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经元明两朝萎靡后，至清朝复振，流派纷出，百家争鸣，蔚然壮观。清词无论作者或作品，均数量浩繁，远超两宋。清代词坛产生了众多流派和具有地域或家庭特色的词人群体，纷繁复杂，这些流派和词人群体反映了词风流变和盛衰起伏的历程，是研究清词的基础。本文基本以时间线索为主，对这些流派对词人群体作一简略梳理，以帮助了解清词流变的大体脉搏。

一．云间词派

云间是上海松江的古称，云间词派是指生活在云间及附近，以陈子龙、宋征舆和李雯为首的文学群体，以词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活动时间约在崇祯初至顺治间，约40年。

云间词派代表人物

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是明末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义士，明亡后起兵抗清被执，投水而死，气节为后世景仰。陈子龙诗词骈文成就均高，其词学思想标举南唐北宋，主张“境由情生，辞随天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推尊南唐二主及周邦彦、李清照，词风妍丽婉委，多咏春色及杨花、游丝、美人之类，但有也部分作品蕴含哀怨惆怅的家国寄托。

李雯与陈子龙同龄，明亡后逼于压力曾出仕新朝，因此部分词作表达了愧疚的心态。其词深具清凄婉丽之致，晚作尤多凄苦。《浪淘沙.杨花》一阕甚为世人赞赏。

宋征舆年龄比陈李二人幼十岁，明诸生，与陈李二人倡几社，明亡后中顺治进士，在清朝为官，著有《海闾香词》。

云间词派与清词振兴之关系

明词之衰弊，在于未脱曲法，格调陋俗，陈子龙推举南唐及北宋词之高浑，创作上追求纯情自然，试图通过回归词的正统，把词的发展重纳正道。这种“重纳正道”，实际上是复古。在当时词坛萎靡风气之下倡导复古，有其积极的意义，明末衰颓的词风到此一变，但这种复古本身对清词的复兴并无多大意义，其意义主要在于：陈子龙以其精深的文学造诣和高尚的人格气节，受众多文士敬仰附和，影响巨大，追随者众，后来的瓣香者在清初之际，在创作的道路上各有发展，部分已脱离了云间初始词风，影响了清初词风的演变。

云间派余响
西冷十子

西冷十子是指陆圻、柴绍炳、张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昊10人，均出陈子龙门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张丹、毛先舒、沈谦和丁澎。

毛先舒和沈谦词皆香软绵丽，是典型的云间余风，而张丹和丁澎则悲慨之调渐多，离云间词风渐远。

《支机集》

《支机集》是蒋平阶父子、沈亿年、周积贤等人词作合集。这部集子以小令为主，“冀复古音”，词风出自云间，但比云间更为保守。

张渊懿与田茂遇与《清平初选》

《清平初选》是张渊懿与田茂遇选辑的云间词派的汇结性的大型选本，分前后两集，所收以云间一郡为多，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选集。

二.吴伟业、王翃、余怀、尤侗、毛奇龄

清初至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诏试约30年间，汉人知识分子多有对新朝不满和对故国怀念的言论，清政府对此强力镇压，震惊全国的“科场案”、“奏销案”和“通海案”也在此时发生，文人们的言论受到镇压，开始转而将心中不平之言以词这种较有隐蔽性的文学体裁进行表达，并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大力倡导之下，词得以蓬勃发展，名家辈出。

吴伟业

吴伟业是此时期声望最高的作家，明亡后曾被迫出新朝为官，四年后辞官。晚年作品多慨然深沉而怨愤之情，其作品集《梅村词》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文人进退失据的心态。

王翃词奇丽精工而又意蕴深沉，中锋峭拔，婉委而不柔弱。余怀早期词旖旎艳丽，明亡后则时有激昂悲慨之音。尤侗词风格自然，清新流转，秾丽处时有感慨，哀怨中不失流宕。毛奇龄少年受知于陈子龙，源自云间一派，词好古习气较重，部分小词得乐府之清新。

上述五家涵盖清词初盛的三数十年时间，风格各异，存在的时期在前后各派之间，有着各种渊源和联系，反映了清词初期百舸争流的态势。

三．柳洲词派

柳洲词派是明末清初出现在浙江嘉善一带的词人群体，词人数量多达二百余，盛极一时。柳洲词派本属云间词派羽翼，词风接近五代北宋，但明亡后，风气渐变悲凉。柳洲词派其代表人物曹尔堪是清初词坛的重要人物，多次倡导唱和活动，对清词的繁荣有推动之功。

