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世界寻找圆明园流散文物，他用老照片重现19世纪北京
40岁的刘阳调侃自己是“圆明园文物研究界的郭德纲”。他从15岁开始痴迷圆明园的历史和流散文物，并非学院派，最初也不被人看好。
20多年里，影视制作专业出身的他把爱好变成职业，下各种笨功夫研究。家里堆满一屋子书，闷头研读史料，自费出国找流散文物，到处挖掘老照片。他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写了14本与圆明园相关的书籍，其中很多现在只能在孔夫子二手书网站高价寻得。
这些天，圆明园正觉寺展出的365张百年前圆明园老照片，绝大部分是首次曝光，新闻还上了热搜。这些照片都是刘阳多年来的收藏。“对很多人来说，老照片就是看个热闹。但影像学不是看热闹，每张老照片背后，都对圆明园的研究有重要线索。”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刘阳坐在圆明园管理处的办公室里，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思维和语速极快。
从2004年到圆明园工作至今，刘阳经历了七任领导更迭，看着身边同龄人买房、跳槽随着经济浪潮跌宕起伏。他依旧守在圆明园，职务没变动，也从未想过离开。
如今的刘阳是圆明园研究领域最年轻的专家，也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说起十多年里寻找老照片的经历，他用“大海捞针”来形容其艰难。
刘阳目前收藏的400多张圆明园老照片，拍摄年份从1873年到1940年，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景观。这其中，有法国人谢满禄在1882年前后拍到的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这是圆明园中式建筑的影像第一次呈现，而不是停留于文献描述和画作中。另一张拍摄于1920年代的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全身照片，也是首次发现。
每张老照片都是他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拍卖行、网站甚至是摄影师的后代手中辗转收藏购买，渠道繁杂。
对刘阳而言，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拿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批老北京照片”，这批照片出自1880年至1884年住在北京的一位法国摄影师，数量多达900多张，价值过千万，涵盖园林、街巷、寺庙、教堂、人物、行业商铺，以及使馆外国人在北京的生活等，也包含圆明园建筑照片。
“从1860年北京有第一张照片算起，到1900年总共就不到500张照片。”刘阳认为，这批从历史深海中发掘的900多张老照片，将对北京历史文化、建筑以及圆明园研究带来很大价值，“综合重现19世纪北京全貌”，他说。
被圆明园改变的一生
1993年那个夏天，12岁的刘阳误打误撞进入圆明园，人生也因此改变。
原本要去颐和园的他，下错站，进了圆明园，花一下午时间看了一场关于圆明园历史的展览。
“一下子就把一个孩子带进了阶级斗争的氛围，成愤青了。”刘阳回想，如果不是展览中呈现出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焚毁的残酷一面，12岁的他恐怕很难会喜欢上这片废墟。
他本来就爱读历史，经常骑自行车寻访胡同里的老北京古迹。自那以后，他每月揣着地图，骑着车，在圆明园里溜达。少年拼命读书，逐渐发现，五位清帝耗尽财力私心、倾毕生之力营建的圆明园，其实就相当于一整部清史。在圆明园民间研究的小圈子里，他以网名“斑马”而闻名，写了无数文章在网上和报刊上发表。
本科毕业，他放弃了互联网公司给出的近万元薪水，得一位老前辈赏识被推荐到圆明园管理处工作。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薪水只有1100元，每天还得挤两小时公交车从西直门的家里去圆明园上班。
最初几年的工作，跟他想象中也不一样，“平时就是检查一下石头，除草，防火，陪摄制组拍照，看馆。”即便如此，只要能进圆明园工作就是幸福的，他每天上班就像回家一样，从没有“熬”的感觉。闲下来的时间，他就看书、研究、写作，靠投稿和给电视栏目当历史顾问，赚点买书的钱。
