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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又称“佐书”,“史书”,“分书”,“八分书”等。源于先秦,孕育于秦,兴于西汉,盛于东汉,衰微于六朝至明,复兴于清。隶书是继篆书而起的书体,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也是书法史上笔法演变过程的重要转折点。隶书源于先秦时的秦系文字,以秦系文字作为最初的构造,此为隶变阶段;秦时隶书作为篆书的“草化”辅助字体,是其形成阶段;西汉时,又以其自然发展之势,成为当时社会流行应用的书体,是其形体定型阶段;到东汉时隶书已脱尽篆意,法度完善,是其全盛阶段。从篆到隶变,再到这个过程的全面完成而臻成熟。这可以说是汉字史上一次非凡的变革和创造力的发挥。隶书历来有“八分书”之称，主要因魏晋时楷书亦称隶书,后为区别两者故称“八分”，八分,特指东汉末期碑刻隶书,因其如八字向背分散之势,故而得名。隶书按文字演变过程分为古隶和今隶两个阶段。先秦时期至西汉初为古隶阶段,西汉中至东汉为今隶阶段。古隶阶段的隶书仍以大篆的体式为主,长方、正方,扁方形态时有出现,但已有草化篆书的写法。笔画于草率中初显波势的起伏变化,用笔上也不再以纯粹圆笔为能事,方笔和提按之法已初步形成。笔画相互间出现映带、呼应之势, 由草化而逐渐影响到结体的形态变化。汉承秦制,西汉初期的隶书仍带有篆意特征,结体仍以篆书的纵势为主,辅以方、扁形态,但笔画的起伏较秦隶有进一步的明朗化,波势和夸张的笔画时有出现,用笔的方切和提按已初具规模,如《马王堆竹简》《马王堆帛书》，可以看出隶化的初步模式,为成熟的汉隶奠定了基础。简牍书以记事为主,多用于日常生活中,书写也较为自由、轻松、随便、率意。两汉隶书一脉相承，汉简墨迹是直接反映当时作者的书写状态,点画形态、用笔技巧不加修饰,以率真之面目示人。西汉中晚期的一些隶书石刻也同样具备这种率意的特征,但由于石质粗糙,刻工水平低劣,不能较真实地反映书写原貌。只见朴实,不见精致,故不能代表正规“八分”隶书的正宗。东汉立石树碑,意在彰显已故者的功德,供后人传承和赏识,是有意为书的选择,故对石质的选制、刻工的技艺 、书写者的水平都经过慎重挑选。每一碑石都需以光洁为佳,以便刊刻时能真实反映墨迹笔意的原貌,这是当时的刻碑原则。汉碑隶书的意义在于法度完善,书写者多为当时的高手。加之特殊的碑制因素,刻工技艺的高超使原本自然、真实的笔迹多了人工的“再造"过程,而形成另一种特殊的“碑"味。加上岁月的洗涤作用,这种特殊的审美便成为后来学隶者取法的源泉。以东汉对比强烈的几大名碑进行归纳分类,大概以四种碑来代表其不同的风格:3.《曹全碑》圆融华贵,秀逸自然,俨如闰秀,线质体现出一种阴柔之美。4.《石门颂》为摩崖石刻,圆浑苍莽,体势放纵,气息高古,线条潇洒自如,神气十足。书法史上书体的演变,往往是一种书体渐次走向成熟、规范的同时,从中又派生出一种草化字体,再由这种字体逐渐形成另一种规范的书体直至确立。从篆到隶变、再从隶草书等皆如此。书体上总是在这种正规与草化相杂前进演变着,直至五体的正式确立。其中既是时代的审美需求,也是人们对日常实际需要的所求。刻碑现象到东汉末期,达到空前盛况,这在书法上当然是可喜的,但立碑成风却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和奢华现象。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并禁止立碑,于是立碑泛滥之刚才偃旗息鼓。唯一特殊场合仍偶见有树碑现象,仍以隶书书之, 但这时的隶书风格不如以前,工稳有余而生气不足。这正体现了盛极而衰的自然发展规律,此外受到当时一种更为简捷的新兴字体楷书的冲击,隶书由此开始走向衰微,渐次退出时代的大舞台,一蹶不振直至清代。魏晋六朝时期,仍见有个别之碑现象,碑制也以隶书为之。此时的隶书,工稳规范中已现刻板僵硬,缺乏灵动,已非纯正的汉碑气象与韵味了。面目虽为隶书,但气息离汉已远。隋唐至宋元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清代是隶书的勃兴期,也是以个性特征显著而为人称道。这些学者以丰富的学识素养、广博的阅历进人书法领域,又在大量秦碑汉石书迹上得到熏陶和滋养,从而促成了对书法新技法的探究。由此产生新的时代审美特征,左右清代书法发展的方向和格局，也由此引发了“碑学”的产生直至清中叶“碑学"的确立。清代的隶书家,高人迭出,学养卓然,又以追汉仪为宗,以复古为己行,变古法为新法，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特征。如清初的郑簠、金农,清中的邓石如、伊秉绶、清后期的何绍基、赵之谦等。这些隶书名家,学问广博,以师汉碑为宗,取法广泛,匠心独具,融合其他书体的特征,又在书写工具上有新的突破和创造,注重用墨效果。清隶气息古意盎然,文人气十足,虽宗汉碑,但个性特异,个人书写习气也不少,可作学习上的参考和借鉴,但不太合适直接取法,故不列为学隶书的正规典范。传世的汉隶均为写后刻制的拓本。经清人的“再造”可以上溯古法。