江村三子

康熙四年，曹尔堪、宋琬、王士䘵三人在杭州以词酬和，此三人为当时诗坛大家，故南北词人纷纷应和，蔚为盛事，对当时词风影响甚大。

曹、宋、王三人均仕途多艰，曾遭牢狱，遭遇相近，故多感慨，此次唱和，实为相互感叹。徐士俊写过一段文字谈及此次唱和：“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足耐幽寻者乎？”可见清初之时，由于词相比于诗更为含蓄婉曲，具有隐蔽性，在满清政府对汉文人言论的镇压之下，文人们更倾向于以词来表达思想。

四．广陵词坛

广陵词坛是清初一个规模浩大的词的活动中心，承“云间”词风余波，转向“花间”情趣，专攻绮靡艳丽之调。王士祯则是广陵词坛的核心人物，他27岁到任扬州，任期五年，在此期间，广交诗人文士、词苑名家，朝夕唱和，实际上是广陵词坛的组织者。王士祯词以陈子龙为尊，未见更辙，并于离开扬州后，即停止了词创作活动。他于词成就不高，但有组织推动之功。

彭孙遹与王士禛并称“彭王”，词风相近，后期亦弃词不作。其词毁誉皆有，推重者言其“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词媚，而非俗艳”，批评者言其“好逞聪明，不能沉着”。彭之艳词大多作于扬州唱和期间，但也有感慨悲怨之作，门径并不如王士祯一般狭窄。

孙默是广陵词坛的重要人物，他选辑了清代第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国朝名家诗余》，保存了清初名家完整的词集，反映这些词人前后词风的演变，是有研究价值的词学文献。

广陵词人中名声最著的还有吴绮、汪懋麟、宗元鼎等。吴绮词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两者皆工。汪懋麟词温润缠绵与豪迈慷慨之作皆有。宗元鼎词以咏史见长，“精于取景”，曾选编《诗余花钿》，是清初重要词选。

广陵词人群另还有郑侠如、黄云、邓汉仪、徐石麒、冒辟疆、张圯授等。

邹祗谟与毗陵词人群

邹祗谟是清初词人中较早专力于词的词人，早年风格未脱“云间”之风，以艳词小令闻名。他以古文辞与陈维菘、董以宁、黄永并称“毗陵四子”，是毗陵与广陵两地词人联系的纽带，与王填士祯有词学上的交流。他在扬州期间和诸家酬唱，写了大量感忆情事之作，“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是其词集的主要面貌，但也有少量怨气郁勃的作品。邹祗谟于清词的贡献在于与王士祯合编词《倚声初集》，收集明万历至清顺治朝词人及作品，包括词话杂论等，是具有文献价值的词学资料。

毗陵词人九主要成员还有董以宁、黄永、孙自式、毛重倬、龚百药、钱珵、陈玉璂等。

严迪昌著《清词史》

五．遗民大家：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方以智

上述四词人风格倾向基本上为悲慨苍凉的稼轩、竹山基调。

今释澹归原名金堡，是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清兵南下，他起兵抗清，后以直言遭祸被谪，境遇凄凉，削发为僧，名今释澹归。词除少量应酬之作外，大多苍劲悲凉、痛切凄厉，是其悲苦身世的反映。有词集《偏行堂词》。

王夫之是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陷中原后曾依永历朝图谋恢复，又因为营救金堡险遭祸，后退归衡阳石船山，以著书终老。词集有《船山鼓棹》、《潇洒怨词》两卷。王词表达的是“欲抱孤忠而无从致”的遗民的悲愤抑郁之情，多怆怀故国之思，有楚骚之意。

屈大均为广东人，清兵陷广州后，他参与抗清斗争，时年仅18岁。后削发为僧，至康熙元年又返服归儒，意再恢复，曾参与吴三桂军事活动，后失望辞归。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首，他常年远游边关穷塞，词风豪迈，有郁勃怒张之势，意境空阔，悲壮情意弥漫于一种寥廓感中。

