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后记

蒋（天枢）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增订本就要出版了。出版社要我写一篇《后记》，以增加读者对蒋先生的理解，同时说明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记得蒋先生在一九七九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但是，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第一次到蒋先生家里去的事情却仍历历在目。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只听过蒋先生的课两三个星期；因与一门必修课时间冲突，刚听了开头便不得不放弃了。所以与先生没有个别接触的机会。一九五六年秋天我开始担任中文系助教。当时系里为每个助教都确定了一个进修方向和指定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蒋先生，进修方向则是先秦、两汉文学。我第一次去先生家，是谈我的进修计划。我认为光学先秦、两汉文学是学不好的，想先用五年时间把从《诗经》、《楚辞》直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研读一遍，再回过头来系统钻研先秦、两汉文学。我自己觉得这已算得踏实了，但先生听了我的打算却久久不语，然后很严肃地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接着谆谆的教导我：研究古代文学必须有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先生为我制定的前三年计划是：第一年读《说文》段注和《通鉴》，第二年读《尔雅注疏》，校点《史记》，第三年读《尔雅义疏》，校点《汉书》；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从《书林清话》直到《汉书·艺文志》。先生并要我在读上述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的书时必须做笔记，但不是复述书中内容，而是谈自己的心得。笔记要按时交给先生检查。最后，先生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这是指我在一九五五年被牵入胡风案件开除党籍的事。

先生对一个素无交往的青年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不仅是对人的负责和对学术的负责，而且，结合那个特定的背景，这也反映了先生的正直和无畏。

我常常为自己没有好好做学问、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惭愧，但我也深切体会到，如果没有先生的这种严格而高度科学性的指导，我是跨不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门槛的。然而，这在先生却是承担着风险的。我后来知道：先生的这种指导方式被认为是“少、慢、差、费”的方式，属于“封、资、修”的范畴，在“文革”期间还曾被迫做过检讨。幸而先生没有历史问题，否则日子会更不好过。

先生对青年的要求虽然很严，同时又爱护备至。这里举两件事。

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先生有一次忽然对我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义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我当然遵从。但先生只要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了一部《诗义会通》；二是在先生点完后我从头到底读了一遍。过了几个月，先生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张出版社开的三百二十元的支票，并告诉我：“《诗义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去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我到书店一看，《二十四史》是一百八十元，《四库丛刊》缩印本是二百五十元。于是我懂得了，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这样的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了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其实，先生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因为不愿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两篇考证文章和校点了这部《诗义会通》，稿费收入之少可以想见；但《诗义会通》的稿费的大部分却都给我买书用去了。

又有一次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的青年大概已难于体会饥饿感的可怕和食肉的可贵，但当时经历过的人们确实很难忘怀的。一天傍晚，先生忽然来到了我家，那时我住在市区的一条陋巷里，路既难走，楼梯又陡而暗，也不知先生是怎么找来的。来了以后，就让我一起到政协的文化俱乐部去吃饭，吃完饭又送了我二斤肉票。——当时的肉类是定量配给的，每月每人只有很少的一点；一般饭店里不但没有荤菜，连素菜也很少。但后来对十四级以上的干部和三级以上的教授给予照顾，每月多供应三斤猪肉和发给文化俱乐部的十张餐券，每张餐券可供一人吃饭一次，有荤菜。先生来找我时，这种照顾制度刚实行。后来也常给我一些肉票。而当时先生全家四口，自己的生活极其艰苦。

我想，先生这样对待我，恐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感情。我在五五年卷入胡风案件以后，生恐再出点事情连累别人，就尽量不与人交往。对先生同样如此。在五、六十年代，我很少到先生家去；去的时候，也是谈完正事，稍坐就走。所以，我认为先生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这跟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记藤野先生对作为学生的鲁迅的关心、爱护有其相似之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而且，我觉得蒋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为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所做的大量工作（参见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同样为了中国，为了学术。自然，蒋先生对陈先生十分敬仰，但这种敬仰首先不是由于陈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而是由于作为自己老师的陈先生是一位坚持独立人格的、忠于学术的、从而也才是真正忠于自己民族的杰出学者。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力图展示的，也就是这样一位杰出学者的风貌。所以，蒋先生是将此书的编著作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来对待的。在一九八一年初版刊行以后，先生仍在不懈地从事订补，直到病发逝世。前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拟重印此书，通过我征求蒋师母刘青莲先生的意见，并询问有无补本。师母就将一册先生生前作了不少亲笔订补的《事辑》排印本交给了我；有些页的行间写满了密密的蝇头小楷，而先生其时已经是八十余岁的高龄了。古人所说的“薪尽火传”，我想，在蒋先生为陈先生整理文集、编写《事辑》的事情上，是不难理解其内涵的。

此次出版的增订本，其所依据的，一是师母交给我、再由我转给出版社的本子；一是先生原先交给出版社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稿本中的删除部分。——在初版本出版前，先生曾删去了某些原稿已有的内容；出版社现又予以恢复。我不知道先生当时何以要删去，但先生曾给我看过几首《寒柳堂集》未收的陈先生的诗。这些诗并非在《寒柳堂集》出版前尚未收集到，而是生恐收入后有所不便。先生当时曾告诉我具体的原因，但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现在却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只记得其中有一首的诗题似乎是《读<史记>、<列子>》，诗中对它们作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我很惊讶于这样的诗何以也不宜收，先生对我作了当时很使我信服的说明，现在却连我怎么会信服的都记不清了。不过，可断言这些诗之不收，绝不是出于先生的个人打算。所以，《事辑》中有些内容的删去，可能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但在先生逝世后，我当时曾看到过的陈先生的这几首诗不知是否尚存于天壤间（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陈寅恪诗集》似也未收），这不能不使人系念不置。而且时代是在不断地进步，以前认为有所不便的，今天恐已不致令人诧异。因此，把《事辑》原稿中有些被删去的内容恢复，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慎重起见，这些部分都加了“[ ]”符号，以资识别。——因恐其中万一杂有个别由于事实有误而先生特意地删去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