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治理的障碍效应分析

垃圾治理的障碍效应有2种：一是单个障碍的病毒致细胞病变效应，一个病毒足以让细胞变性乃至死亡；二是两个以上障碍的霉菌毒素互作效应，一种霉菌毒素对另一种霉菌毒素产生作用。垃圾治理的障碍效应是垃圾治理需要加强研究的对象。

垃圾治理要防止各个障碍的病毒致细胞病变效应。单个障碍像病毒那样，使垃圾治理失稳失衡和失序失常，一个垃圾治理的障碍足以让垃圾治理走上邪道。一个企业瞒报的环境保护设施使用信息足以让政府失去公众信任，一次群体邻避事件足以让垃圾焚烧项目下马，一个厨余垃圾分出量考核指标足以改变生活垃圾分类轨迹，一项国家电力上网补贴和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双重财政补贴政策足以刺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无节制地扩张而侵蚀垃圾的物质利用。

垃圾治理要防止多个障碍的霉菌毒素互作效应。垃圾治理障碍的互作效应可能是一个障碍削弱、激活或增强另一个障碍的作用。就垃圾治理的主要障碍而言，主要是互作增强效应，极不利于垃圾治理的健康发展，是需要防止的互作效应。

一种是软暴力式互作增强效应。这种软暴力式互作增强效应或许不会激化矛盾，但对推动垃圾治理却是一种消极的效应，是垃圾治理的“鸦片”。如责任分散效应或综合性的看客心理遇到市场、政府障碍，便会各取所需，甚至互相遮掩，不会激化矛盾，但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社会冷漠，使垃圾治理失去社会化特质，退化为政府的垃圾管理和企业的垃圾处理。

一种是硬暴力式互作增强效应。一个障碍给另一个障碍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增强整体的阻碍作用。如政府内部性激活企业寻租，企业寻租致使政府被企业俘获，政府被企业俘获让社会旁观和加重自然垄断，而社会旁观和市场垄断反过来又增强政府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后果是市场、社会和政府统统失灵，垃圾治理自然而然随之失灵，这类实例较多。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快速扩张导致利废企业和商品生产者的责任流失是一个典型案例。先是企业专家游说（企业寻租过程），政府接受企业专家的游说（政府被俘获），接着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焚烧发电的政策，最具外部性的政策是国家和地方双重财政补贴政策和焚烧处理比例指标考核政策，加速焚烧发电快速扩张，弱化垃圾的物质利用，严重挫伤了利废企业和商品生产者的责任心（政府内部性与外部性），后果是垃圾的物质利用裹足不前。又因焚烧发电的自然垄断性和高投资门槛等特点，导致焚烧发电只在少数几家企业间恶性竞争，个别地区出现市场垄断，处理费居高不下。

“番禺风波”是分析互作增强效应的经典案例。“番禺风波”是国内第一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2009年2月至2012年10月），具有完整的酝酿（公众表达关切，但得不到政府正面回应）、爆发（公众表达反对与抵制，2010年3月）和解决（公众与政府互动）3阶段。“番禺风波”的酝酿与爆发是社会邻避效应、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决策的外部性等障碍相互推波助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