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红龙计划
在为数众多的涉及孙中山生平的文献中，有关“中国红龙计划”的描写和论述不是很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计划毕竟只是一个未完全实施的计划。然而，由于红龙计划的出台和筹备不但恰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年之内，而且从孙中山对红龙计划的积极态度来看，这个计划的制定本身，反映出孙中山一系列的思想和斗争策略的转变。因此，了解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红龙计划”的产生和结果，十分必要。
在孙中山(1866-1925)的革命经历中，他曾与支持其革命的部分美国人士携手合作，制定过一个庞大的募集军费、训练军队的革命军事计划——“中国红龙计划”。
毫无疑问，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中国红龙计划”的最主要参与者——既是计划的导演者和制订者，也是计划的主要付诸实行者，而且该计划的援助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除了孙中山，美国人荷马·李也是“中国红龙计划”的导演者与主要执行者。此外，华侨容闳参与了“中国红龙计划”的发轫。
荷马·李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和浪漫气质的美国人，他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荷马·李白幼立志从戎，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如愿，转而钻研军事学。当墨西哥革命掀起之际，他参与了策划工作。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改良与革命运动，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八国联军侵华那一年，荷马·李曾到香港、广州、北京游历，陆续接触了一些维新人士，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
荷马·李，身高只有1.5米，体重不到90斤，从小饱受疾病折磨，患有间接性失明和剧烈头痛等疾病。
回到美国后，荷马·李立志仿效拜伦援助希腊独立的做法，把中国当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希腊”。结识容闳之后，荷马·李更是坚定了为“希腊”的独立、自由而战的决心，并开始筹备训练一支推翻满清王朝的华侨军队。在1900—1908年间，荷马·李曾帮助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美国的康有为组织和训练“勤王军”，并与美国政府及实业界进行接触，试图组织一次反对清王朝的中、美联合军事征讨。其后，荷马·李就成为“中国红龙计划”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考虑到军费问题需要专业人土，1908年，荷马·李联合了已退休的美国大银行家查理士·布思，一起加入中国反清革命行列。布思原是纽约的一个银行家，退休后移居加州，是荷马·李的好朋友。布思虽然年老，退休后却仍在洛杉矶经商，与美国东部的金融家保持联系。布思非常热心这一活动，为了“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他专程去纽约会见银行家艾伦，请他共同参与筹款，因为艾伦与美国的几家大银行都有联系。艾伦表示美国银行家较企业家更愿意支持中国的维新革命。
在“中国红龙计划”的参与者中，还应该包括居留美国哈特福德市的华侨容闳。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人，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卓越的爱国华侨学者。作为一名革新派人物，容闳一直做着推翻清政府的梦，自然满心欢喜地参加了这个与美国人一起构思的反清革命活动。据称，“中国红龙计划”的最初想法还是容闳提出来的：1907年6月7日，容闳致函谢缵泰，保证支持革命事业；在9月17日信中，则提出了一套促进中国革命成功的方案……后期，由于容闳年龄大了，已是80岁的老人了，没有精力直接参与“中国红龙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但是他的穿针引线作用不容忽视。
容闳（1828年-1912年），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与赞助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友人荷马·李和布思都是熟人。1908年10月10日，布思与容闳父子在哈特福德容闳的寓所会见，制订关于在中国行动的计划。这计划应该是“中国红龙计划”的雏形，当时并不叫“中国红龙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原来是用于支持康、梁维新党行动的。
1908年冬，慈禧太后之死令容闳深感振奋。白发老人的容闳知道来日无多，时不我待，他渴望生前能够看到满清帝国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那时，容闳已对康有为产生了不满，认为康并非是个可以依赖的人。相反，他认为孙中山是所有中国革命人士中最可信任的。在容闳的影响和竭力推荐之下，荷马·李和布思很快抛弃了维新派，转而支持孙中山，并按照容闳的设想开始编练推翻清政府的所谓“中美联军”。
这一年的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抓紧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的大好时机，迅速到中国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如果能占领一个省，可委任其为总督。第二天，他又给荷马·李写了第二封信，建议荷马·李当联军总司令，信中同时附了一份中国秘密会党的名单，上面就有革命党孙中山的名字。
1909年初，容闳与荷马·李共同商议制定了一个反清活动计划，即支持中国革命派进行武装斗争的计划。这项计划很快被称为“中国红龙计划”，并得到布思以及艾伦的赞同。“中国红龙计划”的核心就是募集一笔钱，估计需要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用以帮助革命派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为实现这个计划，荷马·李与布思等成立了一家“中国革命公司”，试图筹集巨款，共同在中国市场上大展身手。他们还向外界承诺：中国革命一旦成功，将在6个月内返还所有的借款，并且提供采矿以及铁路等权利作为投资回报。荷马·李他们估计，如果能获得美国工商界的巨款，中国革命将有望在18个月内成功。
