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4军“沟里”快乐的童年
来源：军旅警营
鱼趣
从旅顺口来到小市以后，我最先喜欢上的就是八一小学下面的这条汤河。喜欢它的原因也特别简单，一个是离的近，到河里去玩很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小市和“沟儿里”与旅顺口比起来实在是没什么可玩的地方，而在小市待的时间长了，汤河却带给了我们许多很实在的乐事。
那时候的汤河水质特别好，特别清，清到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两、三米深的河底。汤河从发源地到汇入太子河，沿岸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作“污染源”的东西，山城子公社以上的河段，河边的村民都是在直接饮用汤河的水。
“沟儿里”和231医院的水源地也都建在了汤河的边上。供“沟儿里”生活用水的水泵房就在八一小学的下面，这座水泵房每天不间断的把抽上来的汤河水通过长长的管道，送到“沟儿里”的“水塔”里。说是“水塔”，其实并没有塔，就是建在“沟儿里”南山上一座位置很高的、容积很大的水泥蓄水池，“沟儿里”所有的自来水都来自这儿，我们喝的都是汤河的水。
就是因为汤河的水质好，河里的各种各样的小鱼（汤河里确实没有太大的鱼，长的最大的应该是沙胡鲈子，我见过长的最长的也就半尺多）也就特别多，随便在河边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站上去，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河水里一群群的小鱼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因为河里小鱼的种类比较多，我能叫得出来名字的只有柳根、白漂子、青绫子、红绫子、沙胡鲈子、山胖头、泥鳅那么几种。那个年代的副食品比较缺，这些小鱼成了汤河沿岸的老乡们饭桌上一年四季都缺少不了的菜肴，各种各样的打鱼方式使得春夏秋冬的河面上总有打渔人的身影。我不但喜欢在汤河钓鱼，也喜欢看老乡们用各种方式和“家伙”打鱼。
我学会钓鱼是从碱厂堡回来以后的事，在碱厂堡的那段时间经常跟着李明春到村子东面的汤河里去钓鱼，尽管他没有让我动过他那根鱼竿，但我还是把他钓鱼的一些主要环节都记住了，回到八一小学以后就自己动手制做了我钓鱼的第一套“家什”，开始在汤河钓鱼了。
我最初钓鱼的那套“家什”特简陋，鱼竿是用一根两米来长的水曲柳的细木棍在最前面绑上一节竹扫帚的梢子做成的。鱼线和钩子是在县一中对面的一个叫老李头（这位老李头的小卖部在小市街里有点小名气，只有他那里有卖钓鱼用的鱼竿、鱼钩、鱼线和漂等东西）的小卖部里买的，坠子是家里用过的牙膏皮卷的，漂最简单了，截一小段细秫秸，其中一头劈开一点，把鱼线夹进去打个活结就可以用了。
在汤河里钓鱼用的鱼食叫“鱼虫”，是一种生长在汤河里的小生物，褐色的，样子就像没长出毛的毛毛虫。一般都长在河里的石头靠着河底的那一面，它会像蜘蛛一样用自身织出的一些网状的东西把一些小石头子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窝，再把自己包起来“粘”在石头上。到河边钓鱼，只要在浅水里翻开几块石头就可以找到不少这种小东西，在汤河里钓鱼最好用的鱼食就是“鱼虫“。
挂着漂在汤河钓鱼一般都是选那些大石头多、水流不是太急、水深在两尺上下的地方，选一块稳当的大石头站在上面，把漂调整到让钩子能悬在河水里，再把掐成小段的“鱼虫”挂在鱼钩上，扬起鱼竿把鱼线甩到来水的那方就可以开始钓鱼了。鱼钩下水以后漂基本上是横躺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着的，如果有鱼吃食了，漂就会立刻停住，然后猛地扎进水里，这个时候提杆十有八九就会有一条小鱼打着挺儿被拽出水面来。
在汤河钓鱼还有一种方法是甩“毛钩”。“毛钩”的鱼钩和普通的鱼钩没有什么区别，所不一样的就是鱼钩的把上缠着一些细细的鸭毛，鱼线上没有漂，也没有坠子，用“毛钩”钓鱼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河水稍浅但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钓鱼的人站在河水里，腰上挂着一个鱼篓，不断地甩着鱼竿，由于“毛钩”的钩把上有羽毛，钩落到水里以后漂在水面上，像是带翅膀的小虫子在水面上飞舞跳动，引来小鱼吃食。用“毛钩”钓鱼大多是在夏秋两季的早晨和傍晚。由于甩“毛钩”多少有些“技术含量”在里面，我一直也没学好。
