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关系之内证

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是《金瓶梅》版本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郑振铎早在1930年代初就撰文,谓词话本产生于万历年间,断定“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①]。这个看法一直为学界所接受。

但是至80年代,香港的梅节先生在校勘《金瓶梅词话》后提出新的论断,谓词话本刊行是在崇祯本之后,“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②]。

黄霖先生和王汝梅先生撰著多篇论文,进一步论证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为“父子”关系而非“兄弟”关系。

黄霖先生认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

词话本题署“新刻”并非是再刻,而是新近刊刻之意。特别是他指出崇祯本卷七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九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这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决不能轻易地否定的”[③]。

王汝梅先生列举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有同有异、有异又相关联的十个方面,得出结论说:“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

特别是王汝梅先生列举了“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相沿而误”的2例,“可以看作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说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④]。

在目前没有发现更早的母本的情况下,考察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主要还是应该依据二者的版式特点和文字关系等内证,才有说服力。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像黄霖先生所谓“活化石”、王汝梅先生所谓“脐带”等更多的内证材料,足以确证两种本子之间是父子关系。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 词话本刊刻时间的审定

首先须要澄清的是,词话本不可能作于清初[⑤]。

只要看看第十七回西门庆亲家陈洪给他的信中出现了所谓“北虏犯边”和东京文书邸报中所谓“夷狄之祸”“夷狄之患”“虏患”“夷虏之患”“金虏背盟,凭陵中夏”“夷虏犯顺”等大量在清朝有严重违碍的字眼,就知道词话本不可能刊行于清代。

这些违碍文字,在张竹坡第一奇书本里通通作了删改,如果词话本作于清代,一定须对这些会招致横祸的字眼作出处理。

如顺治十五年(1658)刻成的吴应箕《楼山堂集》,遇“灭虏”“胡躏”“胡骑”“北警”“强胡”“虏骑”“虏头”等文字,全用囗代替[⑥]。

从避讳的角度考证词话本作于天启年间,其实并没有可靠的依据[⑦]。明代万历以前避讳从宽,天启、崇祯以后避讳趋严。

天启熹宗名“由校”,词话本从头到尾不避“由”字讳,也不避“校”字讳。“交椅”“交床”的说法历来较为普遍,但词话本却写作“校椅”(第15、49、58、61、64、69、70、78回)、“校床”(第58、61回),显然是犯了熹宗的名讳,倒是在崇祯本里通通改为“交椅”“交床”。

如果论避讳,这恰说明词话本刊刻于天启前,崇祯本刊刻于天启后。

至于杨琳先生发现晚明龚居中编《福寿丹书》卷六《清乐篇·自乐词》与词话本卷首四首词的次序、文字完全相同,进而推测是词话本抄自《福寿丹书》[⑧],而《福寿丹书》刊刻于天启四年(1624),因此词话本刊刻天启四年之后。

其实,应该倒过来看,《福寿丹书》是一部杂钞性质的医书,在这四首词之前,抄录了汉代仲长统的《乐志论》,后之的《清语摘奇》“自处超然”一段乃晚明耿定向所作,见万历二十六年刻本《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九《杂著·警言》。

同样,这四首词正是《福寿丹书》抄自《金瓶梅词话》的,恰证明《金瓶梅词话》在天启四年之前早已成书。

如果说是《金瓶梅词话》抄自《福寿丹书》,应该按《福寿丹书》题作《自乐词》才对,不应该仅署“词曰”。

其实,词话本的刊刻时间,还是应该根据古人的记载,框定在万历末年。

谢肇淛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或之后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说明万历三十四年是词话本刊刻时间的上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提到“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马仲良“榷吴关”,据今人考证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此上限可进一步拉到万历四十一年。

沈德符又记载“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这个“未几时”紧跟前面“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因此就是马仲良榷吴关后“未几时”,跟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时间无关。

因此,吴中刊刻《金瓶梅词话》的时间,就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后“未几时”,即1613年后不久。

万历总计48年,《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刊刻于万历四十一年之后不久的万历后期。

综上,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刊刻时间,应该是词话本在前,崇祯本在后。

《万历野获编》

二 在语音、语气上,词话本还残留说唱本的标志,崇祯本均作订正

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文字关系,梅节先生认定词话本后出,并推论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原本”,崇祯本是在这个“原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

他的结论是,崇祯本并非改自词话本,而是词话本参考了崇祯本。梅节先生举的这些例子,黄霖先生已经辩驳说这是“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所推论出来的结论”。