这既是一种途径,又是学习上的一种弊端。清人写隶。渗人隶书之外太多古学问。使我们无法清晰知道汉时真面貌,清人写隶已经不是完全按汉隶法则来表现。书家个性、其他字体笔法等等因素渗入,已非纯粹的写隶。这既是利也是弊。利是可以近取清人对笔墨的技巧;弊是清人在书写上带有某些“习气”,使我们难以走出而造成对学隶上的误区。我们以为,不管临何种汉碑,其中完损程度如何,都在一个“度”上的把握。如:(一)运笔不故作颤抖之势,使笔画如锯齿状而流人刻意之弊。(二)保持正常书写时的速度与连贯性,使行笔流畅,节奏分明。(三)借鉴汉简牍书墨迹的用笔特点,两汉隶书一脉相承，笔法多有相同。线条细微的变化，较真实反映毛笔的运笔特点，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气息。行草书评委的曹宝麟对隶书的探究值得我们深思。山东书家高岩以隶书，在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展览中获得优秀奖。为此曹宝麟先生感叹：近年来的隶书时风被几家评委面目所塑造，经过培训而克隆，几乎千篇一律。处于古文字最下端的隶书，毕竟还是需要以追求古意为尚。唐人八分已严重程式，迹近版刻。古意之难得，只能从学古中潜移默化。他说：篆隶真草行五体中，很多人认为隶书最易入手，也最易取得成果，实践的结果是，隶书确实入手较易，但要能写出真正属于时代又不乏个性的优秀隶书作品，实在是难得很。我在写隶书时，时不时产生一些困惑，在这里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困惑一：隶书在当代。为何越写越俗，当代隶书的标杆在哪？俗隶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个人的识见局限，庸师的被动引领，国展的名利趋动，等等。跟风写隶，是当下俗隶的最大传染病。多次担任国展评委的刘文华先生就曾说过，“学我干嘛呀，我还没写明白呢，学我不是不学好吗？”连国展评委都这样没底气，众多的学隶者就更不知所措了。隶书爱好者在临帖中改变了自己原有的书写方式，又被老师改变着临帖中的弊病，但最终又被流行书风改变，这种强大的、无形的改变也就形成一个时代的书风。这种书风能持续多久，生命力如何，只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了。困惑二：取古法后，为何出不来经典隶书？隶书最终应追溯到秦汉隶书，为什么二千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们的。大多数隶书学习者，应当都是从学汉隶开始的，应当大多都取法于《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史晨碑》《石门颂》。汉以后的历代写隶书之人，都会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烙印，其中不乏隶书名家，或失之于妩媚；或失之于古拙。妩媚失去了传统的根基；古拙脱离了大众的审美。在两者的结合上，清人堪为典范。其他朝代隶书由于时俗流弊，大多是风行一时，昙花一现。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最有影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纪念白求恩》隶书并以此演化的电脑隶书。刘炳森的隶书。刘炳森以隶书立足当代书坛，是当今最著名的隶书书法家，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书法家，争议的焦点便是刘炳森隶书的雅俗问题。刘炳森先生从他出名之日起，就将自己置身于这种争议之中。我认为，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取古法，但掺杂了浓厚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当代来说，可以说没有谁的隶书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为专家认可又为大众所认同的隶书精品。困惑三：怎样才能做到“透过刀锋看笔锋”。我们今天看到的字帖中的汉隶，已经过多层因素的消磨，与原书书写墨迹大有差异，已经再难以传递刻工当时的准确性了，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辨认上的错觉与难度了，学古就只能在这种特殊效果中去探索古法了。启功先生《论书绝句》里面的两句诗“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由于过去没有摄影、影印，碑上、帖上的字都是刻在石头上，后代拓出来的。刻石的时候，一个笔画，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这是“刀法”，让人看了觉得笔画是方块似的。实际上用毛笔写的话只是一笔而成，这是笔法。