“岭南三大家”的另二人梁佩兰、陈恭尹亦工词，岭南词风盛于乾、嘉朝，人数多达四、五十人，“三大家”实具开创风气之功。

方以智是崇祯十三年进士，为“明末四公子”之一，身世历经沉浮劫难，后变服为僧。著作散帙甚多，词作今存其手书横卷词五首，笔力雄健，意境苍凉，一片慷慨呜咽之情。

《全清词》

六．京师词坛

龚鼎孳诗列“江左三大家”名，其词更卓称名家，为清初词的繁荣多有推波助澜之贡献。陈维崧落泊时曾大力支助。存《香严词》、《三十六芙蓉斋词》，初多绮丽悱恻之调，晚年词风转苍润清腴，为京师词坛之领袖。“秋水轩唱和”一叠数十韵是他词风转变的巅峰之作。

“秋水轩唱和”发生在康熙十年秋，是“辇毂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次大波澜。此次唱和活动由曹尔堪首唱开题发起，龚鼎孳响应并大力推波助澜，经周在浚主持，并辑录成编。唱和的作者，收录进《秋水轩倡和词》的有曹尔堪、龚鼎孳、纪映钟、梁清标、宋琬、曹贞吉等26家。

稼轩风重振

“秋水轩唱和”是稼轩风在康熙之初勃兴的表现，其成因与满清统治者发起的几场在案有关，如“科场案”、“奏销案”。这些大案意在震服汉族知识分子，因此严重威胁了知识分子千百年来赖以进身的仕途生涯，令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失望甚至绝望，从而再勾起亡国哀痛，乃至产生逆反心态。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清廷以打击作弊为名，对汉族知识分子发动了全国性的打击，一时间，文坛哀鸿遍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一事。接下来的“奏销案”更是涉及大批清初词人，清政府以欠粮为名，将列名于欠册的秀才、举人、进士全数革去功名，有职的则直降二级，无数汉族文人受累。同年，清廷又对与郑成功、张煌言有连系的沿江各地士绅大肆杀伐，斩六十四人，是为“通海案”。

如此大案频出，神州大地一片悲凉肃杀气氛，文人们心中由此充满了郁愤的逆反心态，慷慨激昂的稼轩风因而渐渐在词人们心中发生，词人们开始以悲慨雄放的词来抒发心中郁愤之情。这种风气，直接为其后清词三大派之一“阳羡词派”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阳羡词派

阳羡在今江苏宜兴境内，自顺治七年始，往后四十年间，以陈维崧为首的词人群体多达近百人，聚集在阳羡一带进行词创作，词史称“阳羡派”。这是词史上罕见的阵容壮观的流派，如今能觅存世作品集的即有二三十家词人，作品数量庞大，在康熙二十五年前已至少选编了四种选集，康熙十七年付印的《荆溪词初集》则是“阳羡派”的一次阶段性作品结集。

阳羡词派的形成

阳羡山川秀杰，历来文风鼎盛，阳羡子弟“稍俊爽者，皆欲令之通诗书，以不文为耻。”从词史源流上看，苏轼曾拟在阳羡买田隐退终老，《东坡词》余风对阳羡文人有所影响。出身阳羡的南宋词人蒋捷更是阳羡人的骄傲，蒋捷萧疏清凄、悲凉峭劲的词风也影响着诸多“阳羡”词人。众多文人士大夫隐沦散逸于此地，性之所近，聚于所好，故研习乃多。更兼“阳羡”领袖陈维崧专力填词，成就甚高，故文人纷纷跟从，词人群规模渐宏。

阳羡词风的形成

阳羡所在的宜兴，乃政治敏感之地，明末之东林、复社骨干多宜兴人，甲申之变，宜兴士人殉国者甚多，明亡后，遗民退隐宜兴，言论文字间多遗民之思和对新朝的痛恨，因此宜兴有浓重的反清政治氛围。宜兴人大多经历清兵入侵的战乱之痛，对清政权有逆反心理。

此外，“奏销案”也令不少宜兴士人遭祸。蒋景祁在《荆溪词初集》序中指出，阳羡词人“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道出了阳羡词人的心态。