其实梅节先生的那些例子都可以作相反的理解。

版本的比较研究,我们不能凭空设想一个理想的“原本”。

从版本学角度说,小说戏曲和诗文的版本流传情形迥异,诗文版本往往是以古本为珍贵,越远古越接近本相,故有所谓“佞宋”心态;而小说戏曲的版本,为了适应演出和商业需要,不断地变化出新,求新适俗,像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所谓“古本”,都是莫须有的托古改制。

明清时期诗文刊刻有所谓“影宋本”,努力恢复古本原样;而小说戏曲则起初多用俗体、简体,从新从俗,至改为案头读本时,才逐步规范。

因此按实际来说,小说版本流变应该是先粗后精,最初的稿抄本可能会字迹潦草,形体不规范,上下勾乙涂抹;

刊刻时往往还不能完全矫正稿抄本的这些问题,在文字上残存稿抄本的特征;在进一步修改订正之后,才逐步产生出精良的刊刻定本。

如果要设想有一个“原本”的话,这个“原本”应该就是《金瓶梅词话》据之而刊刻的那个传抄本。

大家都知道《金瓶梅词话》文字讹误颇多。产生这些文字讹误的原因,在于词话刻本所依据的,是一种带有记音性质的说唱记录本或底本[⑨]。

这是根据文字考察,对于《金瓶梅词话》属性的一个基本认知。梅节先生也承认《新刻金瓶梅词话》“更接近评话底本”[⑩]。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一,是存在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借音表字,词话本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到了崇祯本则均改为正字。

这里仅列举数例,以见一斑,如:

(1)词话本第一回“那着条扁担”,崇祯本在第二回,“那”改作“拿”。

(2)词话本第二回“惯细风情的贼眼”,“细”崇祯本作“觑”。

(3)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晚夕告百备儿来”,此处“备”乃“病”音近而误,全书其他各处都是“百病儿”,崇祯本也作“百病儿”。

(4)词话本第四十四回:“陈经济走进来,叫剩下的赏赐与我月娘”,“我月娘”不通,全书没有第二处。 崇祯本作“吴月娘”。显然,词话本“我”乃“吴”音近之误。

(5)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怎的我教他唱”,这个“我”也是“勿”之讹,崇祯本改为“不”。

这类同音字的例子,在词话本里不胜枚举,说明词话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记录本,在记录时多采用同音字,刊刻的时候,没有纠正过来,导致词话本出现太多的同音字。到了崇祯本,文人对词话本加以修改时,均改为正字。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二,是存在许多指代不清的现象。

说唱时,人物的身份可以通过说唱者的声情变化得到表现,不需要直接点明人物身份;但照直记录时,容易出现指代不清的现象,词话本这类指代不清的例子非常多,正说明它根据的是说唱底本或记录本。仅示三例:

(1)词话本第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西门庆与郑爱月儿的对话:

西门庆道:“不打紧,我明日使小厮再送一罐来你吃。”又问:“爹连日会桂姐来没有?”

“又问”的主语显然不是西门庆,崇祯本补上“爱月又问”,文意才清晰。

(2)词话本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

这文嫂一面吃了茶,问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两夜没回家,只在里边歇哩。逐日搭着这伙乔人,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妇儿丢在房里通不顾,如何如何!”

又问:“三娘怎的不见?”林氏道:“他还在房里未出来哩。”

“又问”的主语是文嫂,说话时通过变化声态以区别,书面语则不可以省略,崇祯本就补出了“文嫂又问”,这样人物身份才清楚。

(3)词话本第七十八回《西门庆贪欲得病》:

西门庆苏省了一回,方言:“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许多?”更不说他用的药多了。

“你今日”句不是西门庆的话,而是潘金莲的问话,崇祯本补入“金莲问”,文意才顺畅。

崇祯本《金瓶梅》

如果按梅节先生的说法《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那么词话本这些地方都应该补足对话的人物,文意才顺畅。

这些指代不清的对话,正是由说唱文学的书面化而造成的。到崇祯本时,才一一补足,成为文意清晰的案头文学。

说唱记录本的标志之三,是一些语句存在前后颠倒的现象。

说唱者的口头表演,不可能完全像书面文字一样通顺,会有不少前后颠倒、重复的现象。

记录誊清时,修改得不彻底,也会残存这种颠倒重复的语句。甚至在誊清时还会造成前后的颠倒。

一般来说,文人创作,很少会出现语句前后颠倒的现象。词话本前后颠倒误植之处甚多,如:

(1)词话本第四十回:

