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辨证论治”,把中医从特色论中解放出来
淡化“辨证论治”,把中医从辨证特色论中解放出来
“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传统，也不是祖国医学留下来的遗产。“辨证论治”是现代中医研究的产物。
1. “辨证论治”的起源
古代中医经典中并没有“辨证论治”。明清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首称之为“诊病施治”，明代周之干在《慎斋遗书》卷一中首次用专门章节讲述“辨证施治”。清乾隆后期、道光年间，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首概之为“辨证论治”。建国前，极少有著作系统论述“辨证论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辨证论治的研究、应用极少。
2. 辨证论治及其特色论的提出与普及
《慎斋遗书》卷二中说：“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
辨证的初提者认为，证只是与症、征的概念一样，不是“所以然”，更不是病的本质。是一种临表现。
2.1. 辨证论治及其特色论的提出
1954年，朱颜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上撰文“中国古典症候治疗的一般规律”，一般认为，这是建国后，首次提出“证候治疗”。
1955年，任应秋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医辨证论治的体系”的文章，他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有人认为，辨证论治，由任应秋先生首次提出。
1957年，秦伯未先生撰文“中医辨证论治概说”，较全面阐述和介绍了辨证论治，认为“辨证论治”是一个体系，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种方法，离开了中医基本理论便没有方法来进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主要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人认为，秦伯未先生首次系统论述“辨证论治”。所以“辨证论治”应归功于秦氏。
1960年，秦先生再次撰文，“论中医的辨证论治”。由于秦氏在全国中医界的学术地位很高，所以这些观点引起了广泛重视。
1962年，岳美中先生阐述“辨证论治实质探讨”，姜春华、孙弼纲、刘振邦、马龙伯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辨证论治的提法。“辨证论治”得到广泛讨论和应用。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在现代中医中的地位。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逐步建立。
随着中医界引入“辨证论治”的概念，理论和实践，基础和临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如果当初没有西学中派提出辨证论治的概念,大概不会有现在所谓”证”及“辨证论治”概念的争论。辨证论治的普及，以至后来成为中医的特色和核心，实际上是中医“西化”，或者说是中西结合,或是中医现代化的产物。
中医经典中，病和证常常同时存在，并没有严格界限，也没有明显区别，更没有强调辨证论治。常常是一句一证，一病一方，或是一证一方。
如伤寒论中：“ 太阳病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太阳中风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太阳伤寒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太阳风温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
又如伤寒七十二证，几乎都是一句一证：
循衣摸床（仲景云。伤寒吐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余日。发潮热。不识人。循衣妄撮。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仲景云。小便利者可治。）
瞪目直视（仲景云。直视摇头。此为心绝。又云。狂言反目直视。肾绝也。）
汗出如油（仲景云。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为命绝也。）
两手撮空（仲景云。吐下不解。大便不利。潮热。摸床撮空。皆宜大承气。服后脉弦者生。涩者死。）
喑哑不言（痓病者。如发痫之状。喑哑不言。）
舌卷囊缩（仲景云。厥阴受病。则舌卷。烦满。而囊缩。扁鹊云。舌卷囊缩者。必死。）
鼻中煤烟（宋迪阴证诀云。阴毒渐深。则鼻中黑如煤烟。）
指甲黑青（宋迪阴证诀云。阴毒甚。则指甲黑青。扁鹊云。手足爪甲下肉黑者死。）
目盲见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3.辨证论治及其特色论的提出与普及
3.1。中医经典中的病、证被现代中医人为的区别开来。本来常常是同时存在的概念，有了严格界限，和区别，片面强调辨证论治。
1.2.为了与西医区别,，“辨证论治”成为了的热点，“辨证论治”成为中医特色和优势。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确立了保护中医药的政策。自上而下，号召并组织西医系统的医务人员学习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之间开始全面交流。一些现代医学(西医)的学者意识到了中医的实用性和重要性。有人提出辨证论治的观点，不久，“辨证论治”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很快又就出现了“辨证论治”中医特色说。
中医的学说、理论很多，学派林立，绝大多数杂乱无章地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古代医典中。每种学派，都有一套理论。有的壁垒森严，有的众采百家。中医的理论家们，最初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证，什么是辨证论治，证的定义也不明确。