除了在河里钓鱼之外，汤河沿岸的老乡们还沿用着一些特别传统的方式在打鱼，像“蹲胖头”、“ 踩沙胡鲈子”、“下挂子”等等，还有一些打鱼的方式是在其他的地方很少见到的，其中有两种东西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是“坞子”（这个“坞”对不对还真不知道，反正小市的老乡们念“物”，四声）。
坞子是一个两头都通着的大玻璃罐儿，不到40厘米长，粗细有20多厘米。这个玻璃罐儿两头的口儿都是个
向里的喇叭口，外面大，越往里越小，最细的地方只能伸进三个手指头。用的时候把和（在这里念“或”，四声）的很黏的鱼食通过喇叭口最细的地方粘在在喇叭口的背面，鱼闻到鱼食的味道，就会沿着喇叭口最大的地方向里面游，从最细的地方进到坞子里面去吃鱼食，鱼一旦进到坞子里面它就游不出来了（好像鱼类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就是特别不爱从一个小洞口往宽敞的地方游）。坞子一般都放置在河里的大石头边上或是事先在河里堆好的石头堆边上，坞子这个东西用着挺方便，在河里搁上一段时间，还可以去看看里面的鱼多不多，鱼食还有没有，要是坞子里面还有鱼食，而坞子里面的鱼不太多的时候，也不用管它，什么时候起它都行。
不过坞子这个玩意儿好像使用它的人并不多，我也只是见过那么几次。估计一个是玻璃罐不好携带，再就是它只能在河水没有没过大腿的时候使用，效率比较低，慢慢的就被淘汰了。
还有一个是“晾子”。我觉得在其他的地方的河里都没有见过晾子这种打鱼的方式。
晾子一般都是在河面不太宽、河水也不太深的的河段。弄成一个晾子的工程挺大的，要从河的两岸开始把河卵石堆起来以一定角度向河中间延伸，一直到两道河卵石墙在河中间交汇在一起，从上往下看就像一个V字形，这两道河卵石墙的作用就是让河水的主流沿着这两道河卵石墙形成的V字形流动，V字形头部的那个“尖”的位置固
定着一个筛沙子用的网眼很小的筛网。河水被人为的从一个很宽的河面逐渐汇到只有几十厘米宽的的筛网那儿，河水的流速自然就会快很多。一些小鱼游到晾子的窄处，稍不小心就会被冲到最头上的筛网里被“晾”起来了，晾子的名字大概也是这么来的。由于鱼都有“顶着水游”的习惯，真正让它自己跑到晾子里面也不是意见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八一小学的围墙上经常可以看到晾子的主人在晾子上游的地方两个人扯着一根栓满了破布条（有时候是栓一些苞米皮子）的长绳子，沿着晾子的V字形从宽处向窄处在河水里来回的拍打，把河里的小鱼弄惊了，让它们自己向水流越来越急的窄处跑，最后跑到筛网上被“晾”起来。
汤河小市这段从张家口大桥上游一点的地方开始到接近观音阁铁路大桥有好几个晾子，其中一个晾子的筛网正好在沟口一侧大桥的下面，晾子里面的鱼对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时候下课的课间我们还要翻过学校的墙头跑到桥中间俯下身子看晾子里面有没有鱼、是什么鱼。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只要河的上游来了浑水，那晾子里面的鱼肯定就会比平时多得多。
但是晾子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就是扛不住山洪，每年的夏天只要是来一次山洪，晾子肯定会被彻底的冲垮，只能等到那一年的汛期过去了，晾子的主人才会按照原来的样子再把晾子堆好。
汤河里还有一样挺好玩的东西就是蝲蛄，这小玩意儿还真是到了小市以后才认识的。
第一次看见这个也像虾又不像虾、倒着跑比往前爬要快的多的东西感觉特别有意思，经常会抓两个拿回家，放在洗脸盆里养着，没事了就拿个小棍扒拉着让它顺着洗脸盆的圆边倒着使劲跑。不过没有多长时间妈妈就告诉我说，卫生科的医生们已经告诉家长了，让孩子们少玩而且尽量不能吃这东西，原因是这东西身上可能有结核菌（现在的说法是鳌虾这类东西如果加工不好或是吃的不卫生，极有可能会沾染上肺吸虫），从那以后，我对蝲蛄的兴趣就没有了。
也是因为汤河的水质好，河里小鱼的味道也特别的清鲜，好像是从1980年初代开始，在小市开饭店的人们就已经在经营汤河里的鱼和蝲蛄了，最初的时候主要是清炖山胖头、沙胡鲈子，价格也特别便宜。1985年底我离开小市的时候，小市街里的县粮库门口有一个饭店，饭店的门前立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
清炖河鱼每盘1块钱。