由此可见，阳羡词人群主要由遗民、忠烈后裔、迁客谪客等人士组成，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们或汪清狂放逸，或愤世嫉俗，或浪迹湖海，或沉沦下幕，或酣醉高卧，性情志趣中带有强烈的愤懑逆反心理，流露于笔下的基调，或悲慨萧瑟，或冷峻疏放，或郁勃奇崛，或凄怆清狂。此乃阳羡词风特点所在。

陈维崧词集

阳羡词的创作实践

一.反映民生疾苦

由于词之传统观念所限，民生题材在历代词中甚少反映，“阳羡”词人大胆突破这个传统，创作了不少反映劳苦大众的作品。这是“阳羡”词派难能可贵之处。如陈维崧《贺新郞.纤夫词》描写纤夫劳动之苦，《南乡子.江南杂咏六首》描写水灾、瘟疫、逼租等事，汤思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描写旱灾造成之民生艰难，弘伦《杨柳枝.纪事》组词反映清兵横征暴敛之事。

二.反映亡国之痛

清初遗民追思前朝之作，为避文字狱，往往比较隐晦，而阳羡词作却大胆直言，明朗得多。如陈维崧《夏初临》直接言明崇祯缢亡之忌日“三月十九日”。阳羡词人群曾借吟咏徐元来《钟山梅花图》以集体寄托凭吊故国、遥祭明陵之哀思。此外，他们还以咏“闽兰”、“滇茶”等篇，籍咏史怀古来感慨兴亡；对明末苏州地区抗争阉党恶行而牺牲的义士进行颂赞。

此外，阳羡词人还有大量描写乡土风俗、歌颂劳动者的词作。

陈维崧画像

陈维崧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生于忠义之家，明亡后流落四方，穷困潦倒，曾长其寄食冒辟疆家。55岁时参加“博学鸿词科”，以第一等第十名授职翰林院检讨，3年后病殁。陈维崧诗文俱佳，词名尤彰，其词集《湖海楼全集》存词多达1600多首，为历代之最。

陈维崧早期词大多作于明亡之前，多旖旎柔媚语。
中期作品作于其湖海漂泊的12年间，是词风转化之期，家国兴亡、身世浮沉之感，导致慷慨悲凉之情韵开始成为作品的基调。其词集《乌丝词》即于此期间结集。
后期作品产生于康熙八年至其逝世的十三年间，此期间其作品成就最为辉煌。他晚年弃诗不作，将全部心力倾注于词创作上，意欲在词之领域内扬清汰浊、振颓起衰，廓清词风。在此期间，他凝聚了一个庞大的阳羡词人群，频繁酬唱，蔚为盛事，阳羡词风由此大振。

陈维崧词风

陈维崧师法稼轩，笔力极雄霸，气势磅礴，神思腾跃，充满爆发力，唯沉郁欠之。潘德舆言：“迦陵师稼轩，凌厉有余，未臻虚浑。”王煜言：“沉雄壮阔，秾丽苍凉。”蒋兆兰言：“陈迦陵纳雄奇万变于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气概卓荦。”我们可以从一首小词略窥迦陵词风。

点绛唇.夜宿临洺驿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本来适于柔婉风格的小令，在陈的笔下变得雄奇粗放，这在此前词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阳羡词人群

据《荆溪词初集》和《瑶华集》载，阳羡派有词作流传至今之词人约100家，兹择其重要者略述。

任绳隗乃阳羡词人群中最早与陈维崧唱和者，其时与陈和“双璧”之称。早年词风旖旎，“奏销案”后变为清峭苍凉。

徐喈凤学词较晚，词风清刚劲疾，多有对世事人生感悟语。

史惟圆与陈维崧交往甚久，创作道路亦相近，被视为是“平分髯客旗鼓”的重要词人。

万树是著名戏曲文学家，词创作方面成就不多，但在词学建设方面贡献巨大：编纂《词律》一书。此书收录唐、宋、金、元词660调，1180余体，校订音律，确定规格，是一部考订精严、资料丰富的词谱。

曹亮武30岁之后始全力攻词，词风清峻疏寒，是阳羡主将之一。陈维岳是陈维崧三弟，早年词颇多绮丽，后转苍凉感慨，著有《红盐词》。

蒋景祁是康熙前期著名词学家，也是阳羡词派后期主将，词风与陈维崧相近。他受陈维崧所托，整理其词作遗稿，是后来汇刻《湖海楼集》之基础。又捐资刊刻《乐府补题》抄本。但其于词学贡献最大的是编选了大型词选《瑶华集》，此集收入了清初词2467首，词人507家，并列各种评论史料和词人生平简介，是清初词坛的重要研究文献。