因为证的认识不明，常常对疾病认识不清，分不清各种证、病和证候的区别，所以，有人提出了“证”需要认真“分辨”。但是，常常在辨去辨来的过程中，把自己也辨糊涂了。多数时候是自己认为把“辨证”理清了,“论治”却相隔十万八千里，因而常常受到实力派中医和临床经验派中医的嘲笑。西学中的学者们认识也很肤浅，也不知道中医的诊疗核心是什么，最早有经验说，秘方说，经络说，后来有阴阳平衡说，五行演化说、推演说等。
很多人认为，最早撰文介绍“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诊疗规律的是秦氏，“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的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近来还有人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其实，辨证论治本身不是理论，它只是一种对理论的运用方法，是一种诊断方式。
传统的中医要求，中医病案包括理、法、方、药四部分，辨证论治需要运用全部中医理论，是中医理、法、方、药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就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理、法、方、药，也是限制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
那时，中医界很担心人们的误会。“中医辨证是不是光靠症状？这是一般所想提出的问题。”所以，着力说明具体的辨证论治方法和过程。现在看来，最初中医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人认为，一开始西医不了解辨证论治，中医不能用西医容易接受的术语和理论阐明辨证论治，又不愿意说辨病为中医所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医诊断过程中的辨病内涵。
一般认为，西学中学者中，最先提出特色（特点）说的是孙氏。“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学和治疗学的基本原则。以证为对象进行治疗，反应了中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上的特点；现代医学则是以病（病源）为对象进行治疗的，也可以说是‘辨病论治’。中西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体系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特色说一出现，立即被广大中医工作者所接受。“辨证论治”特色论很快普及并得到确认。辨证论治演化为中医诊疗的唯一方式。
3.3. 辨证论治的局限性越来越被临床医务工作者所觉察，辨病论治问题被提出。
临床工作中,许多学生发现了一系列辨证论治的问题.如:同病同证时论治问题不大,异病同证时怎么处理?有病无证怎么施治?其实,疾病早期,大量的病人是无证可辨的.特别是医学事业非常发达的今天.等到有证再治,是对病人的犯罪.
有人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补充说：“中医虽然也讲究辨病，虽然通过辨证也联系到病因病原，但不同于西医的辨病论治。反之，西医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纠正全身的机能状况，但其诊断关键和治疗中心究属还是着重在消除致病因子。所以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来概括中西医诊断和治疗体系的不同，一般来说是有其代表性的。”
当时有人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不能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来区别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西药对病、中药对证再加上对症治疗的“高级复合治疗”只不过是中西医疗法的结合。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路越来越被广泛接受。这一思路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实，中医古典中，大量的财富还是“病”。伤寒七十二证，绝大多数均为“病”和“症”，几乎没有一个现在意义上的所谓“证”。
还就当时的背景和认识水平来看，上述辨证、辨病的看法并无明显错误，但对现在中医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就现在的面向对象的观点看来，“证”和“病”，是对疾病不同层次的认识。脏腑的“证”是三级类，“病”是四级类。“证”本身也分级可分为三级。
辨证论治为中医特色（最初用特点一词），多数人对此毫无异议。现在的中医人过于强调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把所谓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当成诊疗过程的唯一思路和特色，把祖先遗留下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医宝藏，简单化为与临床脱节的教条。
现在中医的所谓理论派，掌握不了中医精华，不从临床实际工作出发，不能从事临床工作，不能不说是与这种误入歧途的现代中医院校的培养方式具有莫大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辨证论治仍被视为中医的主要特色。
特色说的出现有特殊的背景。特色从一开始就暗示她的完美优势，因而没有给批评和讨论留下余地。也没有对她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医人普遍感到满足，实际上留下相当多的问题。 有时甚至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错误。
3.4. 辨证论治之路越走越窄.
