》绘画，一藏于镇江博物馆，一藏于大都会博物馆，二者虽极为相似，却有多处不同，据明中期重臣李东阳《书杏园雅集图卷后》所记，当时可能“人手一册”。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
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据考证当为杨荣家族所藏，被认为是母本，其绢本设色而成，长401厘米，宽37厘米，不轻易示人。卷后保存有当时雅集者所作序与诗文，如图中所示杨溥所作即景诗：
太和畅群芳，斯文属清暇。
况复名园中，乐事夐幽雅。
达观不遐遗，同仁仰神化。
愿兹阳春辉，遍照覆盆下。
诗文共长667厘米，均用雨过天青笺、藕金笺相间裱接，接缝处钤"关西后裔"朱文方印。
据杨荣所作《杏园雅集图后序》中记载：“谢君精绘事，遂用着色写同会诸公及当时景物。”可知杏园雅集图与常见的虚构的文人画不同，它是一副写实的作品，故而我们能通过它一观明代早期家具的风貌。
结合《杏园雅集图后序》我们亦可知道图中各人身份，“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杨公，左少詹事临川王公，右侍读学士文江钱公”，即图中最左的三人从左到右分别为王英、杨溥、钱习礼。
三人中心的杨溥坐于一三屏风罗汉床上，中间略高于两侧，其围子上均做委角，围子中间所用材质可见明显非木质，似为青绿山水图案，脚下踩与罗汉床配套设计的通长脚踏。可见罗汉床在使用上确实兼具坐、卧功能。
而王英与钱习礼分别坐于玫瑰椅之上，下亦带脚踏，虽然玫瑰椅的具体形制被人物遮挡，但可见其脚踏大致模样。玫瑰椅是明代扶手椅中常见形式，其通常具有方形矮靠背、直扶手、带侧脚。而脚踏通常与椅、榻、罗汉床等有座面的家具配套使用，用于承托双足。
明 黄花梨木雕六螭捧寿纹玫瑰椅 故宫博物院藏
三人面前放置一画桌，此画桌带束腰，牙板光素，方材直足，内翻马蹄足落地，全身无繁复装饰，其造型古朴简素，已经颇有明式家具简练淳朴的风采。
最中“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其右为荣，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即可知此图中坐于石屏前方的三人从左到右分别是杨士奇、杨荣、王直。
杨荣与杨士奇同坐于一三屏风罗汉床上，三围子高度相同，上似为青绿山水图案，亦作委角，牙板光素作，下接鼓腿内翻马蹄足，底部带托泥。二人双脚还置于与罗汉床配套的通长脚踏之上，下亦带托泥。
清晚期 红木雕三多纹床 故宫博物院藏
而王直坐在一各造型极简的玫瑰椅上，靠背与扶手下均无装饰，仅在侧面腿间装两根横枨加固结构，但即便是简约到极致，椅前也设有配套脚踏供王直搭脚。
石屏左右各有一个方桌，左侧方桌上放置砚屏、花瓶、笔架等物件，其模样多被掩盖，但可见其桌面攒框而作，腿间施罗锅枨，腿用方材，内翻马蹄足落地。桌前有一朱漆香几，上置一香薰，旁侧一童子正在焚香。此香几带束腰，直腿下接托泥，简单大方，颜色鲜莹。
清晚期 红木雕三多纹床 故宫博物院藏
右侧方桌上放香炉、屏风、花瓶等器物，方桌带束腰，下接雕花牙板，腿间接雕花罗锅枨，状似折枝花卉，两边为枝，中部为花，清婉秀丽，创意新颖，深得明式家具妍秀之妙。且方材直足下接托泥，与现存明清家具的实物鲜有同例，实乃精妙佳品。
“徐行后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读学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讲学士泰和陈公，最后至者谢君，其官锦衣卫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即可知此图中从左到右分别是周述、李时勉、陈循和画家谢环本人。此部分并无家具，但前方布景中有家具摆设。
这一部分的画面中心为石桌，气质古拙浑厚，石桌上置一棋盘。正后方摆放一玫瑰椅，搭脑与两侧扶手平齐，靠背板上作方形开光，侧面腿间施一横枨。其材质颜色较深，座面较浅，应为软屉。
右侧亦设一玫瑰椅，其材质明显与前者不同，但造型类似，座面呈朱红色，许是坐垫。棋桌左后方树下两边还各有一坐墩，形制相同，气质厚拙，墩身色彩较淡，唯面心为朱红色，可能是和玫瑰椅相同的坐垫。
明 石雕仿竹连环纹鼓墩
大都会本《杏园雅集图》
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与镇江本人物可一一对应，唯有右侧比镇江本少一人，此人即是画家谢环。细观镇江本的谢环，可发现其脸色尤白，甚至隐约可见树叶。难道是谢环爱美，作画时夹带私货，故意给自己p了图还加了贴纸？
非也。
镇江本与大都会本右侧构图对比
