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归籍记》正考
如皋张謇纪念馆资料（一）
张謇《归籍记》正考
（摘要：国内大部分研究张謇的文化机构，于2000年前后，开始将张謇年轻时代的科举资格，误读为“冒籍”，然翻遍清末至民国时期几十种有关张謇的传、记，均无“冒籍”之词。故以清朝法律《钦定科场条例》逐一核对考证《归籍记》。）
关键字：冒籍、张謇、清朝法律。
正文：
张謇，南通近代城市文化的缔造者。年轻时过继如皋，获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之后借贵人资助，发奋图强，在光绪二十年（1889年）荣登榜首，成为钦点状元，他是千年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获益者之一。
张謇一生力倡教育与实业，1904年以《变法平议》主张废科举、设学校，以《擬请立宪奏稿》推动立宪，促成辛亥革命的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纪念成功敦促清朝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张謇自撰回顾年轻时代他在如皋学习奋斗的《归籍记》，同年，在日记里感谢如皋兄弟对其事业的资助时，深情说到“余于如皋固有桑下三宿之缘也”。（《张謇全集》8-628。张謇现在所有子孙均出自如皋籍妻吴道愔）当代部分相关宣传机构中，张謇的这段金色年华，却被标记为“冒籍”。
在网络以“张謇冒籍”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有关污蔑张謇涉及科举舞弊案件的文章数万件，以及专著《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很明显，以上所述冒籍，皆指在清朝属于刑事案件的科举舞弊。
南通市博物院是目前国内研究张謇文化最权威机构，根据该院和国内各级文博机构所收藏的相关文物、文献资料显示，至目前为止，没有一字半纸历史资料，明确注明张謇有冒籍行为。而现有历史资料均能证明，张謇是清朝时期官方认定的、以合法方式考取的状元。
二十一世纪初，研究张謇文化的部分学者中，开始出现不遵循文博和历史考据原则，片面地以当代语言习惯解读晚清文化的倾向。以上学者完全无视清朝官方文件，且极有可能根本没有阅读清朝制度和法规，没有对清朝相关文献进行查阅和分析，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根据想像随意组合近似字词，得出张謇冒籍的错误结论。综合整理清朝晚期至现在的各种文献资料，发现张謇“冒籍”之说的出现，主要来自于二零零零年前后，部分学者对《归籍记》等文章的错误解读。
根据清朝科举法律《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冒籍主要是指文化发达的高考分地区考生，去低考分地区冒籍参加考试，以此占用低考分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录取名额，这是清朝科举舞弊罪行之一。当时法律上有严格规定，冒籍以外的各类因家族关系和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寄籍”“改籍”“移籍”等等与“籍”有关的事由，一概视为民事问题。只要家族不是娼优隶卒之流，都可以根据官方要求办理规避手续，且只要手续齐全全部视为合法。唯独“冒籍”是任何人都不允许跨越的刑事红线。
现代社会几乎无人知道，中国古代法律对“冒籍”有重刑打击的传统，对应的是一套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规。清朝处理“冒籍”这类科场舞弊行为的法律思想是“杀无赦”，具体贯彻结果就是一次性株连多人的“斩立决”。
张謇归籍一事，在清朝，经过礼部严格审查，皇帝都已经判定不存在“冒籍”，为何就在南通地区被确认为“冒籍”。
我们先来看看《归籍记》这篇被污蔑为自曝科举舞弊黑历史的自首书的写作和作者背景。
第一次看到“张謇冒籍”的宣传内容时，出于对权威机构的信赖，确实对张謇的智商水平产生怀疑：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堂堂正正的政治家、满腹经纶的钦点状元、之后还担任过清朝政府官办学部的决策咨询机构，中央教育总会会长的著名教育家，难道不清楚中国教育的历史和法律制度？不知道科举舞弊对自己一生名誉和事业的影响吗？