为了加快中医的发展，向“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文书，都套用了现代医学的模式。目前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中医著作都把医学上的“诊断”和“治疗”两个大的项目，换成了“辨证论治”。三级中医院的所有的病历记录也要求专门有“辨证论治”这一项。
看似普通正常的代换，引出的临床问题不计其数：
（1）现代医学的疾病太多， 医学越来越发达，标准化后的所谓“证”太少，在现代医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2）“证”与现代医学的“疾病”没有一一对映的关系，大量的现代医学知识不能被现有的中医所利用。
（3）医典中的“证”与“病”不能互相替代，只强调“证”而忽视“病”，舍弃了大部分中医宝贵经验，违背了中医基本原则。
（4）随着现代科的发展,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越来越多，无“证”的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片面强调辨证论治，违背了“上医治未病”的原则。
（5） 对所谓“证”的过份强调，忽视了对中医“病”的深层次研究。
（6） “‘证’是的疾病的实质”的定义，模糊了中医人的眼睛，使中医人丧失了对“证”的实质，做进一步研究的能力。
(7) 仅按国家中医证候标准诊断，好多病例都要引起医疗纠纷，按现代医学标准诊断就不符合国家中医证候标准。
4.特色论遗留的问题：
4.1 对“证”和“证候”的定义错误。
中医界对证的认识极其混乱。就一般定义来说，传统中医认为，“证”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为证的外候，即所谓证的外在表现。例如，感冒病人中医认为有风寒证、风热证的不同。所谓“风寒证”是以病人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或鼻塞流清涕，咳嗽等所谓外候症状体征的概括。目前中医认为，它表示疾病的本质为风寒证。在这一阶段的病因是感受风寒之邪，病位在表，病性属寒，邪正力量的对比处于邪盛正未衰的局面等。
仅凭部分临床症状，加上舌苔、脉像等少数几种所谓证候，就很得出疾病的的实质吗？如果疾病的实质这么容易得出，现代医学的那些手段真的是多余的。
从本质上看，遗留问题主要还是怎样认识“病”、“症”和“证”，“病”和“证”的联系，“病”和“证”的层次关系“证”与“症”的区别。而且应该先从中医角度说清“证”。
对古人来讲，“证”的辨别，确定了疾病的部位、性质和邪正盛衰。以此来施治，无疑是正确的，肯定不会有比此更好的方法了。而且是古代西方医学远远不及的。但是，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古人的辨证显出了许多局限性。
反过来，把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或鼻塞流清涕，咳嗽等所谓外候症状体征的病例，如果都确定为“风寒证”，那就会犯大错误，以此施治也会延误患者病情。因为脑炎，脑膜炎，甚至于肝炎早期也会出现此类证候。
同样，所谓实质是“肝胆湿热”证的疾病，现代科学发现，可以是肝炎，可以是胆囊炎，也可以是肝癌。三种疾病的疗效、转归、预后都极不相同。如果只停留现有的辨证上，采用同证同治的辨证施治法则，使用同样的方剂，将会造成很大错误，给患者造成极大痛苦。
所以，中医的“证”，要赋予新的含义。
“证”不是疾病的本质。它只是粗略地反应了病变的大致部位和粗略的性质。我认为，证是经过系统化的临床表现，是对疾病多层次认识中的重要一环，是系列化的临床综合症(证)。
中医古典中存在着大量对“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治疗方案的描述。“辨证论治”特色论使我们忽略了这些宝藏，关闭了中医通向微观世界，进一步认识“病”的大门，捡了“证”的芝麻，丢了“病”的西瓜。
2.2。“证”和“证候”的定义错误，导致辨证施治的方向错误。
就当时看来，辨证论治特色论者的看法没有明显错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特色论意味着要把“辨证论治”当作整理和发扬中医的重点或方向，本来应该对她做一番深入的理论探讨。由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较低和中西医结合或汇通的程度较差等原因，学者们匆匆往“中医整体观”和“辨病与辨证临床结合”的方向走，遗留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有必要加深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