是汤河教我学会了钓鱼，直到现在，我也只有这唯一的一个业余爱好。
“下河洗澡儿”
但凡是在“沟儿里”生活时间稍微长一点儿的人们，肯定都会记得军首长用大卡车拉着“沟儿里”的大人孩子去张家堡游泳这件事，因为它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也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到夏天最热的时候，“沟儿里”的大人孩子都爱结着伴儿到汤河里游泳。
应该说“沟儿里”的人们到汤河里游泳的兴趣是汤河对面“七委”和“五队”的孩子们给带起来的，“七委”和“五队”是两个简称，“七委”是小市街里的居委会的排序；“五队”是小市公社小市大队第五生产队。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七委和五队的那些孩子们都爱到河里玩水，他们管这叫“下河洗澡儿”。在后来时兴的“开门办学”中，他们也都成了八一小学的学生。
其实，整个汤河小市段真正能游泳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原因就是汤河小市段的河水都比较浅，汤河小市段多数的河段水深都在膝盖上下，真正可以游泳的地方只有张家堡大桥东头下面那一小段和距离沟口大桥南面不远处的一个砬子头下面两个地方。就是因为沟口大桥南面这个砬子头的下面这个地方离“沟儿里”比较近，“沟儿里”的人们都爱就近去那里游泳。
沟口大桥的南面是一条一边紧贴着山根、一边靠着汤河修建的一条简易的路，路的南端和张家堡大桥的东头相连，这条路是“沟儿里”营建的时候为方便驻在张家堡河东的军直属队防化连、军后勤分队的汽训队、军需库、油料库等单位来“沟儿里”修建的。因为修这段路的时候既没有保护好路东半山坡的植被也没有做好护坡，结果，这条路从修好的那天起，中间的一段就没完没了的出现滑坡，滑下来的泥土沙石最终堵死了这条路。滑坡最严重的那段路从南到北有一百多米，紧靠着这一百多米滑坡路段的就是汤河东岸五米多高的石砬子，在汤河河水常年冲涮之下，靠近石砬子的这一边很自然的出现了一条一百多米长、十来米宽（那一段的汤河水面平时的宽度在三十米左右）、两米多深（浅的时候也在一米六七的样子）的深沟，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游泳场。
在流动的河里学游泳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因为河水的流速挺快，只要你敢跳到河里，流动的河水就会冲着你往下漂，你就记着紧着扑腾就不会沉下去，等着你扑腾累了，也就过了那段水深的地方。我们平时确定是不是已经游到了可以站起来的的地方的标准就是看着东岸的石砬子，只要游过了石砬子，人就可以在河水里站起来了。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在河水里顺着水游确实省劲也挺舒服，但是游到浅的地方再想顶着水往回游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顶着水根本游不动！只能站起来趟着浅水再走回下水的地方，这也是在游泳池里享受不到的一种乐趣---一半时间在游泳、一半时间在趟水。
由于地形的关系（东岸是石砬子，没有多少可以站人的地方），汤河西岸比较平坦，到这里游泳的人们都爱到河西岸来换衣服和休息。西岸接近河水的部分都是被河水冲洗的干干净净的细沙子，稍远一点的地方则全是大大小小的、圆圆的河卵石，最大的河卵石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我们在汤河里玩水（一开始都不大会游泳，就都叫玩水）的时候，晴天太阳比较毒，在河水里玩一会跑上西岸，往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子上一躺，特别舒坦；阴天的时候，河水的温度也不高，在河水里待着感觉有些冷了，就会打着哆嗦跑上西岸，找一个大大的河卵石趴上去抱着，靠河卵石的温度缓和一下。
在“沟儿里”， 和我一般大的、还有比我小的的那些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天然游泳场里学会游泳的。我们那时候去游泳也很简单，在家里吃过午饭，拎着游泳裤衩就走了，到了河西岸，找个合适的地方把游泳裤衩穿好，把脱下来的衣服往沙滩上一搁，就下河了。我们下河的动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一开始使着劲往河里猛跑，等河水没过膝盖想跑也跑不动了，就猛地往前一扑，像“扎猛子”似的就扎进清凉的河水里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到河里游泳，靠近沟口的这个只有三百平米左右水的河面的就显得有点小了，一到暑期，石砬子下面的河水里和河的西岸上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来河里玩的人们，不知不觉的就有了一种很拥挤的感觉。
