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烽:面向2035的学校新生态

王 烽:面向2035的学校新生态

原创 王 烽

中小学管理 2021.1.13中管君导读:面向2035重塑学校新生态,首先需要学校理念的深刻转变,回归育人初心、回归教育常识,以凝聚创造未来教育的共识。未来学校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逐步走向“融合”和“共育”。迎接未来变革,需要在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健全“五育”培养体系的要求下,政府、学校、社会“共谋”,包括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治理、做好资源规划和统筹、打通政策制度壁垒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中国踏上国家现代化新征程,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者需要具有承担新使命、适应新变化的能力,中小学是奠定人生发展基础的重要场所,也面临不断变化的挑战。实现“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国家目标,需要重新思考中小学校的办学理念、治理模式。如何突破“应试教育”重围,重塑学校生态,成为每一位教育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 反思与展望:学校理念的裂变与整合办学需要理念引领。学校理念,就是行政管理者、校长、教师的教育价值观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八个教育现代化基本理念,落实到办学和教育教学实践中,最根本的是,一切从“人”的发展出发、面向每一名学生。现实中,我们经常感受到华丽的教育理念与生硬的教育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及不同教育观念的分裂和冲突。面向2035,首先需要一场学校理念上的深刻转变,回归育人初心、回归教育常识,以凝聚创造未来教育的共识。一是反对“应试主义”,提倡素质教育。自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实践中也亮点纷呈,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近年来,从百姓到部分学者,一些为应试教育“正名”的声音重新出现,为“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寻找合理性。中央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目的就是革除这种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与提高学业成绩并不矛盾,也不必然对学业成绩起到负面作用,却更加注重引导教育回归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未来学校的校长、教师,必须有推进素质教育的清醒认知、坚定认同、有效方法,不应该继续在“素质”与“应试”的矛盾选择中彷徨。二是反对“锦标主义”,提倡面向人人。教育的“锦标主义”,就是以竞赛的方式管教育、办学校,追求外在指标、荣誉、显示度,主要兴趣点在于打造个别名校、取得某些占先指标,而忽视学校内涵建设、忽视大多数学生。一些人通常认为,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几所“名校”,这个地方的教育水平肯定不高;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几项“第一”,一定不是什么好学校。实际上,“名校”多的地方教育竞争往往更激烈,获得“第一”多的学校往往是把资源更多投向了少数学生。从基础教育的使命来讲,更需要的是营造安静、从容的教育氛围,面向每一位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位学生都得到激励,让每所学校都找到价值。三是反对“本位主义”,提倡回归生活。脱离社区的教育,是无根的教育;脱离生活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我们的中小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不完的知识,却距离实际生活中有用的知识越来越远;我们的学校,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教师水平越来越高,却距离社区的烟火气越来越远,学校渐渐变成对学生进行封闭训练的场所。教育是神圣的事业,却不是神秘的;教学是专业技能,培养人却需要开放和合作。未来的学校一定是返璞归真的、实施“生活教育”的学校。四是反对“精英主义”,提倡“常能”教育。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成为精英,大多数注定成为普通人。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先生在自己创办的育才学校实施“常能教育”,教授的都是普通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基本能力。时代变迁,如今相当一部分家长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普通”人,学校教育中“精英主义”的竞争和选拔也无处不在。当升学考试结束,占多数的“普通”学生成为“失败者”,但学校和家庭并没有给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自我定位、生活经验和谋生本领。未来的学校,应该是有“根”的学校,提供“活”教育,帮助大多数学生拥有一颗“普通人”的平常心,拥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工作能力。五是反对“工具主义”,提倡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希望成为的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自由发展”。如今,学生稚嫩的肩膀上承担太多的重负,过早参与激烈的竞争,为满足家长、老师的期望拼命用功,体育运动时间和睡眠普遍不足。未来的学校应该为孩子撑起一方自由、健康、快乐发展的天地,教育者应该呵护生命的尊严,耐心等待孩子成长,点亮孩子内心的火种,帮助他们找到人生方向、实现理想。二 融合与共育:未来学校的变革方向世界变化虽快,未来并非不可预期。信息技术推动学校变革的进程虽相对缓慢,但趋势已势不可挡;社会公众对教育日趋迫切的新期待新要求,渐渐成为学校变革的强大动力。