此外，阳羡词人还有弘伦、史鉴宗、陈枋、董儒龙等。

陈维崧《湖海楼词》

阳羡词派之词学理论主张

阳羡词派并未有系统性的词论阐明其词学思想，仅有零星序言之类略表其主张，考察其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其在词的审美价值、词的本体特质等方面具有鲜明和创新的主张。

1.尊词体

“词乃小道”之观念历来有之，阳羡词人力辟“小道”之说，从词的抒情功能上作正本清源之反思，于本体上确立词应该具有的功能，具廓清之功。阳羡词人认为：

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为诗余，引正补古人之所未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

从本体上为词正名。

阳羡词人又认为“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文体不应以传统观念框定，任何不合理区分文体高下的说法都应受扬弃，正如“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说明词之体史上本就有与诗并列之况。陈维崧本人晚年弃诗不作，专力于词，更是此种尊体思想的大力践行者。

2.主张言为心声，兼容并蓄

陈维崧反对将词妄分派别，认为词要能写真情实意，不应以派别论高下。他曾有词云：“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蓝本。吾大笑，比蛙黾。”将以豪放、婉约论词者喻为井底之蛙。

蒋景祁也认为：“今词家率分南北宋为两宗，歧趋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奥，鲜不殊途同归也。”认为词分南北宋亦非正道，因归根结底，词之堂奥，乃殊途同归，故不应强分南北。

3.重情意而不废声律

阳羡词派虽然承稼轩豪雄之风（尽管并非简单的继承），但于词律方面仍是精于研究的。最具代表性乃万树编纂之《词律》。万、陈二人曾讨论过声律问题，认为被明代弄得混乱不堪的词谱应当重新整理校订。他们认为当今有些恃才之人不重视声律，但求语言工妙，是不良风气，词应当声情兼美，方能更扣人心。

阳羡词派至雍正、乾隆朝衰落

衰落之原因，一在于词人方面后继乏劲，部分词人风格转变，已离阳羡门径。二是其时政局一统，时势已稳，盛世之局已成，阳羡这种悲慨凄怨之音，于风气不合，衰落是必然之事。但是，陈维崧和阳羡诸子对于词风创新和流变之功不可磨灭。

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是以朱彝尊为领袖、以浙江词人为骨干形成的一个词学群体，主张尊词体,标榜南宋，崇尚姜、张，重寄托，词风清空淡远醇雅，以图匡正明词之俗陋粗鄙。浙西词派的出现，反映了词人们在特定的时势风气下对于政府和社会心态的微妙转变。

浙西词派尊词体的主张，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尊词体、重醇雅的背后，掩盖不住词之意旨由实返虚之弊。此弊端导致浙西后期词内容空泛、远离现实，志意情趣日淡，终至衰落。

朱彝尊编《词综》

二. 浙西词派源起

甲申之变后二三十年间，满清政府经过一系列武力清扫和大案镇压，明遗民的抗清活动基本熄灭，时间的流逝也渐渐磨去前朝遗民残存的反清之志，他们意识到统一大局已定，历史不可逆转。

满清政府怀柔政策下汉族文人心态转变

此时的满清政府也开始着力于以怀柔政策网罗汉族文人于彀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博学鸿儒科”的举办。“博鸿”为汉族文人提供了传统的科举的进仕之路，给予他们事业发展的良机。同时，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多所笼络，争取人心，汉族文人和清政府开始走近。如纳兰性德就曾与大批汉族文人有所交往。

这种状态下，汉族文人的心态发生着微妙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骚怨悲慨之风渐熄，作品由重“志意”转为重“韵趣”。朱彝尊是其时最具名望的词人，自然成为此时期词坛领袖。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词人云集，创作之风大盛，成一时风气。

二．浙派宗主朱彝尊

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祖、父辈曾为明朝官员，后家道中落，先后两次入曹溶幕下，康熙十八年应召“博鸿”，中第一等第十七名，授检讨职。康熙三十一年罢官回乡，潜心经学终老。