根据《钦定科场条例》（p620页）中《冒籍》例案记载，光绪八年，内务府仍在奉旨核查八十年前，即嘉庆五年考试案。光绪九年都察院核查同治十二年甘肃多人冒籍案。《归籍记》成文时间是清朝光绪32年，距事发38年，虽然当时在张謇的极力推动下，国家开始立宪终止科举，并不代表清朝政府立即废除相关法律。而张謇当时已经是功成名就，誉满天下，如果《归籍记》自述的的确是违法冒籍，即使官方不究，曾经以违法犯法作为成功捷径，肯定免不了社会民众在道德层面的遣责。所以张謇先生本人将《归籍记》写成《冒籍记》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查阅民国时期几十种有关张謇的传、记、轶事，如开明书店于1934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7年中华书局《中国百名名人传》、1948年国立编译馆《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等，均无“冒籍”之词。其中最有借鉴价值的是《北洋画报》，在张謇去世之后的1926年9、10月之间发表的，《张状元归西去了》《张南通与圣人》等多篇明显带有不友好态度，包含挑刺生非、幸灾乐祸目的的贬损文章和漫画，即使对张謇的某些行事决定，很直接地表示强烈异议，但在涉及科举问题上，仅仅只说到翁同龢抽卷、牧师问答等等，根本没有提到“冒籍”一事。
1946年由朱拙存编著、上海经纬书局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传》张謇一章，在引用和解读《归籍记》内容时，对过继如皋以“讬籍”记之。
此文谨以张謇《归籍记》为基础，以清朝光绪年间《钦定科场条例》为法律依据，考证张謇在如皋的奋斗经历，还原“张謇冒籍”的历史真相。
根据张謇《归籍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史料记载，同治七年，张謇（当时名字吴起元)经时任县令的周际霖之手，无担保过继如皋，入如皋抚幼塾学习，抚幼塾名为养蒙义塾，由周际霖出资创办，周际霖根据张謇的过继赡养手续，认定如皋族籍为其户籍，给予如皋义学学籍和学名、排字，成为门生，随后让其参加二月县试，并直接录取，再参加州府考试，中如皋秀才。之后因为过继规避“冷籍”一事，遭人敲诈勒索，威胁控告，虽然加害者仅仅是口头的私下抱怨，却让初出茅庐的张謇终生惊悸。当时他完全不知道县令大人为其办理过继和入学手续的重要性，仍然认为带有目的性的过继行为不合法，非常担心因为“冷籍”被禁考、被追责。
直到同治十一年，彻底醒悟的张謇决定申请解除过继赡养，回归亲生父母原籍通州西亭。礼部要求提供过继如皋详情，特意指明府县衙门必须仔细核查有无冒籍问题。周际霖亲自为其编撰常熟-海门-西亭-如皋世系家谱，再次盖印担保并上报礼部。
周际霖是张謇过继入籍的承办人，也是改籍归籍的了断人，他利用知县所拥有的司法权，判定张謇养父收养合法，张謇已经充分尽到养子的孝敬义务，养父母一家索取抚养费的要求，远远超出养子的经济能力。同意张謇要求，一次性付清养母抚养费，取消养子关系的请求。因过继改籍手续齐全，最终礼部认定张謇过继如皋是为适应“祖父未试”的法律要求，有县令周际霖承办并接受入学、推荐考试的手续，视同责任担保。认定过继手续合规合法，同意保留如皋秀才身份归籍西亭。张謇归籍西亭之后，在历次科举考试中，均堂堂正正以如皋秀才身份参加。
这就是《归籍记》的主要内容，因为文中出现“冒籍”、“冒名控案”、“冒顶族籍”等词语，诬陷者即据此认定张謇参加如皋科举考试为“冒籍”。这一错误认定，在某些方面，对张謇、对如皋和南通城市形象，都是致命打击。
清朝光绪十三年刻本《钦定科场条例》三十五卷（p598页）：有专门一章《冒籍》，对哪些情况属于“冒籍”，哪些情况不属于冒籍，如何处罚和解决，都有明确说明。其中对应张謇情况的内容原文如下：同城异县生童，应令各入各籍，不准两县通考。其祖父并未应试者，子孙初应童试者，于初届报考时，查明现在所居室庐，核对烟户册，以定籍贯，既考此县，无论进否，以后纵有迁移，不得复考彼县。以上法规在道光二十五年，就有相同奏议“嗣后同城异县父子籍贯舛错者仍照部前议”等等。
《南通市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通州（清朝南通）升为直隶州，隶属于江苏布政使司，增领泰兴、如皋两县。现在权威机构的文物资料和《归籍记》中，多处清晰标注张謇“世居通州”，所以以上内容可以从法律层面明确说明两个问题：