2005年，他写出第一本关于圆明园的著作《昔日的夏宫——圆明园》，印数8000册，在这之前，关于圆明园的所有书籍加起来的印数都达不到这一数字。2006年，他又从西单四合院发现圆明园西洋楼的大水法石鱼，流失半个世纪的文物重回圆明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圆明园的一砖一石，以及老照片中曾见到的圆明园建筑，都深刻印在刘阳的脑海。少年时期，他骑车在胡同溜达，恰好在私宅主人开门的一瞬间，瞥见门内一对汉白玉石鱼，意识到可能是老物件。多年后，他才在一本《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所作圆明园工程考》的书中看到两张20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证明圆明园被摧毁之前，大水法景点确实有一对石鱼。正是照片里的证据，使得一对汉白玉回归圆明园，成为展览馆镇馆之宝。
但更多的文物仍散落在外。仅北京大学校园内，就有华表麒麟丹陛石以及石鱼等圆明园文物。刘阳曾在某小学发现过圆明园的石座，在北京二环的一个单位里发现过圆明园文物，在某公园的围墙上发现“圆明园”字样的承重砖。而在更多的私人宅院里，圆明园的石座被视为私人物品，既谈不上保护，更无法要回来。
藏在老照片里的历史
“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圆明园研究专家，只有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也没有研究团队，没有研究意识。”刘阳感叹，圆明园研究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太难。
圆明园自1860年遭焚毁后，在160年间历经磨难。从皇家御园到老百姓居住的村落，再到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中的许多变化，缺乏文字记载。
刘阳在2013年出版过一本《谁收藏了圆明园》，将失落在海内外的700余件文物图片收集整理，辅以文字说明。其中流失海外的字画、瓷器和玉器，都是他自己多年调查而来。
照片是研究圆明园最有价值和最直接的史料，这是刘阳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但老照片寻觅的途径也是诸多磨砺。
他曾在香港一家卖老照片的小店花一万港元买到一张圆明园照片，也曾在eBay买过圆明园二手老照片。20年前，他在潘家园淘到一本民国时期外国人写的《Peking》，里面有一张德国摄影师佩克·哈默尔拍的圆明园照片。
他如获至宝，找到摄影师网页，没发现圆明园照片，于是托懂德语的朋友辗转联系到摄影师的侄孙女，几番沟通，获得摄影师作品目录，终于找到他要的老照片。“很多当年在中国拍摄的外国人，都不是摄影师，他们不为出版而拍摄，寻找他们的后代是很重要的途径。”
2012年，刘阳从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者那儿，得到一张翻拍的廓然大公规月桥老照片。他赶紧与康奈尔大学联系，半个月里沟通十个来回，终于获得电子版。
“圆明园的老照片是非常罕见的，有时候直接去国外的博物馆找。如果这一批没有，也不代表真的没有，就找原始的研究收藏机构。”刘阳去过专门收藏中国文物的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和洛克菲勒中心，对方直接拿出相册给他挑，挑好谈价格。在他去之前，对方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拥有圆明园的老照片。
各种途径，各种办法，各种软磨硬泡，甚至是抢时间出高价，刘阳才以一己之力收藏到400多张老照片。这些照片也为他研究圆明园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当他以野生的方式成长为国内圆明园研究中年轻的佼佼者，也遗憾地发现，中国专门研究圆明园的权威都已老去，8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88岁的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等一批专家都到了耄耋之年。2018年，刘阳敬重的中国园林史专家张恩荫去世，他突感孤独，“失去了追赶的目标”。
当初在互联网圈混得风生水起的老同学，很多都被时代浪潮挤压，不惑之年的他们因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倍.感危机。“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面临的压力和竞争都更大。”刘阳很感激，他为圆明园付出的青春和时间，都累积为丰富的资历甚至财富，谁也拿不走。
他的时间变得更加紧迫，几乎每个周末都忙碌于各种讲座，给孩子们讲圆明园和中国历史，写作、出书的步伐也不停歇。
十几年的讲座做下来，他对95后和00后寄予厚望，“这一代孩子生在盛世，也更理解乾隆盛世，理解帝王的生活。这一代人有丰富的互联网知识，一旦做起研究，会远超我们。”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