创作经历

朱彝尊约于顺治十三年始学词，至康熙三十一年“不复倚声”，词创作经历约36年，词风历三变。考察其创作经历，有助于了解浙西词派初期风貌。

初期（约27-34岁）柔婉之情爱题材

顺治十三年，朱彝尊赴粤，于曹溶幕下任职，开始学词。初学词的朱彝尊谨守词之传统，从情爱类题材入手，作品多为小令，有《花间》风。长调学北宋秦柳一路，与后期尚姜张是完全相反的路子。兹录小令一首，以窥其时之词概。

复帐红罗四角宽，枕是双鸳，被是双鸾。玉人晓起画眉难，臂上香寒，衫上风寒。下九初三嬉戏天，扑蝶花间。拜月堂前。罗敷十六是同年，坐处联肩，行处随肩。

朱彝尊《江湖载酒集》

中期（34-49岁）辞情皆浓之创作高峰

朱彝尊自康熙三年入曹溶山西幕下，至十七年入京师应试“博学鸿儒科”，其间十四年，是其词创作的中期。此十多年，朱彝尊落泊潦倒，“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是一生中最失意的阶段。但也因为浪迹山河的经历，对于人生的感慨和世事的识见大为增长，词风与初期相比有很大转变。他最优秀的词集《江湖载酒集》即产生于此期间，集中多苍凉感慨、辞情深浓之咏史和抒怀作品，如《消息.雁门关》：

千里重关，凭谁踏遍，雁衔芦处？乱水滹沱，层霄冰雪，鸟道勾连住。画角吹愁，黄沙拂面，犹有行人来去。问长途、斜阳瘦马，又穿入、离亭树。猿臂将军，鸦儿节度，说尽英雄难据。窃国真王，论功醉尉，世事都如许。有限春衣，无多山店，酹酒徒成虚语。垂杨老，东风不管，雨丝烟絮。

另如《水龙吟.谒张子房祠》、《满江红.吴大帝庙》、《青玉案.临淄道上》、《卖花声.雨花台》等皆集中上乘之作。

后期（49-63岁）词风蜕变为保守枯悴

康熙十七年，朱彝尊入京，带去了《乐府补题》。这是一部南宋遗民咏物词唱和之集。朱彝尊模仿此集创作了大量咏物词，收录在《茶烟阁体物集》里。在朱的倡导下，大批浙西词人大肆仿效，一时咏物之风大盛，朱彝尊词名大彰，始成一派宗主。

然而朱氏此期间咏物佳作并不多，除《长亭怨.雁》这类少数佳作外，大多“排比嫩辞，襞积冷典”，被谢铤章讥之为“饾饤”，即堆砌杂凑之作。如咏“猫”、咏“蛤蜊”、咏“西施舌”、咏“龙虱”、咏女性五官之类，词旨意趣渐趋枯寂。

《乐府补题》本为遗民哀叹旧朝的托物寄意之集，有幽深的寄托，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人却只取其醇雅的外壳，而意趣情志枯寂，反映了其时词人在太平盛世下一方面要歌咏太平，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词的“雅正”观念，清洗淫哇陋俗之风。顺治康熙期间以“阳羡”为代表的开放、有活力的词风，在浙派手中蜕变为保守的收缩。

三．前期浙派词人群

浙派前期有“浙西六家”，其词合刻为《浙西六家词》，除朱彝尊外，余五家略述于下。

李良年，浙江秀水人，词受梦窗、玉田影响较大，疏密兼取，多咏物之作，集中多有佳者，如《留客住.鹧鸪》、《高阳台.过拂水山庄感事》等。

李符，李良年之弟，词风近蒋竹山，“言近指远，风骨遒上”，前期词作情意较浓，后期则咏物闲吟之什，意趣无多。

龚翔麟，浙江仁和人，一生仕途平畅，又受诗庄词媚之观念影响，词意浅淡，流于空疏。

沈皞日，浙江平湖人，有《柘西》集，多有抒写羁旅苦情的佳作。沈氏于浙派词学思想亦有不少精到的反思。

沈登岸，沈皞日之侄，有《黑蝶集》，笔致细腻，精于造语，唯笔力轻浅，欠深远之致。

四．浙西词派中期接棒巨擘：厉鹗

朱彝尊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退官归乡后，弃词不作，专研经义，厉鹗接棒，领袖词坛，浙地词风由此大盛，大批非浙籍词人亦纷纷附从。