一、同城异县的张謇，可以在通州府范围内的祖居地西亭或过继地如皋，任选一地参加科举考试，不准两地通考或跨考。
二、祖父并未应试者（冷籍），应该以自己户口本确定的户籍地作为考试地点。而张謇三代之內无人应试，过继改籍就是为了明确“现在所居室庐”，方便“核对烟户册”。
关于过继改籍一事，清朝时期没有法治社会的概念，德制是管理人民行为与思想的法律基础，老百姓的一切生活起居必须遵循礼制，并通过礼法的惩罚来维护社会稳定。而德制和礼法中最重要的是以“孝道”巩固君臣关系。《归籍记》中较大篇幅记录过继后的赡养矛盾，实际都是张謇尽孝内容，这也是官方认可张謇过继改籍合法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学者商衍鎏先生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p4页）中，对出继考生记述如下:出继者兼写本身三代，具取同考五人之五童互结，亦有无需取具互结者，与本具认保廪生之保结，保其实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方准应考。以上论述符合《钦定科场条例》：同姓分居两县，如有承继归宗者，应呈报地方官查明核准，申详督府，知照两籍立案，方准入籍应试。
《光绪朝东华续录》有记：有祖父先人已读书应试而子孙未能相继，隔数十年复有后裔出而应试者，率指为冷籍。
查清朝科举法律在关于《冒籍》的所有条文中，只见冒籍、寄籍、移籍、祖籍、本籍和冒占民籍、旗籍、商籍、军籍、卫籍等等，根本就没有“冷籍”一词，此词确如《光绪朝东华续录》所说，纯为小人攻讦。反而法典案例中多次明确提到，对于诬陷他人冒籍者：傥有挟仇诬告者，从重治罪。
挟仇诬告者可能故意会对“同城异县”“同府异县”中的“同城”提出疑问，《钦定科场条例》（p606页）“冒籍”一节中的通州与海门案例，对甄别“同城”很有帮助：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海门划出通州管辖，成立直隶海门厅。但是，所有学生仍在通州考试，直到嘉庆十九年，朝廷才出文“不许复由通州捐考，以杜跨冒。”这里可以看出，从区域范围看，之前海门学子可以在通州参加考试，后来再来通州，就是跨界冒籍，这个界定冒籍的细微差别，说明如皋毫无疑问就是通州的同城同府异县之一，只要固定户籍，固定考试地点，就是合法。
关于改籍，《钦定科场条例》案例（p616页）：通州附生李希昉呈请改归原籍阜城县。查定例，乡试年生、监不准改籍，俟乡试事竣后再行办理。此处证明法律允许任何人申请改归原籍。另外《钦定学政全书》关于冒籍者改籍的规定如下：应照广、浙二省之例，许其具呈自首，改归原籍。逾限两月不首，照例治罪。而张謇改籍归宗已是参加科举的数年之后，官方同意自然归籍，肯定不属于冒籍范畴。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归籍记》中所有移籍和过继、改籍事项，不但不是冒籍，还是法律明确指明必须给以保护的内容！
清朝《如皋县续志》卷二P12记载，张謇来如皋参加科举考试的同治七年，如皋位列全国一等大县，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北至李堡、栟茶，南到长江，东至黄海，西到洛马河，总人口117万7628人，居全国各县之首。同时期通州府面积一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不到90万。
查清朝素尔纳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六《江苏学额》确定的当时科举录取名额为：
1、通州学：额进二十五名，廪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三年两供。
2、如皋县学：额进二十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供。
可见如皋作为文化大县，人才济济，科举竞争更加激烈。此两个条件说明，从通州移籍如皋的张謇，根本就不符合“冒籍”者投机取巧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征。
现在我们再来读读那些被误解的关键内容。
1、《归籍记》：“文尾令县查委无冒籍捏饰”。
