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的阴火研究成果
乃至唐步棋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他对阴证病情的论述集中于3处,每次都有半数以上的病症讲阴火。如在《医理真传》“阳虚证问答”一节,总共列举了31种阳虚证,有16种属于阴火。“以上数十条专论阳虚,指出真气上浮,反复推明”阴火表现。真气上浮亦即虚阳上越是阴火最常见的表现。
归纳他关于阴火的贡献主要有3点:
(一)提出“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
郑钦安最大的贡献是,提出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他在论述血证的辨治时,针对世俗专主滋阴降火说道:“不思火有阴阳之别,血色虽红,由其从火化得来,终属阴体。气从阳,法天居上;血从阴,法地居下。”显然这句话不单单适用于血证,所有的火证都适用,既有阳证实热的火证,还有阳虚阴证引起的火证。在论证痔疮的时候,他说,痔疮虽有36种不同的名称,“其形不同,其原则同,不必细分,总在阳火、阴火判之而已”
——痔疮就分阳火、阴火两大类,这也体现了他万病只分阴阳的概念。
火有阴阳之别的纲领是郑钦安关于火证最基本的观点,也是我们判断阴火的理论基础。
(二)指明阴火误治是“千古流弊”
火神派作为一个新的流派,是在与时代流弊做斗争而产生的。郑钦安校正了什么时弊?就是校正对假火、对阴火认识不足的时弊。他指明阴火误辨、误治,乃是千古流弊。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火神派名家都曾与时方派多次激烈交锋,焦点都是围绕着假热、阴火的见识上。清初扶阳名家吴天士、郑重光的医案集中都有很多例子。吴氏治一中寒病例,“曾经历五医,俱是表表著名者,不知何故,绝无一人认得是阴证,医至将死,而后待余以峻剂参附救之”一
-人都快要治死了,才等我用参附来救之。还有一个病人,“患呕吐,以证论不过一停饮耳,前之名医,几复杀之,且三杀之,而余三救之”
个停饮之证,吴氏用热药已治好,此前误治的名医则再用凉药来治,“几复杀之”,
“而余三救之”。如此反复3次,“每投药之际,辄如此辩论一番,几欲呕出心肝”,争论得多么激烈。乃至吴天士发出“曲高者和必寡,道高者谤偏多”的感慨。凡是吴天士、郑重光的意见被采纳时,患者都能得到救治;反之,凡是时方派占了上风者,患者都被寒凉药治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许多医家认为是阴虚火热的病,郑钦安力排众议,勘破阴霾,揭示出阳虚阴盛的底蕴。他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
大伙儿都说是火的病,我不敢说就真是火,而可能是假火、是阴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反潮流感觉。就像口疮、牙痛、咽炎、疖疮这些局部红肿热痛的病症,众人都抱定火热成见,投以寒凉药物,实为“千古流弊”。
郑钦安反复强调,大声疾呼:“若虚火上冲(指阴火),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敬云樵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医法圆通·卷一》)。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三)对阴火的辨治卓有成效
郑钦安对阴火的辨治非常有效,他制定了阴阳辨诀,用以判断阴证、阳证,作为辨认阴火、阳火的不二法门。他研制了潜阳丹,推崇封髓丹作为治疗阴火的方剂,疗效“百发百中”。郑钦安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他之所以出名和这个案例有关系,什么案例呢?当年他治好了成都府知府朱大人夫人的吐血证。朱夫人患吐血证,成都府16个地县都派出名医来治,治了一年,滋阴降火,凉血止血,寒凉治法用尽,越治越糟,奄奄一息。后来没招了,请郑钦安来治。郑钦安一看就知道是阴火,面容苍白,夏至季节还盖着丝棉大被,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出手就是大剂四逆汤:附子四两,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原方剂量,未换算)。当时16个地县的名医绝对想不到治吐血会用附子、干姜这些热药,等着看他笑话。结果1剂四逆汤服下去,夫人立刻好转,很快恢复健康。知府给郑钦安送了金匾,上写“医宗仲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