那是一个傍晚，俱乐部的大喇叭广播说，为了丰富军机关家属的业余生活，军首长专门安排了去张家堡大桥下游泳的专车，每天中午12点整在四号会议室门前发车。
听到俱乐部广播，第二天中午我早早的就吃了午饭，拎着游泳裤衩一路小跑到了四号会议室，两辆大解放车上已经上满了大人和孩子。汽车准时开出“沟儿里”以后，沿着沟口两座大桥、纺织厂、小草公路开到张家堡大桥下的河边上。
张家堡大桥是本桓公路在小市段跨越汤河的一个大型混凝土预制件桥。张家堡的这段汤河的河床没有沟口的那段那么宽，但是有水的河面比却比较宽，所以张家堡大桥的长度比沟口那两座“红卫桥”都要长出不少，又因为是国道上的桥，桥面也是双向双车道的。
汤河在张家堡大桥下面的这一段河水比较深，主要集中在桥东头，最深的地方据说有六米左右（有胆子大的从8米多高的桥上往河里跳都没有碰到河底）桥下可以游泳的地方长有200多米、宽也有50多米，比沟口那一段宽敞多了。
虽然军首长在那几年的夏天每年都派车拉着“沟儿里”的大人孩子去汤河游泳（好像有一段时间还去过太子河，后来因为安全问题不好把握就没有再去），但怎么说都在河里玩，为了能让“沟儿里”的人们也向大城市的人们那样在游泳池里游泳，军首长们曾经做出过一个决定，在沟口两座“红卫桥”之间的高填土路基北侧，开挖了一个准备用来建造一个大游泳池的基坑，这个基坑有200多米长、70多米宽，基坑内的深度也不一样，东边的一半在两米上下，西边的一半在四米上下。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计划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大坑就那么一直撂在了那里。
放“农忙假”吃“酸汤子”
1969年仲夏，八一小学要搞“开门办学”，“开门办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已经升入初中的我们这个班，送到本溪县第一中学去上学。
对于到本溪县第一中学去上学，我和全班的同学早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们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在那儿上的初中和高中。
我们班的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从旅顺口八一小学开始就在一起了，彼此之间都特别的熟悉，虽说平时都免不了打打闹闹，但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就没怎么分开过。我们都很清楚，这次去县一中就预示着我们这个班级将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些人“同班同学”的经历就将到此为止，老实说我们并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本溪县一中是本溪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能来一中上学的人也都是在各个公社里学习最好的学生。
本溪县一中也是本溪县在“文化大革命”里“受灾”比较重的地方之一，从1966年到1968年仅仅三年的时间，本溪县一中就已经被各路“造反大军”弄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了。
我们班的四十五名同学列队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始分班。一个被介绍为县一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人，手里拿着我们班的名单，他的身后站了一排老师，被念到名字的同学逐个的站到每一位老师的身后，最后，操场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当我的名字被点到以后，同学们发出了一阵哄笑。因为别的同学至少都是三个人被分到一个班，只有我是自己被分到一个班里的，对于这个结果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极不情愿的走到那位被叫做张杰的男老师的面前，我一直都想弄明白为什么偏偏把我一个人分到一个班里，不过到我离开县一中也没弄明白。
