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事与早年经历
父亲的家事与早年经历
对于家族的过往，父母日常里曾讲过很多，可惜那时并没有想过要刻意去记住。以前听父亲说起当年的经历，因为感觉颇有几分传奇意味，有一次还录了音，但终究没能保存下来。而今父亲去世，母亲年迈失忆，对于老人家曾娓娓道来的家事，我却只记了些模糊片段。每每欲详其事，惟有空叹而已。今应蒋氏横公后裔联谱宗亲之约，写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乃遍搜枯肠，将记忆中有关家族和父亲往事的片段连缀成文，以付所嘱，兼作纪念。限于篇幅，本文仅述父亲家事及早年经历。
从家谱上知道，父亲的祖父——也即我的曾祖名蒋邵德，我不记得父亲曾说起过有关他的话题。我的祖父生于1892年，而父亲生于1941年，也就是说祖父是在49岁上老来得子。因此，我推测父亲可能没有见过他的祖父。
我的祖父名文华，当我出生时，他已然故去。记得村中有位辈分最高的长辈，每当提起祖父，总是尊称子荣先生，估计子荣是他的号吧。本族有一位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蒋雁行，是袁世凯嫡系人物，做过江北提督、绥远都统和陆军部总长等职。祖父早年随雁行先后在各地辗转谋事，其间也曾在他辖下任职，但主要还是做他子辈们的教师。后来，祖父因家中两任妻子先后过世，于是辞职回乡经营家事。据父亲告诉我，祖父归乡后，曾任过阜城县代议长，后来赋闲，家境渐致败落。作为本地较有名气的开明人士，祖父在解放前教过抗日小学，解放后做过小学教员。
祖父文华公
祖父先后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及氏亡故，续娶卢氏，又亡故，再娶及氏。据母亲说，前后两位及氏是叔伯姊妹。父亲和姑母都是后续及氏——也即我的亲奶奶所生，祖父还曾有过几个孩子，但都在十几岁时夭折。我听母亲和姑母说起，父亲的一位姐姐，长到十八岁上，因为有一次要骑祖父的马，而祖父出于疼爱，便扶着她骑马走了一圈，不想因此染风寒亡故。
常言说严父慈母，我没有见过祖父，但听母亲说祖父脾气大，对父亲的管教非常严格。父亲一生不会骂人，即使发火，我也从没听他说过脏字——祖父的家教由此可见一斑。而奶奶则对父亲极为疼爱，当然父亲也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当奶奶病重时，父亲曾对母亲说，如果奶奶没了，他自己也许会过不去这一关。
父亲自幼聪颖，而祖父又藏书极多，他因此遍览群书。祖父的藏书多到什么程度呢？母亲曾说起过，当年“破四旧”时，为了不受牵连，只能自己把书烧掉。于是她就用家里的书，烧火做了一天的三顿饭。在那场浩劫里，很多珍贵的旧版书都被付之一炬。其中有一本晚清时期的奏折真迹也被烧掉，这些都是祖父因爱其书法，收集来装贴成册的。父亲记得其中就有张之万（张之洞堂兄）剿灭捻军的奏章，这成了父亲一生的痛。烧书时，祖父已经去世，父亲不在家，祖母和母亲识字不多，只冒险藏下了没有多大价值的一部民初石印版《词源》和一册算命的《玉匣记》，这两本书至今还“藏”在我的书橱里。
父亲在十五岁（周岁十四）与母亲成亲，当时他还在上初中，那一年母亲十九岁。祖父和姥爷两人是旧相识，老一辈还沾亲带故。据说姥爷对我父亲是极为“相中”的，而祖父善批“八字”，看过母亲的生辰后也非常满意，认为两人甚“和”，便换“庚帖”定了亲事。听母亲说，成亲的日子是祖父提前算好的，因为这一年合适的时辰不多，因而在选定的吉日，只能夜里抬轿过门，成亲仪式上公婆也不与新媳妇见面，只有几个本族旁人代为忙碌。这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时值解放初期，农村的封建旧习犹在。
泊头高中师生合影
