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力挺白话文

郑振铎力挺白话文

肖伊绯

众所周知,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进入高潮,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学者更为之推波助澜,读写白话文、推行简体字、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迅即在中国公共文化领域中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以现代眼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弘扬国学的风气,也在悄然孕育与生长,譬如北京大学设置的国学门、清华大学创建的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名师齐聚,济济一堂,也大有古色今香、重振国粹之势。

在这种情势之下,从中国文化的源流与进化,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革命,从中国文体的古典与现代化等各个层面,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与批评者之间的辩论日益激烈、从未间断。其中,基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的辩论,是这些辩论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令公众关注的。因为,在文言文通行、白话文涌现,二者并行又时有干扰的那个时代,究竟选择哪一种文体,不但关乎文化文学,更关乎实际生活。

譬如坊间最为流行的“胡适写电报”的一个段子,就很能说明文体选择关乎实际生活的问题。据说,1934年秋,一直推崇白话文,并于1928年就写成《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曾遭遇学生对白话文的质疑。有学生以发电报为例,认为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白话文不如文言文实用。胡适则以自己拒绝受聘行政院秘书一事为例,请所有学生代以文言文代拟拒聘电报,而他自己则以白话文来拟写电报,看看究竟哪种文体用的字数多。最后,从所有学生代拟的电报中挑选出来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计12个字。而胡适所拟的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个“胡适写电报”的段子,是否确有其事,无法确考。但就在“胡适写电报”这个段子所说的1934年,这一年的11月9日下午,郑振铎(1898—1958)又在清华大学国文系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也是力挺白话文的。这么一来,胡适在北大、郑振铎在清华,皆是在当时拥有最强师资阵容的国学院所之中国最高学府里,表达了力挺白话文的立场与态度,堪称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又一掌故。

郑振铎的这次演说,其内容摘要发表于1934年11月10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目前尚未见公开披露,亦未有研究者提及。且与之同台演说的还有陈铨、王力、浦江清等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朱自清、沈从文等也均参加了此次主题为“文言与白话”的研讨会,包括郑振铎演说摘要在内的关于此次研讨会的报道,自然也颇具研究价值。为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文言与白话”
 
清华国文系昨日开会
郑振铎等有精彩辩论
 
【特讯】清华大学国文系,昨日下午四时,在该校工字厅开会讨论“文言与白话”问题,出席师生五十余人,除系主任朱自清主席外,并聘有文学家郑振铎、沈从文,及陈铨、王力、浦江清、孔云卿等指导。开会后,首由主席朱自清报告开会意义及讨论范围后,即由郑振铎讲述现时白话与文言论争情形及大众语,并阐明自己态度,认为文言不能描写复杂的思想,倘不用白话,则最有价值的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等,是不会产生的。由文言变为白话,由白话变为方言,乃是自然的趋势。文言运动,对中国民族无何利益。提倡文言,无异自杀。我们应当向前进,不应回头看、开倒车,提倡文言与败家子弟保守破碗一样,是决对不应当的。继略论大众语是什么?大众语的技巧问题。次由陈铨讲述,意者当以哲学见地来讨论,某种运动,皆有其思想背景。平民政治,应当对于一切的享受皆平等,故大众语是需要的。对于文言白话的见地,依所属立场而不同,如认中国文化有保存的价值,中国有翻身希望,也许可认提倡文言为中国人的觉悟。次由王了一(即王力),根据言语学的立场,讲述:(一)文言与白话;(二)文言诗与白话诗;(三)白话文与大众语。最后由浦江清根据历史的眼光,讲述文言是正统的文学,最简短的方块字,世界上惟有中国。若介绍外来文化,则多用白话,因中国文言文,已然固定,不易受外来影响的。若要白话诗的成功,则似须用罗马字母云云。

北平《世界日报》1934年11月10日报道,【清华大学国文系“文言与白话”研讨会】

这篇近600字的报道,简明扼要的把一次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内召开的“文言与白话”研讨会实况概述了出来。研讨会上,除了激情洋溢、力挺白话文的郑振铎之外,还有从“平民政治”来探讨白话文合法性的陈铨 (1903—1969,早年从事德国哲学与文学研究,后为著名剧作家);还有纯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阐论文言与白话历史进程及其应用状况的王力(1900—1986,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还有强调“文言是正统的文学”的浦江清(1904—1957,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陈寅恪助教)等等,诸学者各抒己见、各表态度,演说了各自对“文言与白话”的学术见解。勿庸多言,情绪最为昂扬、立场最为明确的乃是首先演说的郑振铎,仅就学术研究层面,他所发表的“倘不用白话,则最有价值的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等,是不会产生的”之观点,实在是“振聋发聩”,足以成为当年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最强音”。当天的报道副标题也以“郑振铎等有精彩辩论”云云来概述会议实况,也间接的表达着报社方面对郑氏意见的肯定与赞赏。

这虽是一篇简略的报道,从中却不难发现,即使在报刊报道均已采用白话文的1930年代,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议与辩论,始终都还未停息。学者们从学术理论、政治文化、社会实践、生活应用层面,还在不遗余力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立场。当然,如胡适与郑振铎这样的力挺白话文者,且在教学与演说中时有精彩发挥者,并在学术研究领域各有相关著述问世者(继胡适1928年著成《白话文学史》10年之后,郑振铎著成《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初版印行),则让白话文的应用与推广获得了更为广泛、更为有力的群众基础。诚然,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登上历史舞台,实属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但在这“历史必然”的规律背后,如胡适、郑振铎这样的学者所做出的个人贡献、所发挥的个人影响力,实在也是值得铭记与纪念的罢。

肖伊绯

刊于《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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