班分完了，我们班的同学都跟着各自的老师去了自己的教师，我跟着张杰老师到了我去的这个班。
这个班教室里的墙壁黑乎乎的，五个窗户有玻璃的还不到一半，教室里一共也没有几个学生，所有的桌子和椅子以教室里黑板的中心线为准，被分成左右两个部分，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教室的中间是个炉子，看上去应该是去年的冬天用的，根本就没拆。张杰老师向坐在教室里的人介绍了我，教室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反应，我拿着书包自己坐到了左边第一排的桌子后边。
张杰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那一天他讲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在本溪县一中，初中和高中的班级在编班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学生所在的公社、大队来编班的，凡是相邻的村、镇的学生大都会分在一个班，我被分到的这个班，班里学生的家都在上堡和下堡，还有几个是马皮匠沟的。
几天以后，我和班里的几个家在上堡的男同学有了一些接触，认识了家住上堡的王耀和王繁，不过也仅仅是认识，因为没过多久他们都不来上课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学校倒是乐得学生们不来学校，这样他们还可能清静一些。
我们班的张杰老师确实是个难得的好老师，他的责任心特别强，不管班里有几个学生，他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管理这着个破摊子，有的时候来上课的学生实在太少了，张杰老师就走到讲台下边，和我们坐在一块儿，像聊天一样的把该讲的课讲完。
从我被分配到这个班里再到我后来离开，不要说这个班里的同学都叫什么，就是连这个班里到底有多少个学生我也不知道。
到县一中时间不长，县一中就开始放“农忙假”了，在八一小学我只知道学校里有寒假和暑假，没听说过还有“农忙假”。
本溪县一中的学生全县哪个公社的都有（本溪县的各个公社也有中学，但是都叫“农中”，大概是农村中学的意思吧），为了适应农时，每年到春播、秋收的时候，县一中都要放“农忙假”，好让家在农村的学生回家帮家里干地里的农活。县城里的学生在编班的时候都和县城周边的大队的学生编在了一起，如果放农忙假，这些班级就由老师带着到班级里农村学生所在的大队里参加劳动。
我所在的这个班还没等学校放“农忙假”，人就都走光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张杰老师把我们班的情况向学校“革委会”作了汇报，学校决定在放“农忙假”期间临时给我找一个班级，和他们一起去下乡劳动。最后，给我安排的这个班是一个由家在县城里和家在张家堡大队的学生混编的一个班，这个班里有三个人是我在八一小学时的同学，在这个时候能和以前的同班同学们在一起，我也感到很高兴，毕竟不再是形单影只了。
我到这个新的班级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班应该是当时县一中我们这个年级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一个班，因为这个班里的气氛好，教室里特别整洁，同学之间很团结，做什么事情心也很齐，这些都是我原来的那个班比不了的。
另一个感觉就是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发现这个班里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学生比较多，除了八一小学来的同学里有两位的家长是军首长外，县里学生的家长中职位比较高也不少，可以肯定的说，学校“革委会”在安排这个班的学生的时候是有所考虑的。
这个班的负责人是一位姓郭的女老师，人很精干，而且她在班里的学生中有很高的信任度，我注意过，她说过的话，班里从来没有任何人反对。在郭老师的带领下，我和班级里家在“沟里”和县城的同学们一块儿去张家堡大队参加秋收。