一九五七年，父亲考入泊镇一中上高中。泊镇即今泊头市，当时属交河县，现隶属于沧州市。从我家到泊镇约六十里地，父亲来回都是徒步。直到后来考入河北大学去天津，他也是徒步到泊镇去乘坐火车。每次父亲上学离家，母亲都要帮他背着行李干粮，送上几里乃至十几里路。泊镇是当地的货运枢纽，据父亲说，那时每次都会提前到校，然后去车站“扛大个”——也就是背货包，这是真正的体力活。据父亲回忆，“扛大个”一天大概能挣一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因为家境艰难，父亲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贴补学业花费的不足，这种经历一直延续到父亲大学毕业。
父亲自泊镇步行回家，往往要从下午走到晚上。途中必经交河镇附近的一处河滩。一次和本家士峰大爷说起来，大爷爱开玩笑，故作惊讶地说你胆子也忒大，那片河滩可是杀人的刑场呢！据说夜晚经过那里，常会遇到有人问：同志，看见我的头了吗？
有一年祖父病重，父亲从泊镇连夜往家赶。因为心里急，他孤身一人抄近路快步而行。经过一条青纱帐中的小路，忽见前边影绰绰有两人，心想正好一起做伴，就加紧赶了上去。正当越来越近时，那人影却闪入路边的庄稼地不见了。父亲心下生疑，想也许是遇到劫道的了。一横心，从路旁拔了根青秫秸，赶到人影消失的地方，大声喝问究竟是做什么的！喊了几声，从地里战战兢兢走出两个人，说他们是走路的，看见父亲独自走这么快，以为是疯子，只好躲起来避一避。于是三人顺路前行，攀谈之间才知道他们是附近千民屯的。
这些点滴经历，被我还原成一个青葱年华的父亲的身影，深深印刻在脑海里。
一九六〇年，父亲考入河北大学物理系光学专业。那时河北大学位于天津市，当年的校址后来改为天津外国语大学。
在父亲考大学时，大姐已经出生。因为家境艰难，他对大学本来没敢报太多想法。开考前一天下午，他还和一帮同学跑去看火车。回家后就把考试的事丢到脑后，到当地的一个建筑队上帮工。因为干得不错，又有文化，人家有意留他做技术员。正当父亲建筑活干得起劲时，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父亲犹豫了，于是和家人商议是否要去上大学。毕竟祖父见过世面，想让父亲读大学是肯定的，却又不得不考虑窘困的家境。便拿了个折中主意说：那就先上一年试试，也好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样子！于是，父亲就此踏入高等学府，从此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河北大学师生合影
然而，父亲的大学并没有像当初祖父说的那样，真的只上一年。在一家人的努力，尤其是在母亲的竭力苦撑下，父亲最终读完大学。但那段岁月，却不仅仅是用“艰难”二字可以形容，那简直是煎熬！
老一辈人都知道，一九六〇年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饥荒，其后几年也是遍地饥馑。父亲所学专业学制为五年，为不增加母亲压力，父亲就先说了四年。到第四年上，母亲说可算是快熬出来了——父亲这才告诉她，还有一年呢！据母亲说，父亲不在家，奶奶小脚，祖父有病，她自己忙完地里忙家里，晚上还要带孩子，有时还要面对全家揭不开锅的现状。那些年月，真不知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曾说起过一件事。一个冬夜，她一觉醒来，想到家里没有粮食，早上老人孩子吃什么呢？看看外边天已经亮了，就拿只袋子匆匆往娘家赶，她是估摸着姥爷家也许有些存粮。母亲抄近道走了三、四里路，待到敲开门，却见姥爷一脸诧异，问她怎么半夜来了？原来，母亲一心只愁家里没吃的，竟没注意到所谓的天亮，其实是月亮照的，这时才半夜刚过。于是她再也忍不住，坐在炕沿上放声大哭，埋怨姥爷这是给自己寻的什么“好”人家啊，竟艰难到这种地步！虽是如此说，母亲还是带着姥爷全家省出来的一点粮食，在天亮前赶回了婆家。
父亲每逢假期结束回天津，母亲总要力所能及地给他带些吃的。所谓吃的，除了临走前蒸的干粮，其余一般是少许干地瓜片儿和豆粒之类。我们家有一个多层纸糊成的半球形小“斗”儿，大约有半个足球大小，我小时候也见过。听母亲说，她把平日里省下的地瓜片儿、地里捡来的豆粒攒起来，半年时间往往能攒上多半小斗儿，到父亲离家时，就在锅里焙熟了，作为零食带上。为了支撑这个家，母亲付出了太多太多。记得直到我小时候，母亲每年拔的青草都能晒出一两千斤干草，交到生产队上换工分。