(a)到明日咱家发柬,十四日也请她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每来扮《西厢记》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吴银儿、李桂儿接了来。

(b)西门庆看毕说道:“明早叫来兴儿买四样肴品、一坛南酒送了去就是了。

(c)你们在家看灯吃酒。”

词话本这段文字意思不顺,崇祯本调整为b、a、c,通通为西门庆的言辞,意思才顺畅。

(2)词话本第四十三回,哥儿玩的一锭金子不见了: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文意欠通顺,文人笔下不大会出现这类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应该是记录本有勾乙之处,刊刻时误植。崇祯本改作: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声口逼肖,意思非常通顺。特别是这里一个“好”字还透露出一些勾乙误植的信息。可以推测本来应该记录为: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王清和校点《金瓶梅词话》就是这么处理的。可能是在抄本里“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9字勾乙至“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中间“娘”字处,导致刊刻词话时出现了破句现象。

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应该补回“娘”字才对。正因为它根据的是词话本,不知“好”字本为“娘”字,故而直接删去“好”字,使文意顺畅。

笔者这里虽是推测,但怎么也不能倒过来理解词话本的错误是校入崇祯本而造成的。

(3)词话本第四十三回: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前厅鼓乐响动。

叙述句隔开了对话,导致前后不呼应。崇祯本改作: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前厅鼓乐响动。

显然,崇祯本的修改更为通顺合理。

(4)词话本第四十六回:

李智、黄四约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去了。

“约坐”停顿,文意未完,肯定有脱误。

下文“打恭”应该紧接着就是离去,中间植入“到黄昏时分”云云,这里肯定有文字颠倒。崇祯本作:

李智、黄四约坐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

不增减一字,而文意顺畅。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词话本所据的抄写本在誊写时有勾乙之处,“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脱漏,补写于下行,然后再勾乙补到原处,词话本刊刻时未处理勾乙的情况,才导致这样的错误。

(5)词话本第六十九回,夏提刑因说起:

“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衙中投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他那里临风近,打听打听消息去。”

差人去打听消息,应该一顺说下来,“他那里临风近”6字隔断了文意和语气,在评书说话时侯可能会存在这种现象;在记录誊清以后,就应该勾乙至适当的位置。崇祯本就改作:

夏提刑因说起:“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说衙门中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那里,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临京近。

崇祯本除了将位置调整合理了之外,还将“临风”改为“临京”。

“风”指京城的风声,“临风”是俗语,将俗语改为雅言本来就是崇祯本的一贯特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文字勾乙是写本抄本常见的情况,刊刻时若未注意到勾乙的标识,顺着误抄的文字排版,就会造成语句的前后颠倒。

《金瓶梅词话》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崇祯本多是不增删一字,就将文字理顺。

崇祯本的调整,应该是根据文意纠正词话的讹误。如果说它有参考的话,参考的也应该就是词话本系统的抄写本。否则的话,怎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而能弥缝得如此贴切呢?

如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私通林太太一事被捅破后,孟玉楼与潘金莲的议论:

词话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大妇,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也休要出这个丑。”

崇祯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娘母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也休要出这个丑。”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

两个本子字数完全一样,只是前面“大妇”改为“娘母”,后面调整了一句的次序。崇祯本改得更为合理。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因为词话本依据原初的说唱底本或记录本而造成了文字的讹误,崇祯本经过文人加工,对这些讹误之处通通加以修改。

问题是,崇祯本是直接据词话本修改,还是另有所据呢?

上面所列的例子,有的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崇祯本是根据另外一种本子,而并非根据词话本作的修改。但是,从同音字角度看,有些例子可以确证崇祯本就是根据的词话本,而不是另有所据,试举二例:

(1)西门庆的女婿在词话本里叫“陈经济”,在崇祯本里通通作“陈敬济”,唯独第七十八回有一处作“陈经济”,文曰:

西门庆随即教陈经济写了书,又封了十两叶子黄金在书帕内,与春鸿、来爵二人。

这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一个确凿证据,可谓是“活化石”或“脐带”。

如果不是依据词话本,怎么会这里突然冒出一个“陈经济”呢?哪有这么巧合的笔误?

(2)词话本第五回郓哥激将武大的一段文字:

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粉,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

武大道:“我屋里并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粉?”

