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头有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最早由解放军出版社1962年出版。作者慕湘先生（1916－1988）就是1937年后在山西省太原县工作的牺盟会特派员。这部小说写的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至11月8日太原沦陷前这三四个月间，牺盟会特派员郭松在太原县动员群众与阎政府手下的贪官污吏做斗争的故事。书中第2页脚注1说：“太原县古称晋阳，在太原市南四十里。”小说中写道：进了西关，经过“高大阴凉的城门洞”，就进入“太原县城”了。“沿着大街走过一带朱漆斑驳的古旧宅院，便进到热闹的街市。两边全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店铺。有铺面宽敞而陈设古陋的杂货店、米粮店；有镶着玻璃门窗的绸布店、文具店；偶尔还有一两家洋门脸儿的镶牙馆、照相馆；窄小得几乎使人不易发现的成衣铺里，缝纫机在嗒嗒嗒地跳动；黑森森的药铺里叮叮当当地在舂药；面房的石磨呼呼地转着，远远便听见脚踏箩筐哐噔哐噔的撞击声；饭馆里冒出浓郁的肉香，有人在里面纵声猜拳嚷叫。”你“沿街看着，觉得市容虽然简陋，远不及省城繁华，但车马行人，来来往往，别有一番热闹景象。”“走过了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在东街路北一座大照壁里面便是县政府。”（《晋阳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页）想也是，李生瑞先生对这条街很熟。因为黄昏时分，或者天更黑下来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劳心案牍工作，他就会从那张蒙着白布的长案边的一把椅子上站起来，一本一本地把长案上的文件资料收拾好，放到身后的深绿色铁皮柜里，看一眼迎面悬挂着的蒋介石、阎锡山的大幅相片，走出这间闷热的屋子，到隔壁屋子的窗玻璃上望一眼，见任殿荣还在握着毛笔埋头书写，微微一笑，嘭嘭嘭，用手指轻轻敲一下窗玻璃。屋子里的任殿荣抬起头，朝他一笑。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转过身，打个呵欠，双手搓把脸。任殿荣就出来了，说累坏了，活儿太多，忙不过来。李生瑞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再忙也要喂肚子，吃饭！任殿荣说，好！我去叫生芳弟去。谁知李生芳在对面的大照壁门前站着，远远的叫道，我在这儿呢！他俩都笑了。李生芳年龄小，活儿也多是四处跑腿干苦力的，比他俩耐不住饿，经常是早早地就在这儿等他俩了。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出了大门，经过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就走进繁华的街市，随便找个小饭铺，走了进去。他们已经成了这十字路口的一道风景线，人们都会望着他们指指点点说，看人家孝义的那三个后生，长得多精干哩！三个后生在饭桌前坐下，有说有笑的，要两个家常菜，喝两锡壶酒，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喝上点酒了，免不了要少年得志，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任殿荣是个热性子青年，三盅酒下肚，话闸子就打开了，国民党政府如何腐败，阎长官如何能干，左右瞅瞅，又说红军东征到了哪里，老百姓说甚。李生芳不会说，却喜欢听任殿荣说，只是一个劲儿的轻轻拍手。李生瑞是个大材料，能沉住气，不说话，只是抿着嘴一笑而已。其实，他俩谁也不知道此时的李先生在想什么。李先生在想老家大孝堡，想自家媳妇李心娥和那刚刚3岁的大儿子。想起这些，李先生不由自主地时而笑笑，时而皱皱眉头。想不到那才18岁的李心娥真能干，除了操孩子忙家务，还要参加村里的妇救会工作，发动妇女们偷偷给红军做鞋做袜，红军东征后播下的革命种子正在孩他妈的心中燃烧。可他又怕孩他妈累坏了身体,因为她的身体内已经又有了一个宝宝，当然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想到这儿，李先生情不自禁地又笑了……可是，好日子没有过了几天，芦沟桥的枪声一响，日本人一下子涌进了中国。虽然，这是李先生能够想到的，但是，没有想到形势会来的这么快！他一直在想，日本人已经由东三省向内陆长驱直入，阎长官会怎么做呢？
阎锡山无疑是一位十分精明而务实的政治家。此时的他，正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第一颗鸡蛋”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东征令他惊魂不定，心有余悸。他想不到红军作战勇猛，渡黄河天险如履平地，让他望而生畏。他更想不到共产党以“抗日”收取民心的这一招更厉害，竟然搅得山西境内“民心不稳”。他该如何和共产党相持相处呢？“第二个鸡蛋”是蒋介石。当面称兄道弟，都是“党国元老”，背后却是你不信我，我不让你，拼死相斗。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和冯玉祥等已成为老蒋心中的眼中钉、肉中刺。更让后悔的是，此次为了应付红军东征，他请老蒋出兵帮忙，老蒋借机堂而皇之地将5个师的军队开进娘子关，至今赖着不走，成了他卧榻旁边的一只猛虎，随时都会要他的命。“第三颗鸡蛋”是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眼看着日本人的铁蹄就要踏进三晋大地了！尽管阎锡山与日本高层各方面人物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但你要来端我土皇帝的老窝那可不行，非跟你对着干不可。这三颗鸡蛋都厉害着呢！对付不好哪一颗，也都会要了老阎的命。政治投机意识，让阎锡山决定跟共产党结盟，首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早在1936年春，阎锡山就亲自领导成立了一个叫“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政治组织。随着山西抗战统一局势的迅速发展，自强救国会中的部分青年委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因时度势，发起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面世。