河北大学（1964）
至于父亲的书费和生活费，基本就靠变买东西了。自我记事起，家里的大立橱门上就只点缀着几个小洞儿，门上的铜锁早就卖掉换钱了。父亲说过，他曾扛着家里的一把紫檀木椅子，到供销社卖了20块钱，这在那时已然是“巨资”。还有家里养的猪，晒的干枣，换了钱除去给祖父和奶奶、孩子看病，就都充了父亲上学的花销。最难的时候，连家里倒塌多年的西厅门地基砖，都被挖出来卖掉。那种艰难，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而父亲的大学生活，也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地煎熬着。他多次给我们讲过听起来“新鲜”，却又着实让人感慨的大学往事。
有段时间，学生们都吃一种“双蒸饭”。所谓双蒸饭，就是将米饭蒸熟后，加入一倍的水再蒸。用这种方法，一斤大米可蒸出五斤饭，与普通蒸饭相比，米饭增加近一倍的重量。说直白点儿，双蒸饭的诀窍就是加水不加米，把米粒膨胀到最大。米饭重量增加了，但实质还是那些，这只不过是糊弄胃罢了。后来“双蒸饭”也不够，就吃小球藻。我查了一下，现在网上有把它作为保健品售卖的。而当年，它最初是一种猪饲料，后来才被作为粮食的替代品推广。再后来，大家就只有吃糠了。
关于吃糠，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的窗钩的故事。
在他们宿舍厕所的窗台上，日常总放着一根窗户挂钩，以前的木窗上都有这种铁制小构件。然而它竟然是同学们的一件公共用具——“掏粪”钩！
原来，学校因粮食匮乏，只能搀糠做饭。糠是谷物外面的硬壳，平时喂猪都不受待见，更别提人吃了。吃这东西，最大的“功效”就是大便硬结。当同学们如厕困难时，窗钩就被派上了用场。这是个让人难以启齿的话题，但它在那时却是真实的存在。
还有一件事，是学校为了应对饥荒，要求学生在秋天上街捡树叶，囤积起来以备救荒，至于后来怎么吃的，父亲说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法做来吃吧。这应该是那时的人们，因“饥”而“慌”的一种表现。
青年时代的父亲
我不知道，父亲的胃究竟曾容纳过多少稀奇古怪的“食物”。但我知道，他从此落下胃病，并持续到以后若干年，父亲因此曾一度瘦成皮包骨。我见过一张他七十年代初身形瘦弱的照片，据说那时他以为自己要“完”了，所以拍了“遗照”留念。还有他的高血压，也许就是像他说过的，大学时因为食物难以下咽，每每多加盐才能吃下去，由此落下了病根。据他说，当时学校的盐晒在露天地，可以随便吃。
一九六五年，父亲终于大学毕业。他先是到宁夏吴忠县实习，随后分配到第一机械部仪表科学研究院，其间曾在长春光机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转到山东省机械工业设计院和山东省机械工业厅，并最终落户济南。出身农村的他，对在何处工作从无挑剔。据说他还曾要申请去西藏——母亲说，幸亏父亲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否则我们现在也许要生活在西藏了。而那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今天，所有这些都已成为了历史。二〇一六年，父亲去世，享年75岁。
他曾历经磨难，尽尝辛苦，也曾意气风发，不负年华。也许在世人的眼里，他身材高大，且风度宛然；他博识多学，兼工作严谨；他卓尔不凡，又平易近人。而于我，他则永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慈爱的父亲，一个家人心里坚实的依靠，一个让我们永远怀念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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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