郓哥道:“你说没粉麦,怎的赚得你恁肥(月荅)(月荅)便软倒,提起你来也不防,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这段对话里的“麦粉”是方言,即“麦麸”。

两处“麦粉”、一处“粉麦”在《水浒传》里全作“麦稃”,崇祯本应该是参考了《水浒传》,“粉”改作“稃”。

但是与《水浒传》三处全作“麦稃”不同,崇祯本是前两处作“麦稃”,后一处作“稃麦”,显然,这个细微的差异说明崇祯本既参考了《水浒传》,又依据的是词话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三 在字迹上,词话本还残留写本的特征,崇祯本多作了修正

刻本《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一种说唱评话的写本,且是一种行草字迹的写本。

在词话刻本里还保留了写本在字迹上的特点,表现为两点:一是存在大量的形近字;二是存在一些由于行草字迹辨认造成的讹词。先看形近字:

(1)词话本第七回:“话说西门庆家中赏翠花儿的薛嫂儿。”

据前后文,“赏”字当是“賣”字,形近而讹。崇祯本改作“賣”字。

(2)词话本第四十五回黄四央求应伯爵向西门庆借钱:“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个银子来。”

“找着再得”四字崇祯本作“我筭再借”。

(3)词话本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思念李瓶儿,对吴银儿说:“前日在书房中,白日要见他,哭的我要不的。”

要,崇祯本作“夢”。

(4)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架儿于是”。据第六十九回,“于是”当作“于宽”,

崇祯本作“架儿于宽”。

(5)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欲向深闺永艳质”,

“永”崇祯本作“求”。

(6)词话本第七十二回“李铭连忙磕了們头”,

“們”崇祯本作“個”。

(7)词话本第一〇〇回“出山西太原府并陛道”,

“并陛”崇祯本作“井陉”。

这类例子非常之多,举不胜举,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近字讹误。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过程中,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辨识上的错讹。

这些讹字,到了崇祯本,都作了订正。

那么,会不会是崇祯本根据其他本子,而不是直接根据词话本做出的订正呢?不会的,因为有词话本讹误而崇祯本跟着讹误的例子,也就是王汝梅先生所谓的“脐带”,试举几例:

(1)词话本第五十一回:西门庆道:“我说正月里都摽着他走,这里谁人家银子,那里谁人家银子。”

崇祯本同。但两个“谁”字意思不通,

张竹坡《第一奇书》据文意改为“借”。今人白维国校本、王清和校本改为“诓”,是对的,两“谁”字应是“诓”形近而讹,词话本错了,崇祯本跟着错。

(2)词话本第一〇〇回:“金国幹离不由人马”,崇祯本作“金国幹离不的人马”。

“由”改为“的”是正确的,但金将的名字应是“斡离不”,而不是“幹离不”。

下例中词话本的“活立”就是“斡离不”的拟音,崇祯本改为“幹离不”,显然是跟着词话本此处的“幹离不”而发生的讹误。

(3)词话本第一〇〇回:“统制提兵进赶,不防被活立兜马反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随马而死。众番将就用钩索搭去。被这边将士向前,仅抢尸首,马戴而还。”

“活立”、“随”、“戴”,都是讹字,崇祯本“活立”二字改为“幹离不”,“随”、“戴”二字同词话本,未作改正。

(4)词话本第一〇〇回:普静师荐拔群冤,最后“言毕,各恍然都见”,

崇祯本同,张竹坡本才改为“言毕,各恍然不见”。这也是崇祯本跟着词话本发生的讹误。

词话本错字,崇祯本改为正字,或许可以理解为崇祯本另有所本;词话本错字,崇祯本跟着错了,不正说明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吗?这正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

皋鹤堂本

再看词话本由于行草书辨认而产生的讹词

(1)词话本第四十九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

崇祯本同。“宋盤就”,据《宋史》等,当是“宋聖寵”。聖寵、盤就,草书字形相近,词话本所根据的写本应该是行草字体的“宋聖寵”,词话本刊刻者将“聖寵”讹误为“盘就”,崇祯本跟着讹误。

(2)词话本第七十一回,提到西门庆自京城回来,经过“八角镇”,第七十二回词话本再次提到“八角镇”时,把它误作“公用镇”。

“八”“角”草书连写,很容易误认为是“公用”,崇祯本第七十一回是“八角镇”,第七十二回则跟着词话本误作“公角镇”。

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崇祯本就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崇祯本上还残留着词话本讹误的痕迹。

很难想象崇祯本根据的是另外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在这两个地方的讹误与词话本完全一样。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等至日中,二位官员喝道而至,此日乘轿,张盖甚盛。”

“此日”二字在此处意思不通顺,白维国、王清和校,“此日”当为“皆”字。“皆”字草书写得上下分开,讹为“此日”。

崇祯本如果有他本作依据,这里很容易改为“皆乘轿”,但正是因为没有他本作依据,觉得这里“此日乘轿”不通,认为“此日”二字是衍文,直接删去。

(4)词话本第四十五回:吴月娘骂玳安:“恁贼两头弑番献勤欺主的奴才!”