此处为张謇引用清朝格式公文內容，巧妙向后人声明，自己在如皋的所以经历，已经被礼部多次查证，是没有冒籍的清白秀才。
2、《归籍记》：“人事风俗，展转谬误，遂有冒籍如皋之事”。
此文是张謇归籍二十多年之后的重要提示。因为敲诈勒索者，故意散布和放大“冷籍”流言，市井世俗，禁不住以讹传讹，才酿成“被诬冒籍”之事。
3、《啬翁自订年谱》同治十一年：“法须先销张镕冒名控案”。
此处说明法律不允许继叔父张镕冒别人之名提起控案。
4、张謇之子张孝若所著《张謇传》第五节：“我父是16岁进的学，得到的秀才；那时是被愚冒顶族籍，去应县州院试的；前后被逼，冒充了五年，等到归籍事弄妥当后，他越发发奋用功，出全力考试科名上赶。”
此处“冒顶族籍”为过继户籍，证明科举之时已经完成官方要求履行的移籍手续，后续文字进一步说明，此举被礼部认可为合法。之所以说被愚，就是因为认识周际霖、进入养蒙义塾之后，发现同城异府或同城异县的情况下入籍如皋很容易，并不需要为中介花费高额金钱，遮遮掩掩地办理过继改籍。
查《钦定科场条例》，其中没有“冒顶族籍”一说，此处“冒顶族籍”为“过继改籍”的俗称。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法制观念，奉行“礼制”，政府明确支持一切尽“孝”之道，允许并鼓励学子以过继改籍来规避冷籍。所以，此处“冒顶族籍”，不能天真的简读为“冒籍”。
5、《归籍记》：“差旋至，签据抚幼塾董亊禀，以抚幼塾
童应试，例不用原籍，张生昔既有籍，何为至塾？昔已至塾，例不可归。而以余名合于塾定字行为证“。
如皋抚幼塾初建于道光28年（1847），张謇于同治七年（1868）入抚幼塾学习。此句看似啰嗦，实为借抚幼塾董亊之口，证明张謇在如皋参加科举考试，符合法律规定。先前没有在西亭参加过科举考试，现在已经正式过继落籍如皋，且各项户籍学籍手续齐全。此处之“例”就是《钦定科场条例》，即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不用西亭户籍，应该使用如皋户籍。
光绪年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在《陈文昭公奏议》中指出：“冷籍者，虽身家清白，但三代无人与考，其子孙出而应试，则群诋为冷籍，如攻冒籍者”。百年之后陈宝琛的警示再现南通，是既得利益者有眼无珠，还是碍于脸面而以城市荣誉为筹码，故意指鹿为马、强词夺理？值得追讨。
根据以上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张謇在《归籍记》中所记录的内容，都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他就是合规合法、手续齐全，有官方明确发放批文认可的，以通州府如皋籍秀才身份，通过逐级考试，被皇帝钦点的状元。
《归籍记》记载了张謇筚路蓝缕的奋斗过程，这是一部自强不息、凤凰涅槃的励志故事，应该成为莘莘学子的学习楷模。
撰稿人：周婷
联系电话：13306277388
工作单位：如皋市周莲记食品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26500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
2021.5.10
参考书目：
《如皋县志·续志》（清·周际霖）
《南通市志》2000·上海社科院出版
《钦定科场条例》（清·奎润等纂修）
《钦定学政全书》（清·索尔纳等纂修）
《归籍记》1906年·张謇
《啬翁自订年谱》1926·张謇
《光绪朝东华续录》（清·朱寿朋）
《陈文昭公奏议》（清·陈宝琛）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年·商衍鎏著
《大众知识》-张謇传记·1936年·顾颉刚主编·张秀亚撰文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张謇传略·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
《中国百名名人传》-张謇·1937年·中华书局
《高级小学国语》课本-张謇·1948年国立编译馆
《北洋画报》-张状元归西去了·1926年12、15期
《中国历代名人传》-张謇·1946年·朱拙存编著·上海经纬书局出版
《状元张謇》赵鹏 著 ·2000年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