从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布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基础教育全面改革的布局已经形成,中小学校深度变革已经进入政策议程。未来学校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逐步走向“融合”和“共育”。1.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智慧学校”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方式革命和产业革命,经历了技术嵌入、产品替代、模式变革、业态创新、产业颠覆等发展阶段,教育也正在融入这一进程。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建设、学习终端配备、软件硬件开发,推动着学习资源、教学过程、学习评估、教学管理的数字化。然而在传统学校中,信息化应用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嵌入”和少量“产品替代”阶段,严重依赖现有的教学管理方式、组织运行流程,远未涉足“模式变革”及其之后的发展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则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不少在线教育机构已经开发出了比较成熟的线上教学流程及管理方式,在个性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评价和诊断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线上教学,暴露出传统学校在在线学习组织、学习环境创设与管理、学习监控和评价方面的诸多不足。没有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变革”,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促进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传统学校就会更加落后于线上培训机构,更多的孩子会疏离课堂而加入在线机构学习。支持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是教育技术革命的核心价值。线上线下融合不是简单的教学过程信息化,不是仅仅播放电子课件、用电子白板和Pad教学,而是整个学习模式的创新。要统筹考虑全部教育教学内容,分清哪些内容线上学习效率更高,哪些更适合在线下组织,怎样弥补线上学习的缺陷,怎样对学习进行激励、监督和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合作学习为核心,实现教学模式再造。应通过流程再造,借助软件,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围绕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认知特点组织学习。把发挥学生创造性和合作学习结合起来,带来的挑战实际上要远远大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冲击。学习方式变革推动学校变革。教学模式变革必然冲击传统学校组织结构和物理边界。虚拟班级、网上学习平台、网上社区等,使学校的一部分虚拟化。数字学习资源提供、在线课程实施、在线学习诊断评价,教研、备课、考试方式的变化,将导致学校内部权责关系、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发生重构。扎克伯格等人创立的Alt-school,作为第一家把教育改革、互联网大数据和科技结合在一起的提倡个性化教学全人教育的微型实验学校,对未来学校的模式作出了可贵尝试,这种模式在中国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功。2. 社区化:发展家门口的“社区学校”“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我国城市的“大院”、居民小区,农村的村庄。在日益加深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生活社区化已是大势所趋,小区配套学校建设也日益受到政府重视。社区是义务教育划片就近入学、对口升学的基本参照,办好每一所学校、建设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成为必然选择。如果单纯以“与名校共建”“学校集团化”等老办法提升学校办学水平,那么社区居民和家长仍然是旁观者。只有让社区管理组织、家长具备“学校是自己社区的配套设施、是居民自己的学校”的理念,让家长和社区代表踊跃参与学校的事务,才能逐步培养他们对学校的情感认同,形成学校与社区之间的“黏性”。学校回归社区,教育才能植根于生活。学校的体育场所、图书馆在放学后应当向社区开放,社区居民也可以向学校捐赠家里的图书、运动器材等。学校、学生可以成为社区建设的推动者。此外还要充实社区的教育功能,如社区与学校合作提供课后看护服务、开展文体活动等,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通过学生身边人、身边事开展德育和劳动教育。密切家校关系,是学校社区化的主要途径。家长委员会不应当仅仅成为监督学校管理、方便家长与学校讨价还价的组织,还应当成为配合学校组织活动、为学校提供教育资源、家长与教师沟通的平台。学校应当特别重视班级家长委员会的作用,要尽可能吸收所有家长参与,开展家校共读、组织班级校外活动等。一个好的班级家长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其中实现学生、教师、家长共同成长。3. 跨界合作:发展校外资源丰富的“果核学校”跨界融合,不仅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大趋势,而且是转变育人方式的根本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强调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的重要性。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减少传统课堂、学科教学、课本知识在整个教学中所占的比重,让学生有更多时间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体验社会生活。适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要求,学校所拥有的资源开始变得相对有限,社会各个领域的教育资源重要性凸显。教育部等八部委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要注重拓展社会资源,加强与社会有关方面合作,建立相对稳定的研学实践、劳动教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科技场馆的重要育人作用。