会长阎锡山，总干事梁化之，并邀请薄一波回山西任“牺盟会”常务秘书。这个组织披着阎锡山的合法外衣，却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和培训干部工作，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很快吸引和团结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会员猛增至100多万人。李生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青年，冷漠的心早已被它的总纲领点燃，所以，加入“牺盟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晋阳秋》的最后结尾写道：“送走了马县长，大家都觉得心头轻松异常，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下午，他们便顺大浴口村边的大道进了山。”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沦陷于日军之手，阎锡山政权的所有省级机关就都迁到了晋南重镇临汾城。太原县政府也自然要解散转移。县长已经被送走了，剩下的人，就“顺大浴口村边的大道进了山”，实际上就是去了阳曲县。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牺盟会”会员。太原县政府迁到阳曲县不久，李生瑞先生就被阎锡山政权委任为县长。
第二年，李先生又喜得贵子，次子李春新出生。
2018年初夏，李春新的儿子李峰决定要去太原晋源区姚村西南边的洞儿沟看看。因为那里有一个山西比较大的天主教堂。
高大的罗马式楼房，高高的十字架，圆形或竖长方形的窗口，在这里显得有金鸡独立的惊艳感觉。走进这座堂名“露德圣母堂”的教堂，你会被它高阔深远的气势所震撼。从楼房顶部两侧圆形窗口照进来的金黄色的光束，静静地洒在一排又一排深色的长木桌上，显得十分神圣而肃穆。
洞儿沟堂区是太原教区历史上古老的堂区之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西南10公里处，西靠吕梁山，东临汾河，南临清徐，北靠晋祠，极有名气。当地流行有一句顺口溜，“洞儿沟，圪潦沟，主教神父不断头”。明末，比利时人MichaelTrigault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十九世纪初，三贤村的王保禄神父在洞儿沟开始购置教产，并在这里开荒定居，陆续传教。此后，山西天主教脱离秦晋教区，洞儿沟曾作为山西教区、榆次教区、太原教区的主教教堂。教堂里的负责人告诉李峰说，历史上，洞儿沟教堂搬迁过四次。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堂建于1939年。李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爷爷最后一次到阳曲时，曾经在这个教堂住了一夜，并和当时的主教进行了彻夜长谈，而且还把一些贵重物品都留在了这里，并和主教双方签字留下了一个清单。是不是爷爷尚未迁到阳曲时已经和洞儿沟教堂有了来往？因为它就在太原县政府不远的地方。爷爷是不是在回阳曲时己经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不然为什么要和主教彻底长谈，并把贵重物品都存放在这里还留下清单？李峰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好像忽然进入到了那个时代一样……形势非常严峻。临汾也很快失守。阎锡山退守到了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这个小村镇就成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地。阎锡山想不到在这“三颗鸡蛋”上跳舞这么难！抗日战争一年多来，他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日军击溃了，他的旧政权也大体瓦解了，倒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日军赶出山西了，可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成长壮大了。“我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吧？”于是，一方面，他派孝义的白大冲与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到兑九峪镇通过伪军与阎军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洽，这二人再秘密前往临汾克难坡，与阎锡山会晤。日方会给他大批武器钱财，并保证退还他在太原的资产，但希望他能精诚合作，共同“剿共”。另一方面加紧反共，困死八路军，消灭“牺盟会”，实行“一元化”领导。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了“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长、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军政干部，以及部分县长、公道团长、牺盟会县特派员等，共计167人。阎锡山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反共投敌的方案，即取消决死队番号，解除新军政委制，解散战动总会，撤换抗日县长，将全省分设四个行署并委派其心腹担任行署主任，设立“省政府办事处”和“师管区”，成立“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之类的特务组织，以“民族革命同志会”取代“牺盟会”等。遭到了以薄一波、续范亭为首的新军一方的激烈反对，致使秋林会议僵持了三个月之久，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未能很快得逞。1939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次秋林会议，名为“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由于会议期间又“发生了极大的争执”，好多牺盟会成员、决死队领导“不辞而别”。