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风险很大、利益也很大的投资。因此，容闳与荷马·李等人认为，必须先将未来的中国领袖确定下来，才能获得工商界的稳定支持。经过反复权衡，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知名度高，而且没有个人野心，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曾组织过多次武装暴动，势力不断壮大，是最适合的领袖人选。容闳与他的美国友人认定，如果对孙中山进行援助，将必可实现拟订中的“中国红龙计划”。
计划实施之初，布思和艾伦他们拟筹借500万美元，等革命成功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以后，布思把规划筹款金额提高到900万元。艾伦于1909年2月向摩根公司提出这一计划，希望得到资助，遭到该公司的拒绝。于是，发起者们变更募款条件，准备以更多、更大的经营中国实业的特许权为贷款条件，吸引财团与银行家们。同年9月，艾伦亲自拜访当时银行业大王摩根，提出可以转让大量的中国商业利益，作为贷款的报偿，以此取得银行的支持。然而，艾伦的请求又一次遭到摩根的拒绝。
“中国红龙计划”的初级版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当与这项计划支持的目标人物——孙中山有关。红龙计划是支持孙中山的，而孙中山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孙中山将给予资助者什么样的承诺？将来能否兑现？这些问题在美国人眼中，还都是未知数，包括这项计划的发起者们，对此也是有忧虑的，尽管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很信任。因此，发起者们迫切希望见到孙中山，以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1909年1月至4月间，孙中山旅居新加坡。为此，容闳与尚在新加坡的孙中山频频通信，邀请孙中山来美国进行具体协商。在容闳的穿针引线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也不断互相联络，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恰在此时，孙中山原打算得到法国的一笔贷款的希望刚刚破灭，正打算离法。于是在1909年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了容闳的邀请，前来美国。
1910年2月10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并于2月14日写信给容闳。信中谈到他的一些想法，诸如拟向美国银行借贷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人土管理光复省区城市；任用一个有能力人士统率军队；组织训练海军。这想法与容闳等人在上一年初提出的“中国红龙计划”几乎相同，自然引起了容闳、荷马·李和布思的兴趣。
其实，孙中山到纽约后不久，就写信邀请在洛杉矶的荷马·李来纽约会面。由于当时荷马·李正在生病，难以远行，便在2月21日回信，表明荷马·李等人对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支持与同情之心，并邀请孙中山到洛杉矶会晤。24日一早，孙中山在旧金山收到了这封信，欣慰之情自不必言表。当天，孙中山就给荷马·李写了回信，称事务办妥后即往会晤。
3月中旬，孙中山来到荷马·李在洛杉矶附近长堤市的一个秘密住宅，与荷马·李和布思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史称“长堤会议”）。在3月10日—14日的会议中，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三人经过几天的磋商，对“中国红龙计划”进行了充实和修改，拟定了新的军事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长堤决定的，故后人也把它称为“长堤计划”。实际上，“长堤计划”就是“中国红龙计划”的进化版或升级版。此间，孙中山和容闳有过几次晤谈，简略转达了与荷马·李、布思会谈的情况，两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
“长堤计划”决出后，孙中山要求荷马·李和布思用一年半时间，立即筹借150万美元，随后再借200万美元，以满足计划中所需费用350万美元，以期一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协调美国人和华人在中国实施革命的行动，他们在会议上重新建立革命组织，创立了由会长、军需处长和指挥官三人组成的军事“辛迪加”（一种垄断组织形式），旨在取代原先松散的“中国革命公司”。“长堤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1、在战略方面，改变原来中国革命党的斗争策略，暂时中止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一切不成熟的、尚在筹备中的小型武装起义。待革命党人于财力与人力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后，再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义。
2、在领导机构方面，决定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经理的“辛迪加”，作为美国人在中国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临时机关；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力量的最高统帅，委任荷马·李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有权统领由孙中山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委任布思为辛迪加的军需处长，授予他为新建立的革命组织贷款和购买一切陆海军军需品的权力。
3、在军队训练方面，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荷马·李请美国军事家帮助，以华侨青年为主体，训练一批军官，把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军官派回国，增强起义指挥能力；同时训练一支武装部队，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以充实国内的革命武装力量。
4、在国外筹款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的布思，“全权处理接洽贷款、收款与支付事宜”。
5、在贷款数据方面，决定以优惠利息和在华商业权益等为条件，吸引美国财团贷款，总额共计350万美元，作为筹备起义之费用。
