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
《左传》中记载: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初税亩，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
初税亩从字面上解释: 初，即开始的意思;税亩，指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
原来的"井田制"，是九百亩中取一百亩，即一个小生产单位，一共耕种了112.5亩土地，其中12.5亩土地的产品为应缴纳的税额，税率为0.111111……(循环小数，计算方法为12.5/112.5，)。而在初税亩之后，公田之外再收十分之一的税，即一个小生产单位，一共耕种了112.5亩的土地，其中22.5亩土地的产品为应缴纳的税额，税率也就变成了0.2，(计算方法为22.5/112.5)。
在中国原始社会，土地是由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但是后来出现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初税亩制度。那么这新的土地制度是哪国实行的呢?据资料显示，初税亩是春秋时期鲁国在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初税亩的诞生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
鲁宣公，姬姓，名俀，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二十任君主。他为鲁文公儿子，母敬嬴，次妃，为文公所宠。承袭鲁文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18年。
鲁宣公制定的初税亩从从字面上解释，初，即开始的意思;税亩，指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指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翻译过来就是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
鲁国594年为了增加收入，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后，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实行了税亩制。
起因是：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应用和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急剧增加。在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施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
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鲁国等国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是春秋后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鲁国继位者并没有彻底通过其改革，最终鲁国走向衰落。
《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有一条短短三字的记载：“初税亩。”这三字没头没尾，很是让人莫名其妙。然而，正是这短短三字，却令人意外地引发了一场跨越近三千年的古今大论战。
有关“初税亩”的含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左传》中对此评价是：“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谷梁传》也说：“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公羊传》则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看来，初税亩是增加了人们赋税负担，是暴政，不值得提倡。
然而，近现代以来，对于初税亩人们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周初周王国内普遍实行籍田制：将土地划分成公田和私田；公田由分到私田的民众共同耕种，私田则作为民众耕种公田的报酬，分配给底层农民。籍田制下，公田作为税田，通常是所有田地的十分之一；私田是分配给各户农民的份地，只要参与耕作了公田，私田就无需再交税。因此，在籍田制时期，采用“籍法”，十分之一的公田就是税（现代专家称之为“劳役租”）。“春秋三传”提到“籍法”税率为十分之一，就是指这十分之一的公田。
可是，到了西周晚期，籍田制的弊端却越来越严重了：公田属于公有，其耕作是由全体民众共同合作完成。也正因为如此，耕作公田过程中责任不清、权利不明的弊病越来越突出了。周王国治下的各处籍田，每户农民都想尽快结束公田上的劳作，赶紧到自家私田上去干私活。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公田地利不能充分利用、民力不能充分发挥的现象，生产效率极为低下。所以，籍田制下，公田上庄稼萎靡不振、私田上庄稼则生机勃勃的怪现状时有发生。籍田制低下的生产效率，这当然严重阻碍了周王国的长期发展。造成籍田制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民众，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所以，在周宣王执政时期，他不顾大臣反对，彻底废除了籍田制，将国有的籍田全部私有化，改而实行“彻法”。这就是史书上宣称的“不籍千亩”改革。所谓“彻法”，就是税率依然是十分之一，但征税方式却与以往完全不同。籍法下，十分之一的公田就是税；但民众知道公田产出不是自己所有，所以在公田上劳作就不会尽心尽力。可在彻法下，土地都分配给了民众；到了收获季节，官方再派人去查看庄稼的收成，从中选取长势最好的十分之一田地作为税收。如此一来，民众事前根本不知道那块田地应该是税田，也就不会产生籍法时期“公田不治”的毛病了。
到了春秋时时期，在周王室“彻法”改革的基础上，齐国首先对齐国的田制进行了大范围改革。管仲的改革办法就是“相地而衰征”：将土地私有化，然后根据土地肥瘠程度不一收取不同的税。其后，晋国在吕甥的主持下，也推行了“作爰田”改革，也是将土地私有化的一种改革。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现代学者们推断，鲁国这次“初税亩”改革，必定也伴随着土地改制，应该是将土地私有化了，然后再“履亩而税”！因此，鲁国“初税亩”就是废除了传统效率低下的籍田制，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大进步。古人反对初税亩，不过是传统儒家保守反对变革的常态，不足为凭。
然而，史料中的一则资料证实，也许古代儒家学者的看法才更接近于史实。
在鲁哀公执政后期，鲁国经济状况愈发糟糕，慢慢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鲁哀公为此忧心忡忡，便向孔子高足有若咨询解决办法:“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不慌不忙地答道：“盍彻乎?”鲁哀公听了，失望地答道:“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鲁国之前是采“籍法”，以十分之一的公田作为税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施初税亩，是在原有十分之一的公田之外，底层民众的份地（私田）再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所以鲁国现行税率是十分之二。这就是鲁哀公说“二，吾犹不足”的历史背景。此外，“彻法”实施的前提，就是土地私有化。如果初税亩改革时，鲁国都已经将土地私有化了，有若为何还要提“彻法”改革？
因此，从以上两方面判断，鲁国初税亩改革并未改革田制，而不过是在原有籍田制的基础上，将民众的私田也纳入了交税范畴，确实是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从这一则资料来分析，现代学者们说初税亩是改革田制，证据不足。
可是，鲁国之所以要“初税亩”，也是迫不得已。
鲁宣公执政晚期，晋国霸业衰落，楚国崛起，齐国对外的侵略性越来越强，对鲁国形成了巨大威胁。为对抗齐国，鲁国迫切需要增强自身军事能力。为此，鲁国必须增加税收，以加强国防建设。不但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施了初税亩，五年后鲁人又推出了“作丘甲”。初税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作丘甲则是增强军事实力。这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应对齐国威胁，却极大地增加了鲁国民众负担。
鲁国民众对这两大改革的态度，可以从另一事件中看出来。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在晋国率领下，晋、鲁、卫、曹四国联军在鞍之战中战胜齐国，迫使齐人签订了城下之盟。事后，齐国将早前侵占的汶阳之田归还给了鲁国。可在周定王十九年（前588年）秋鲁国收回汶阳之田时，汶阳人居然以武力抗拒鲁国的收复！汶阳人原本就是鲁人，为何会反对回归鲁国呢？
这其中的核心因素，恐怕就是鲁、齐二国基层民众的税赋负担相差悬殊：齐国实施的是“相地而衰征”，民众赋税负担小；鲁国不但要承担十分之二的税收，还得承担“作丘甲”的军赋，赋税负担远远高于齐国。如此一比较，汶阳人当然更愿意作齐人而不是鲁人了！
虽然鲁国初税亩与作丘甲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但确实这两项改革措施在一较长阶段确实能增强鲁国国力。
鲁襄公执政期间，鲁国曾经主动向晋国请求作鄫国的保护国。可在东夷莒国和邾国的联合打击下，鄫国被灭，鲁国也遭到了晋国的问责。到了鲁昭公时期，鲁国却突然强大起来，将邾国和莒国都欺压得叫苦不迭，两次向霸主晋国求助；为此，晋国还两次囚禁了鲁国卿士，以阻止鲁国入侵这两个东夷之国。鲁国国力的突然强大，显然与“初税亩”、“作丘甲”两大改革措施密切相关。
然而，鲁国这种一味依靠加大对基层民众的剥削而增强国力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到了鲁哀公时期，鲁国国力进一步衰落，财政收入更为紧张。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当时的执政卿季孙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想增强田赋：每亩田不但要交税，还要另外再交一份军赋！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孔夫子的强烈批评。
虽然孔夫子无法阻止鲁国执政卿的增赋改革，但是鲁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已经是清晰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