碑刻上的字毕竟不是毛笔书写的原状，用手写的字刻在石头上，有时就变成了矫揉造作、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写在碑上的文字，现在要还原为用笔表达出来，写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千姿百态，从中看出学书者本人的领悟、学识以及所下的功夫了，这就成为千古不解的汉隶。困惑四：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先学隶书？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在楷书和隶书之间纠结，因为隶书学起来见效快。楷书作为公文正式字体开始于宋代一直延续至今仍作为一种主要字体,楷书符合现代人的书写习惯与由浅入深的思维，跟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是一致的。而隶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用字体，普及率也不高。你要是初学楷书的话，可能写个两三年都不一定能把楷书写得好，但是学隶书的话往往很快容易取得成效。楷书写起来容易失误，容易犯错，容易看起来不像。这也是楷书天生的严谨性决定的。也就是说楷书比隶书要严谨的多，因此有“楷法无欺”之说；隶书相对而言自由度大，正因为怎样，给予了隶书创作者无限的空间。困惑五：为什么书法难以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书法作品，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个评价体系，只是散见在古代书法大家的书论中。书法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一套评价体系，如果用度量衡的方法来计量用笔的力度、方向、缓急；用墨的浓淡、枯湿，等等，书法艺术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只能用力透纸背、铁砚磨穿、落纸如飞、笔翰如流、挥翰成风等术语来形容书写者和观察者的主观感受，这正是书法的魅力所在。在书法展览中，评委的学养、取向等主观因素至为关键，处于权威地位的评委又往往左右其他评委的判断乃至形成一个时代的书风，这种潜意识互动往往决定作品的命运。在书法评介中，从来没有“少数服从多数”之说。书法现象是也同人类社会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决不是王羲之在世时就确立了的，有其演变过程。王羲之在世时，同时代的书家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有钟繇、张芝。《海岳名言》有这样记载:“米芾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 '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很显然，米芾认为只是自己的字好点，其他书家统统的不行。但时间和实践证明，米芾所评论的书家（包括他本人），都是大师。米芾对书法的排他性评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的祖国已步入世界强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我们迎来了祖国历史上最为绚丽的春天。春天应当百花香，作为中国国粹的书法，也应当再度开放。足以彪炳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成就而光照古今的经典和大家不可能唤之即来。但是，普及书法知识，认识书法美，掌握书法技能，却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马捷，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金融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促进会画师、蓉台书画艺术社副社长。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栏目水墨丹青书画院签约艺术家。在“1272悠悠沧海情”书画大赛中荣获“全国百强入围奖”，入选2016年中国好品牌*品牌影响力书法家。其作品全国、四川省举办的书法展览中展出，并多次获奖。如参加2007年真迹杯最受瞩目书法家评选活动获得三等奖。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家艺术频道、简书网、凤凰卫视、新浪网等媒体刊载。2014年12月《马捷小楷道德经》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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