张家堡大队是小市公社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大队，在小市的最南边，六个生产队分别在汤河的两岸和本桓公路两侧，我们去的这个生产队是六队。我们班下乡的同学集体住在六队的队部，一个大房子里，东屋是男同学，西屋是女同学。
六队在汤河的西岸，本桓公路路南，因为离汤河近，水源充足，生产队大块的平地里种的都是水稻，在靠近231医院的西山上的坡地种的主要是黄豆，我们跟着老乡们劳动也主要是收这两种东西。
六队有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因为他的个子比较矮，人显得很小，队里的社员和我们班里张家堡的同学都管他叫“小豆粒儿”，虽然人长得矮。但是他对各种农活都特别的熟悉，干起来也特别利索，我和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在东北地区的农村，社员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先干，然后其他人随着，先干的这个人要比其他人干得快、干得好，人们称这个人为“打头的”。“小豆粒儿”就是我们这帮学生里面的“打头的”。我第一次下地参加农业劳动（去碱厂堡的那次没有下过地），干什么活都跟不上趟，割稻子的时候每次都是“小豆粒儿”干到头以后回过头来接我，和我接上以后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再去帮别的同学，特别大度。
我们干的农活里面，最不好干的是收黄豆。
收黄豆的季节性特别强，它和别的农作物不大一样，别的东西熟了以后还可以在地里呆一段时间，黄豆不行，它一旦熟了就必须立即收割，否则豆角过干就要裂开，豆子就会都落到地上，那样就影响产量了。收黄豆的时候还要尽量选择露水比较大的早晨的时候去收，那时豆角被露水打湿了不容易裂开，即使这样，黄豆收割下来以后也要马上就送到场院里。我也注意过，像玉米、高粱、谷子、稻子收割后都可以垛成垛在地里放一段时间，而黄豆、小豆、绿豆这一类东西确实是收割后马上就送回场院，没有在地里边跺着的。
秋天的早晨天气已经比较凉了，黄豆秧子上又满是露水，下到地里，走不上几步，浑身上下的衣服就都被露水打湿了，那种潮了吧唧、凉飕飕的滋味却实不怎么不好受。收黄豆还有一个比较难受的地方，是已经干了的豆角都有一个向上撅着的很尖的角，稍不注意就会扎手，收上一个早晨的黄豆，手上就都是被豆角扎的血眼了。看着“小豆粒儿”他们几个农村的学生在满是露水的地里舞着手里的镰刀，熟练的在那儿埋着头干活，全然不顾及这些，心里真是有好多的感慨。
在张家堡劳动的那段时间，我们吃饭是由生产队负责给 “派饭”，就是每天由生产队的队领导们指定几户人家给我们这些人做一天的三顿饭，学校和我们也不用付饭钱，前提是人家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一个月下来我们把六队的所有社员家都轮着吃了一个遍，因为各家各户过日子的习惯都不一样，那一个月我们是什么口味的饭菜都尝过了。不过让我最难忘的，却是一种叫“酸汤子”的玉米面面条，据说这东西的起源地原本就是以满族人口为主的本溪县。
“酸汤子”是当时本溪县农村家庭“来客”（“客”在这里要念“且”，三声）的时候比较高级的招待饭，平时人们习惯省略那个酸字，叫它叫“汤子”。它的制作过程挺复杂的，先要把玉米粒整个泡发，把泡好的玉米粒带着水磨成米浆，滤掉粗渣子然后发酵，再出现一种特殊的酸味以后才可以做“汤子”。作“汤子”的人一般都是家里的主妇，作的时候先把锅里烧上一锅开水，把一个白铁皮作的、很小巧的“汤子套”套在一只手的大拇指上，再把发酵好的酸玉米面团一团放在手里，用力一挤，顺着小漏斗前边的小眼儿里就会出来一条筷子粗细的面条，直接落到开水锅里，面条的长短就要看做饭人的手艺了。如果是清汤，煮好的“汤子”盛出来以后，加上些调料就可以吃了，如果是混汤的话还要呛锅，盛的时候连汤一起盛出来。“汤子”的味道酸酸的，还挺好吃。
不论是到社员家里吃“派饭”还是吃“汤子”，平生都是第一次，不过，那个年月的农村社员家里的生活都不富裕，吃普通的“派饭”还可以，“汤子”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饭，能吃的起的人家就不多了，那一个月里我只在六队的队长家里吃过。
从张家堡下乡劳动回来以后，在我的要求下，我没有再回我原来的那个班，就留在了郭老师的这个班里，一直到我和妈妈离开小市去扎兰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