于是阎锡山在12月1日下令“讨伐”“叛军”决死二纵队，实行“冬季攻势”，开始了“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战略行动。历史上被称为的“晋西事变”或“十二月事变”就这样爆发了。后来，有些老年人回忆说，这段时间里，有人见过李生瑞先生在秋林镇，在吉县克难坡，还说在“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上见过李先生。其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李先生在太原县政府当文书期间，或许先是参加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后来，在抗日大形势的召唤下，凭一腔救亡热血又加入了“牺盟会”，此时，他又是迁到阳曲的太原县政府的县长。自然就被通知参加了这两个“秋林会议”。李先生没有想到形势会急转而下，发展成这样！其实，强大的抗日统一力量已经形成，人民群众沉睡的抗日救亡思想已经唤醒，多么好的趋势！可这一下又被阎长官砸了！此时此刻，李先生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斗争激烈”“波澜壮阔”啊！而且，他已经预感到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在“同志会”与“牺盟会”之间开始，即将在他的内在精神里“争锋激烈”地展开。你能说得清吗？谁相信你呢？难道自己这之前认真地走过的这些道路都错了吗？李先生的外表看似平静如常，该开会则开会,该集训则集训，该吃饭则吃饭，该睡觉则睡觉，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他不想会朋友，也不想多说话，只是与人见了面一笑而已。现实太残酷了，生活太复杂了，世道太混乱了，妈妈的！真的现实太残酷了！阎锡山迅速组织起“政卫处”、“特警处”和“参训队”3个特务机构，名义上是了解日伪情报，实际上是对付中共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对抗日根据地暗中破坏。阎锡山对政卫处负责人杨贞吉说：“要保证二战区军政一元化”。“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确定了以“同志会”组织为核心，整顿各部门的组织，对“牺盟会”干部和新军官兵家属及共产党家属进行迫害。阎锡山还组织了2000多骨干大搞“洪炉训练”，地点在吉县克难坡，从精神上控制军心，坚定所属人员追随他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到1943年9月，阎锡山又在克难坡组建了山西省保安司令部，杨贞吉负责，有特工1000余人，在山西各县从事“村隶村、户肃户”的肃伪运动，实际上是反共防共。
总算从吉县克难坡出来了！1940年10月，李生瑞先生从克难坡签名领出太原县政府人员这一年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可以回离开很久的阳曲了。过了霍县、介休和平遥，出了文水、交城和清徐，进了太原晋源区，李先生实在有些跑不动了。他决定到姚村西南的洞儿沟教堂住一宿，明天一早起床天亮了，小小心心地再往阳曲赶。尽管是从吉县克难坡出来了，可是李先生的心里一直很害怕，他不想走夜路，他也不想住一般的旅馆店铺，他觉得洞儿沟教堂还是安全一些，因为毕竟是外国人开的天主大教堂。李先生是骑着自行车从吉县克难坡过来的，来到晋源姚村时，估计天已经大黑了。他下了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朝着村子西南方向有灯光的地方走着。时势不稳，人心混乱，村里受苦的人们早已从地里回来吃了饭睡了，所以村里庄户人家的窑洞房屋几乎没有灯光。那高高在上的闪耀着橘黄色光晕的，肯定是来自洞儿沟教堂的灯光。漆黑一片中，脚底下的村路似乎很不平坦，而且细碎的瓦石也不少，磕碰着疲惫不堪的自行车，发出了叮铃当啷的响声，可能还有些舒缓了李先生紧张而惶恐的心情。教堂的门哐当一声开了。李先生望着从一片金黄色中慢慢走来的教主，笑了笑，说我是太原县政府的县长李生瑞，现在回阳曲是回不去了，想在您这里住一宿，可以吗？教主睁大眼睛看了一下他，说进来吧！他把自行车轻轻地推进来，放在大教堂的西南角里。教主大约有40岁左右，朝他微微一笑，说我们可能以前在旧太原县政府见过一面。李先生哦了一声，又看了他一眼。教主说我也姓李，叫李路加，是这儿的主教，不过，我的李和你的李可能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是意大利人。李先生笑着说，不怕，天下姓李的都是一家人，我好像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主教李路加抬起眼睛，说是吗？李先生长叹一声，没有回应。但是，这的确是他当时真实的想法。在那一刹那，他突然觉得他这一辈子可能永远回不到离这里不远的孝义大孝堡的李家大院了，就先权当这里就是自家的李家大院吧！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李主教不时地请他喝从意大利老家寄过来的咖啡茶。李生瑞却总是喝不惯，黑乎乎的，喝进嘴里是涩苦涩苦的，仿佛自已此时此刻的人生一样。他两个人真能聊，不知不觉，从大教堂长长方方的窗帘上已经拥挤进来一片又一片的晨光。李主教能感觉到他内心无限而又宽广的烦闷和痛苦，可又梳理不清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含含糊糊，隐隐约约，有意的不往清楚说什么，仿佛怕暴露了什么似的。李生瑞先生却觉得犹如窗外的晨光一样清澈明朗，总算把这几个月积压胸中的烦恼和忧愁甚至恐惧，都倾诉给了一个知音。李先生心满意足了。说他决定只带县政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回阳曲，把大伙的工资都发给大家，把欠下外面的各种费用还了人家，他就心安了。但是，他决定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和自行车暂时存放在这儿，他还希望教堂能给他出具一个寄放清单。他说年前肯定会有人凭清单来这里取东西的。李主教似乎有些不理解，可是看到李先生一脸诚恳的样子，深深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一切办妥之后，李生瑞先生和李路加主教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李先生只身踏上了去阳曲太原县政府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