厉鹗，浙江钱塘人，性孤寒率直，屡试不第，一生落泊，以设馆授徒为业，博学多才，诗与查慎行齐名，以词之成就最高。

厉鹗《樊榭山房集》

浙派中期巨匠

厉鹗词的艺术特色，陈廷焯评：“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续修四库（秋林琴趣）提要》云：“其骚情雅意，曲折幽深，声调高清，丰神摇曳”，具有幽隽秀美、清冷曲微之致，浙派词人推崇的“清空骚雅”，在厉鹗笔下发展到近于理想的境界。如《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很能代表厉鹗词风：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拏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心忆汐社沉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过前湾茅屋。林静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厉鹗晚年所作，于幽冷之外，渐显颓唐之意，隽秀渐失，意旨趋枯。陈廷焯批其缺深厚之味，盖因其人身世经历所限，所抒皆个人小情小意。其咏物词如朱彝尊一样，同犯堆砌之病，得醇雅之表，内失意趣，因此谭献说：

《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

可见此乃浙派词风共有之病。

五．中期浙派词人群

中期浙派词人主要聚居于杭嘉湖地区、苏州地区和扬州地区，大多曾与厉鹗有交游。

陆培，浙江平湖人，雍正二年进士，有《白蕉词》四卷。词学南宋，清丽闲婉，幽凄处近厉鹗，但略显空泛。

吴焯、徐逢吉、陈章等与厉鹗有所酬唱，词与厉鹗相近，但成就不高。

江昱，皖籍，诗词皆工，词得平淡之趣，谭莹评其：“由来绚烂归平淡”，但甚为耐读。

江昉，皖籍，词以清远蕴籍见称；江炳炎词学南宋，偶有得南宋神趣者，长于咏物，但意旨平淡，无南宋咏物词之深。张四科词以张炎为宗，疏朗而不浮泛，是其时浙派健将。

王昶，江苏清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为“吴中七子”之一，精于经学，词雍容尔雅，创作上的成就不高，曾刊辑自雍正以来词人作品成《琴画楼词钞》，以浙派中期词人为主，对于了解此一时期浙派面貌有较高价值。另曾编纂《明词综》12卷、《国朝词综》48卷、《国朝词综二集》8卷，是继朱彝尊《词综》后，浙派又一词学辑录巨作。

赵文哲词在“吴中七子”中成就最高，其词情味深厚，韵致圆美流转，忆旧、咏物等题材皆有佳作。

中国书店版《词综》

六．浙派后期词风流变

浙派中期，词人辈出，创作大盛，但除少数词人外，其他多追求形式之纤雅，内容日趋平淡，衰颓之态已显。对于浙词内容的萎靡，谢章铤批评道：

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贴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

这段评论可谓直切浙派弊端。浙派晚期词人针对浙词之弊作了一些矫救，但已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衰败之势。

吴锡麒，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年进士词、曲、骈文皆擅，词承朱、厉一脉雅正之音，但也对朱、厉二人的主张提出自己的修正，一是否定“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的说法，二是主张重性情，不“过涉冥搜”，而避免“缥缈而无附”，其旨在于将浙派词风由虚返实，重视真性情之抒发。从其创作实践来看，部分作品也确实贯彻了此一主张。

郭麐号称“浙派殿军”，词学观点主张表现真实性情、彰显艺术个性，对浙派衰萎的风气多有抨击。他说：

故浙之为词者，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嚣嚣之习，亦樊榭之教然也。

虽然赞赏浙词“无浮”、“无亵”、“无涂泽嚣嚣”，但同时也指出其“薄”、“浅”、“意不逮”之弊。

郭麐词早期取径《花间》，中年以后，“羁旅寥落，死生离合，穷郁悲忧感其中而事物是非接其外，以为诗歌杂文有不足以曲折达意者，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作”，表明中年后学南宋诸家。

郭麐《灵芬馆词》清灵转折，疏朗明净，淡笔中有感慨，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他的艺术主张一致。

浙派晚期代表词人还有吴翌凤和“后吴中七子”等，均是浙派词风最后坚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