长堤会谈之后，孙中山于1910年3月17日给容闳写信，告诉他已向布思提出贷款350万美元的建议。会后，根据分工，孙中山、荷马·李和布思三人各负其责，为实现计划开展工作。在实施的分工上，荷马·李的工作是训练土兵。在初见孙中山时，他就对孙中山说：“没有军队，你既不可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我确信，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荷马·李的工作做得很有声色，他不但在加州华人子弟中招募士兵，还直接指挥、训练这些士兵，他麾下拥有4个陆战团，兵力相当可观，并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孙中山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长堤会议以后，他指示国内革命同志停止广东地区的武装起义活动，而是广泛地进行群众宣传工作，同时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训练士兵的基地，并将有关情况通知荷马·李和布思。6月22日，孙中山给布思去信，就“长堤计划”向布思通报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表示已将长堤会议上有关中止所有不成熟活动的建议，转告国内的领导者，他们均表示同意，并允许将此事通知各省党人，立即停止举事。孙中山表示是年冬季前将会停止此类活动，以便有数月平静的时间可供工作。
在任务中最难做的事情，莫过于布思所承担的筹款工作。布思身为美国银行家，对美国金融界很熟悉，深知此项工作之艰难，但他相信孙中山的革命必定成功，革命成功后，优厚的资金偿还条件可能吸引某些财团或财商资助中国革命。由于借款数目较大，他把希望首先寄托于那些大财团上面。他先到美国东部各大城市活动，游说金融界，希图得到贷款。他一边募款，一边注视着美国政治、经济、新闻界的动态，随时向孙中山通报。
在布思随身携带着孙中山给他的委任状和由中国国内各省革命代表签署的文件，在纽约遍访大银行与大财商，力图取得贷款之时，他的好友艾伦也在行动，三番两次去找银行家与财商。在布思与艾伦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银行家与财商对孙中山的反清活动开始关注，也有同情孙中山的倾向，但没有人作出任何款项的承诺。1910年6月，布思以“中国同盟会海外财务代理人”的身份第三次向摩根公司提出贷款的申请，依然毫无结果。同年9月10日，布思与荷马，李一起，再次同纽约财团商谈借款之事，最终还是碰壁。
鉴于布思和艾伦在纽约等地的筹款活动中，银行、大商团的主人们，终归不愿拿出钱来去赌中国这场革命，因此布思他们开始改变筹款策略，放弃对大金融机构所抱的希望，把目光转向“辛迪加”所吸收的会员身上。1910年9月10日，布思与荷马·里商议召集了一次“辛迪加”会议，向会员们筹募。孙中山在开会之前便从布思的来信中得知即将举行“辛迪加”会议一事，所以对此次会商结果，尤为关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会员无力筹集如此巨大数目的款项，会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布思不得不于10月21日和11月1日先后两次写信给孙中山，直接报告财团商议结果。孙中山在11月8日复荷马·李函中提及会议结果问题，他说，“10月已过，至今尚未见确实消息”。同日，孙中山也给布思写了一封信，询问会议结果，表明自己担心纽约筹款计划可能完全落空。
长堤会谈之后，孙中山曾给容闳写信，告诉他已向布思提出贷款建议，并允诺将来革命成功后，分十年加倍偿还，而且美国债权人还可享有在华开矿、办实业等特权。但是，由于美国银行家们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根本不感兴趣，因而不愿从事这项风险投资。
“中国红龙计划”——无论是初级版还是升级版，其关键是在筹款，而筹款之事一直是个难题，因此，“长堤计划”中其它任务的实现也受到根本的影响。
尽管孙中山把“中国红龙计划”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作，但他并没有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该计划上，而是又开始了他的游说募捐。在1911年3月6日，孙中山在加拿大给布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于你无法为我们及时筹得所需款项，因此我们必须自行设法，展开革命。目前正在我的侨胞中募款，并已募集所需半数以上，余下部分则希望能在我东行过程中募得”。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希望布思给以援助。
布思于1911年3月14日复函孙中山，承认“长堤计划遭遇了无可抗拒的阻力”。到4月下旬，孙中山按照布思的建议，亲自拜访了布思的一个有钱的朋友希尔，期望从他那里筹款，结果还是落空了。于是孙中山逐渐放弃了寄希望于向美国贷款的做法，最终放弃了升级版的“中国红龙计划”即“长堤计划”。
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制订的革命计划已完全失败——款项没有借到，其它事项也无法切实执行，但是却影响了孙中山以后的军事行动，比如“抓大放小，抓充足准备的，放弃准备不足的”。这以后，孙中山放弃和停止了长江流域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主要财力和骨干，抓好影响巨大的起义等，这就体现了“中国红龙计划”的影响力。1911年4月27日，由同盟会倾全力秘密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
“中国红龙计划”的失败，除了美国银行家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根本不感兴趣，不愿从事这项风险投资等原因外，该计划本身的不够现实之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恐怕要从其发起人的个性中寻出一些因由。比如荷马·李，他具有诗人般的气质，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战争与诗——他的名“Homer”与希腊名诗人相同，而他的姓“Lea”与美国内战时期罗伯特·李将军相同。当荷马·李的抱负不能在美国施展时，他跑到了墨西哥去，后来又倾心于中国革命。也许正是这种“期于高远，忽于细微”的诗人般的气质，成为荷马·李和孙中山之间在性格上的共同点，从而制定出如此庞大而不切实际的军事计划。
虽然整个“中国红龙计划”因筹款失败而成为泡影，但孙中山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一直把荷马·李将军视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朋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特意请荷马·李到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1912年11月荷马·李不幸因中风逝世，年仅36岁。下葬时，他身穿“中华民国”的将军服。
另一位与“红龙计划”有着密不可分之联系的布思先生，也一直是孙中山的密友。虽然他没有完成为“红龙计划”筹款的委托，但孙中山与他的友谊始终如一。事隔多年之后，当布思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谈到孙中山时曾这样说道：“孙中山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使我难忘的朋友，也是我所见到最具有智慧、勇气与毅力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