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抹不去的乡村情结

抹不去的乡村情结

袁福成||江苏

自1982年起正式在城市定居，至今已有39个年头。

在城市浸淫这么多年，虽然早早端起了城里的碗、吃上了城里的饭、喝上了城里的水、娶上了城里的妻、生下了城里的娃、住上了城里的房、拥有了普通城里人所拥有的一切。但实话实说，数十年的城市生活留住了我的人，但尚未留住我的心。对于城市，感情上总是不愠不火、寡淡如水。而对当年曾经想方设法逃离的农村，至今却恋恋不舍、难以忘怀。“农村虐我千百遍，我待农村如初恋”。

我也时常扪心自问，想当年，多少次踮脚眺望过城市的背影，憧憬神仙般的城市生活，做梦都想跳出农门、脱离苦海。而今，曾经想往的城市生活目标早已达成，梦想成真之后，难道必然会带来激情的减退？想要得到的基本满足之后，难道必然会不再去珍惜？亦或是又起了“得陇望蜀”的贪念，对眼下的一切便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答案都是否定的。

其实，人对某一地域的记忆和感情的天平，总是有选择地向印象更深刻之处倾斜。对于城市和城市生活，本人既不排斥，也不反感，更无恶意。而对农村及农民生活的刻意关注和深深眷恋，应该源于长年的农村生活及农民生涯所留下的深刻印象。

0—25岁，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及至成年，受益于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才从农田里拔腿离开，一脚踹开了大学校门，继而挺进城市。先当教师，后当公务员，还混了个半大不小的科级“毛干部”。

有比较就有鉴别。上大学、进城市之前，虽然知道农民们终年无休地在田地里刨食的辛苦，但对城乡和工农间的差别、成因以及城市生活优越之处的认知还十分模糊。在城市落脚之后，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城市和农村生活进行对比，时不时去主动思考导致城乡、工农差别存在的主、客观原因，甚至还自不量力地去寻找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工农差别的途径及对策。明明知道，这本该由“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平头百姓人微言轻，想了也可能是白想，说了也可能是白说。但人们不是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凭一己之力虽无法撬动地球，但可以为撬动地球去寻找支点，凭一己之力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可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去积极发声。逢年过节，常去乡下老家游走，经常看到“计划生育，人人有责”“防火防盗，人人有责”“抗旱排涝，人人有责”“防疫抗疫，人人有责”等大幅标语不断在老屋的砖墙上交替呈现，偏偏就没见过“消灭城乡、工农差别，人人有责”的口号。难道是农民兄弟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世代务农的艰辛？亦或是对长期实际存在的城乡及工农差别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亦或是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意识作祟，谁也不愿主动站出来为自己发声？亦或是先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人，早已淡忘了祖先或父兄姐妹们农村生活的艰难和不易，只顾心安理得地享受由国家优惠政策带来的优越生活，再也懒得站出来为农民们代言？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若干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年度下发的文件中，都把有关“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文件放在年度头版头条的位置，据统计，仅2021年，党和国家出台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就多达59项。但无庸讳言，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乡、工农之间的剪刀差虽有缩小，但至今仍差距明显。究其原因，既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和一穷二的基本国情所致，更有体制、制度和政策不够完善的加持。

在改革开放之前，仅我国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就把农民们牢牢地束缚在生产队那“一亩三分地”的樊篱之下。农民们不要说进城落户，就连外出经商、学手艺、干个体都得需要公社、大队、生产队同意并出具“三级证明”。每一级证明，就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生产队长的“一巴掌”，就能将农民进城的梦想击得稀碎稀碎。除了升学、参军的狭窄出口缝隙之外，农民子弟要跳出农门真比登天都难。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的户籍还普遍实行世袭制。农民的儿女永远是农业户口，市民的子孙永远是城镇户口。只在“文革”中短期实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来遭到口诛笔伐和全盘否定，让“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重新返城，还成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政策举措。而只因为父母是农村户口，数倍于城市知青的农村“回乡知青”，其生活的坎坷和多舛的命运几乎无人问津。直至今日，城镇知青回城工作后，上山下乡的时间都计入工龄并与工资挂钩，而回乡知青进入城市工作，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不能计入工龄，这类赤裸裸的歧视农民后代的政策至今仍在执行。农村的落后及农民的贫穷，反倒成了天经地义的“合理”存在。

本来，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农民和市民，仅仅是不同的社会分工。农民和市民应该平等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基本权利。但社会生活的现实并非如此。我从农村和农民中走来，对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别，有着切身的感受。首先，城乡劳动者同为国家的主人，并未真正获得宪法规定的劳动者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平等待遇。付出同样的体力、脑力，农民的平均劳动实际所得，要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其次，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劳动人民人人平等的权利也未完全落到实处。按理说，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远远优于农村，在艰苦条件下生活和劳作的农民应该得到更加优厚的劳动报酬。恰恰相反，我国城市居民享有的待遇，远在广大农民之上。最为典型的是，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国营及集体单位的产业工人普遍享受由单位报销看病费用和分配住房以及领取退休金养老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前，农民既无劳保又无医保，农民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完全由农民及其子女们承担。即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城市居民失业后还享受由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农民才开始领取十分有限的！养老金补贴，补贴的金额还不足城市居民的十分之一。城镇居民享受医保的报销比例也普遍高于农村新农合报销标准。再次，具有世袭特征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虽对建国初期稳定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人为地将城乡户籍分设，并将其相互转换的通道基本阻断，客观上固化了城乡、工农间的差别。改革开放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大批种地的农民，才有机会通过进城打工的方式涌入城市。但由于天生的农业户口的阻隔，进城的农民还无法全面享有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城里人不想干、不愿干、干不了的脏活、累活。