中小学校需要把参与校外教育基地建设、参与校外教育课程开发作为重要工作,并将校外教育纳入课程计划,逐步实现校外教育的规范化、常态化。同时,互联网上的知识信息和优质教育资源快速增加,许多新教育技术率先在教育企业得到应用,教育培训机构开发了大量优质课程,其中有很多比学校课程具有更高的质量或者更高的效率。中小学教师是教育技术创新的核心专家资源,但要学校像企业那样开发每一门课程是不现实的。学校与企业合作,是推动教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的触角逐步向社会上的教育资源延伸,学校的边界日益拓展,校外教育将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承担的培养方案设计、课程整合、资源管理、系统性知识传授等功能逐渐强化,越来越像一只“果核”。4. 慢节奏:发展从容温暖的“慢学校”“慢”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更可持续的发展、更有效率的工作,以及更有诗意的生活。每个孩子就像一棵幼苗,需要和风细雨、浸润培植,狂风暴雨式的灌输、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是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温暖的氛围、从容的节奏是学校该有的模样。但不知从何时起,工作节奏快、额外负担重,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的过度竞争,成了很多学校的常态。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也与学校有关,学校需要“慢”下来,教师才能安心育人,家长才能减轻焦虑。未来学校应当是“高合作、高激励”和“低评价、低竞争”的“慢学校”。“高合作、高激励”是指鼓励不同学科和不同年级教师合作备课、合作教研、共同开展文体活动、增加日常交流的机会,学生合作学习、合作研究、合作开展社团活动和校外实践等,以无处不在的正向激励为师生加油。“低评价、低竞争”是指减少竞争性评价和考试,用好增值性评价,用科学的学生发展诊断、教学诊断保证教学质量,把淡化竞争作为学校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慢学校”运动的代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它提倡建立一个新的教学体系,根据学生的需要设置课程,授课时间灵活。而同样位于加州的High-Tech-High学校,放弃了以考试为目的的分学科教学体系,没有教科书、没有上下课铃声、没有考试,孩子们每天都忙于一些自主选择的特定项目,学习真实而自然地发生。三 博弈与共谋:未来学校与现在政府未来的变革,需要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目前一大批公办名校,都是通过博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超出其他学校的自主权,在一名好校长带领下成就的。如果按照对待大多数学校的方式去管理,我们所期待的学校变革无论过去和未来都很难发生。笼统地提“放权”或者有选择地下放几项权力,也很难解开绑在学校身上的桎梏,让学校焕发活力和创造力。在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健全“五育”培养体系的要求下,政府、学校、社会需要一场“共谋”。一是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治理。在推动变革、提升质量的时代,教育运转的中心,不再是作为指挥机构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而转变为一所一所正在变革的学校。政府可以作为变革的倡导者,但不可能创造出适合每一所学校的改革路线,只能依靠学校的领头人、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的校长,借助专业力量支持,从内部推动变革。因此,政府应该为每所学校配好校长,支持他们制定好学校发展规划,约定变革的目标,给予其所需要的权力和条件支持,并进行定期评估。这种管理方式可以叫作“契约管理”,或者“委托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特许学校”管理模式。二是做好资源规划和统筹。建设全方位、立体化育人体系,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所需的教育资源已经远远超出学校自身范畴,除公办学校以外,还有校外教育设施和基地、数字化公共资源平台、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网络搜索引擎等。政府教育管理的视野应该更加宽广,要把这些资源的拥有者当作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治理的伙伴,鼓励支持发展教育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倡导教育伦理,明确监管边界。针对学校综合实践课程、体美劳课程的开发,区域层面应制定规划,可以让不同学校重点承担不同的综合实践课程、体美劳课程开发任务,地方教研机构支持,建立区域内推广使用机制。应建立校外教育基地统筹规划和建设、统筹管理使用的机制,从区域层面制订常态化校外教育计划。三是打通政策制度壁垒。学校边界的扩展,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社会各方面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打破体制壁垒。财政资金和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投向“体制内”机构和人员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但投向“体制外”单位和人员,则存在各种障碍。政府的教育资源起着主导作用,并且是撬动社会资源的有效杠杆。体制壁垒不仅限制了政府对“体制外”机构的影响力,也阻碍了社会上的教育资源流向体制之内。首先要进一步打破财政壁垒,改变公共财政仅是“公办学校财政”的状况,区分公共服务的性质,面向在非公办机构学习的学生,完善学习资助体系,实施家长个人所得税优惠,扩大教育购买服务、政府补贴的范围和力度,支持公办学校与有资质的非公办机构、教师合作。其次要打破人事制度壁垒,逐步平衡体制内外教师的社会保障水平,实行更加开放的教师聘任制度,促进体制内外优秀教师资源良性流动。(本文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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