其实当时前来杏园参加集会的都是英宗时期的高官，其中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被合称为“三杨”，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以大学士辅政，共创了英宗前期的“仁宣之治”。谢环虽然是皇帝宠爱的宫廷画家，还被力排众议封了锦衣卫千户，但比起其他人的地位，还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故而谢环最早画成的版本里并没有自己，但主人杨荣极力要求他将自己也画上去，盛情难却，于是谢环在右侧树下找到了一处空位，用白粉处理了原来的图案，将自己补画了上去。
除此之外，家具陈设也和镇江本略有不同，让我们依然先从左侧看起。左侧依然是王英、杨溥和钱习礼三人，画中一童子举着山水画作，王英和杨溥似在品评画作。
其中王英和杨溥坐在靠背椅上，靠背椅搭脑均作弓形，两端出头，背后似乎接直靠背板，椅面与椅身用不同材质。
明晚期 黄花梨灯挂椅 观复博物院藏
王英背后藏有一矮几，几上放书卷，几面为青色，几身为红色，侧面作壸门牙板，腿足中部两侧饰云纹翅。最右钱习礼于画桌上作画，此画桌为四面平式，桌面攒框作，桌芯与桌身也用不同材质，牙板亦作壸门造型。
明 黄花梨带暗屉小长桌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中心还是杨荣、杨士奇和王直三人。杨士奇与杨荣均坐于弓形搭脑靠背椅上，下带脚踏，以示地位不凡。王直仍坐于玫瑰椅上，靠背与扶手齐平，腿足用方材，与镇江本不同的是，此玫瑰椅侧面腿间仅施一根横枨加固结构。
左侧设画桌和玫瑰椅，画桌上有山水纹砚屏，似是嵌云石，可用于遮挡风尘，文房四宝俱全，只待挥毫泼墨。画桌带束腰，下接壸门形牙板，内翻马蹄足落地，亦然秉持了明式家具简练大方的传统。
前方玫瑰椅刻画清晰，颜色浅黄带斑纹，似乎为竹材。其扶手与靠背高度齐平，靠背板上方作直棂，下方攒框镶其他材质装饰，扶手下无任何装饰。前后腿均为一木连做，腿间接双横枨加固，腿足用圆材，直足落地，颇有圆润精巧之妙。
右方唯有周述进入了园中有家具布景处，与另外二人相隔甚远，另外二人姗姗来迟，而周述独自盯着前方仙鹤，若有所思，似在等待。
周述背后设一棋桌，中心装棋盘，上放两盒棋子，桌为四面平式，无甚雕饰，全身似乎均光素，唯有腿足底作雕琢。棋盘四周置一靠背椅，一玫瑰椅，一坐墩和一石质长凳。
明 黄花梨带暗屉小长桌 故宫博物院藏
坐墩似为藤制，面芯用材与其他处不同，墩身似乎由藤编成圈后又捆绑而成，结构稳固，下方接托泥，上下均由同样捆绑而成的藤条所作，颇具匠心。靠背椅搭脑弓形，实靠背板攒框镶三板，上下均开光，中部隐约可见纹理。座面颜色与座身不同，腿间似接横枨，腿部方材外挓。玫瑰椅靠背板与扶手亦齐平，靠背板上部开光，座下似带束腰，饰刀形角牙，方材直足落地。
明 紫檀大理石面仿藤坐墩
背后隐约可见两桌，一朱漆，一玄黑。朱漆者带束腰，下接雕花牙板，腿间施雕花罗锅枨，状如镇江本中方桌，罗锅枨似折枝花卉。玄黑者为四面平式，壸门造型牙板，腿上饰云纹翅，亦似前例。
结合两个版本的《杏园雅集图》，我们可以发现：
1.明代早期常用的家具有罗汉床、玫瑰椅、画桌、棋桌、香几、坐墩、方桌、屏风、文房用具等等，其中玫瑰椅最得文人高官青睐，常在雅集时使用，玫瑰椅中扶手与靠背齐平的最多。
2.明代早期家具所用材质多为木材，亦不乏石材，还有不少漆饰应用。
3.罗汉床和玫瑰椅使用时多配脚踏，脚踏象征着地位尊贵，且椅榻类家具的座面通常会装软屉或配丝织坐垫。
4.明代早期家具设计以简单大方为主，但也不乏在细微部件上精心雕琢，总体来说，此时人们更偏爱简素大方之美。
器以载道，结合身份地位与使用家具，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家具的使用实则是地位的一种展现。不论是镇江本还是大都会本，杨荣身为主人都居主位，镇江本中能与之同坐罗汉床的是在场客人中最为尊贵的杨士奇，大都会本中也只有杨士奇能与杨荣都用脚踏。其后诗文亦是杨士奇作序，杨荣作后序。杨溥的官阶低于前二者但高于其他人，故虽在左侧，但亦居人群中的中心位。
如杨荣在《杏园雅集图后序》中所言：
“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迈，致政闲居，得优游诗酒之乐，后世图之以为美谈。彼固成于退休之余，此则出于任职之暇，其适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实，爵位履历非同出一时，联事一司。今予辈年望虽未敢拟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气相孚，追视昔人，殆不让矣。后之人安知不又有羡于今日者哉！”
雅集文化自古有之，昔有王羲之兰亭雅集作《兰亭集序》，李公麟西园雅集作《西园雅集图》，杏园雅集，确实因谢环的作画记录而流传至今。比起文人雅集，政客雅集中多了很多的政治意味，位置、装束、器具，甚至几人在雅集中作的诗文，无不有歌颂帝王和太平世道者，故而比之其他，在艺术史中稍微逊色几分。
但无论如何，嘉会难逢，良辰可惜，若逢春阳初明、群芳吐艳，能携知交好友出游赏心，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