“弑番”不词,据第四十六回“两头戳舌”可知,这里的“弑番”显然是“戳舌”形似而误。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也觉得“弑番”不词,觉得是衍文,就像上一例一样,干脆删去,作:“恁贼两头献勤欺主的奴才!”

词话本据行草书而发生的这些讹误,有的讹误崇祯本可以恢复为正确的本字,有的讹误崇祯本无法恢复,只能臆改。

恢复的,如第六十九回“比及个并头交股”。

“比及”二字为“两”字草书的误释,崇祯本改为“两个并头交股”,从字形和上下文意,这里都比较容易还原为“两”字。

臆改的,如:

(1)词话本第九十一回,玉簪儿压伏兰香、小鸾,说:“你若不听堵歌,老娘拏煤锹子请你!”

“堵歌”二字费解,今白维国、王清和校本都酌改为“指教”,可从。

“堵歌”应是“指教”行草之误,是词话本根据写本的行草字误认而生。

崇祯本的作者既觉得“堵歌”有误,又无法还原,径改为:“你若不听我说,老娘拿煤锹子请你。”这是据文意的修改。

如果崇祯本有他本作根据,这里应为“指教”才是。

(2)词话本第一百回:诗句“将军一恕天下自心”,8个字,显然“自心”是“息”字一分为二,张竹坡本就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

崇祯本则改为“将军一怒天下安”,其实改为“安”并不妥当,因为这里须是一个仄声字,如果崇祯本另有依据的话,应该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才是。

就像接榫总有缝隙一样,删改总会留下痕迹。崇祯本删改词话本留下的痕迹,细细纠察,还有数处,兹举二例。

(1)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死了,请阴阳徐先生来:

词话本:这徐先生向灯下打开青囊,取出万年历通书来观看,问了姓氏并生时八字。

崇祯本: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

崇祯本删去了14字,导致意思不顺,因为“问”是不须要“向灯下”的。词话本的“向灯下”是因为打开青囊,取历书来“观看”。

现在崇祯本把这14字删去,直接作“向灯下问”,显然不妥。这正是崇祯本删节词话本的痕迹。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就不会写出这类句子来。

(2)在《水浒传》里,王婆、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人”。

到了词话本里,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王婆则依然称之为“西门大官人”。但有一处不同,试看第四回:

词话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崇祯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除了词话本,是没有任何文本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的,崇祯本这一段是根据词话本,并参照《水浒传》,把“西门大官”改为“西门大官人”,但是改了前面一个,没有改后面一个,导致王婆说:“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这也正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本,不是根据词话本,这里应该是“西门大官人”才对。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快肉,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崇祯本作: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是一句歇后语,可解释为:“蔬果架上的虫儿,平时吃得快活,一朝被捉,便是绝路。意谓胡作非为者终没有好下场。”[11]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不理解这是歇后语,把前面谜面“前架虫”三字删了,导致前后文意衔接不上。

这显然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不是建立在词话本的基础上,崇祯本怎么可能会出现像“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如此不伦不类的句子呢?

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

四    结语

如果能正确意识到小说版本演变存在一些与诗文版本不一样的特点,如上文说的说唱评话的底本或记录本,记录和传抄过程使用同音词、形近字,行草书体,以及对话、俗语等,那么抓住这些特点,便可以考察出小说文本从写本、抄本到刻本再到文人加工润色本的过程。

对于《金瓶梅》版本来说,上述的这些例子,多数都是不可逆推的。这些内证,揭示出崇祯本对词话本文字的修正,足以证明崇祯本是在对词话本进行修改和加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作者    周兴陆   教授

注释

[①]郑振铎(郭源新)《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②]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第1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88年);《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王汝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叶桂桐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见其《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⑥]拙文《吴应箕<甲乙遗诗>考》,《文献》2013年第6期。

[⑦]马征根据词话本“花子由”的避讳推定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以后,见其《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其实漏洞很大,不足为据。

[⑧]杨琳《<金瓶梅词话>刻印于天启之后新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杨国玉已证明词话在前《福寿丹书》在后,见其《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源流琐考》,《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⑨]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见其《论金瓶梅》(《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李时人虽然不同意此说,但也承认《金瓶梅》“摆脱不了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见其《“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⑩]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1]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2页。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学遗产》,2021,第一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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