当然，即便生活在城市，也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天堂”，市民们的生活现状也可分成三六九等。本人退休前是一位普通的公务人员，既未进入城市的白领行列，更未跃入城市的精英阶层，但也未成为凡事皆斤斤计较的市井之辈，更未沦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市侩之徒。自我揣度，在城市中所处的地位，系介于精英、白领和底层百姓之间的“中产阶层”。其生活水准，应等于或略高于城市平均生活水准。手捧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享受着体制内的规定待遇，拿着“穷不死也发不了”的固定工资，过着大事办不了、小事不求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且相对安逸的生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基本无后顾之忧。与我在农村的同龄人相比，虽无天壤之别，但依然差距明显。特别是我的孩子们，优先享受着城里提供的优质文化、教育资源，有机会从城市幼儿园读起，再入小学、中学，直至升入全国顶尖的大学，从此比我飞得还高、走得更远，一个家庭从此摆脱了世代务农的轮回。而生活在乡下同龄人的孩子们，虽也基本实现了“学有所教”，但师资质量、办学条件和水平和城市学校还不可同日而语。在农民的后代中，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读书求学或参军而远走高飞。部分学历偏低、能力偏差的，继续留在田地里辛苦刨食，绝大多数农民的后代，又相继成了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当下，国家户籍政策出现了有限的松动，部分农民工通过逆向流动，已经成了部分中小城市的新市民，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处在城市生活中的最底层。

在城市，本人已经较早地过上了令大多数农民和普通市民一直羡慕和向往的“小康”生活。既然如此，本该对城市心存感恩或感激才是。但感情这个东西，经常不按常理出牌。而个人任何情感的表达，一定会遵从内心深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至今我还固执地认为，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国家政策刻意倾斜的作用不可小觑。在国民财富这块“蛋糕”的再分配过程中，通过政策倾斜让两亿多的城里人获得了大头，生活在农村的八亿多农民们只分得了小头。如同一个多子女家庭，家长在分配家产时，刻意向某一子女倾斜，从而直接导致子女间的贫富不均。因为政策倾斜而过上相对富足或优越生活的群体或个人，只要良心还在，就应对未能过上同等水平生活的农民群体心怀深深的歉意和敬意才是。因为城里人的许多幸福，是建立在农民们的吃辛受苦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要问我，为何至今仍对曾经的乡村生活情有独钟？我的情感就是建立在上述认知基础之上的。在农村圈里生存成长，在农民堆里摸爬滚打，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必然会深深打上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烙印。

再度回望早年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生涯，我对广大的农民兄弟怀有深深的敬意。面对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的自然环境，农民们从不左顾右盼，挥手抖落汗水，抬头仰望星空，兢兢业业，世世代代就在农田里默黙坚守；面对城乡巨大差别的社会现实，农民们从不怨天尤人，只知道埋头犁地，弯腰收割，不分寒暑，勤勉耕耘，在田地里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脚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低下和诸多不公或不平，农民们从不鸣冤叫屈，只知道忍辱负重，守望相助，砥砺前行；面对个人力量的渺小和逃离农村的无望，农民依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言弃、孜孜以求。始终坚信，有朝一日会云开日出，农村成为人人向往之地，农民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农民能够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地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我在离开农村之前，虽也抱怨过农村生活的艰苦，但从未抱怨过我的农民父母。跳出农门之后，城市生活再好，也从未刻意掩饰过曾经的农民身份。相反，我至今仍然觉得，曾经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生涯，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和历练。文革中饱受诟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大批城里的年轻人吃尽了农村生活的苦头，但却锤炼出一大批时代的精英，成了国家的栋梁和各行各业的骨干，深刻地主导或影响了我国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发展的走向。

农村有农村生活的艰辛，农民有农民生涯的局限，但农村生活和农民生涯也有强健个人思想、意志、品格和体格的独特优势。对广大农村和农民，我还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农民们普遍质朴内敛，我也从来不事张扬。见到飞扬跋扈之人，我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如果他们不知收敛，我就要想方设法去教训他们一番；农民们普遍待人实诚，我也鲜有虚伪。见到溜须拍马的言行，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没条件让别人来溜须拍马，但我也从不对别人溜须拍马。农民们普遍勤劳俭朴，我也从不懒惰奢侈。城市里到处都有灯红酒绿的诱惑，而我依然钟情于农家简约的一饭一粥、一菜一汤。在平时，但凡有老家的农民进城请我办事，我都会热情接待，能办的马上办理，实在办不了的作好解释。后来当了老师，对农民的子弟求学，在情感上总要倾斜几分。再后来到教育行政部门任职，更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的提升当作头等大事加以扎实推进，我所生活的城市，在苏北地区率先实现“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的表彰。全市高考升学率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领跑苏北多年，让更多的农家子弟进入高校就读，为农民的后代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虽已退休多年，党和国家出台的和“三农”相关的各项惠农政策，依然成为我关心、关注的重点。诸如农业税费的减免、农村危旧住房的拆迁改造、种地的定额补贴发放、农民粮食的指导价收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农民养老金补贴的发放、农村脱贫攻坚、国家新农村建设专门工作机构的设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先后出台等。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党和国家已将浙江省列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加以建设，该省在六大领域确定二十八个试点市、县，进行先行先试的探索。其中湖州市、杭州淳安县、宁波慈溪县、金华义乌市、台州路桥区和仙州县、丽水松阳县重点进行缩小城乡差距的探索和尝试。从中可见，党和国家正在通过加强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为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和工农间存在的差别作不懈努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中，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计划，必将给我国广大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必将给广大农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对此，本人当继续翘首以盼！

插图/作者

作家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中共党员，公务人员（现已退休），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追溯过往，怡情养性，格物致知。已有超百篇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在各类报刊、杂志和文学平台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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