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资治通鉴》: 鸿篇巨制故事多(上)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都城东京开封，一部多达294卷的大书连同该书的《目录》30卷、《考异》30卷呈献到了大宋天子神宗的手上。次年，该书主编，一位瘦骨嶙峋、已到风烛之年的67岁老人，也从洛阳回到了开封，此时他离开京城已经15年了。又过一年，这位老人在开封病故，朝廷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想必读者已经猜出来了，这部大书，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位老人，就是一代史学家司马光。
细读《通鉴》及其相关史料不难发现，这部历时19年完成的史书，可谓是司马光及其助手特别是主编司马光的呕心沥血之作，其成书的过程故事多多，十分感人。
序幕开启 《历年图》始
知古鉴今，以史资政，这是我国一代代学人治史的优良传统。“博学无所不通”的司马光为实现以史为鉴、以史资政的目的，和助手一起完成《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最初是从他编写《历年图》开始的。
自幼就痴迷历史的司马光，早在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便打算编修一部言简意赅又博得其要的编年体通史。他曾向专精史学的刘恕（后来《通鉴》的编修助手之一）说过，他想依照《春秋左氏传》的编年体体例，仿效东汉史学家荀悦简明扼要的文笔，从三家分晋到五代，“网罗众说，成一家书”。人到中年的司马光，看来不仅仅知道“砸缸”，他要向西汉那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司马迁学习了。
然而，以一己之力去编修一部通史，谈何容易？所以，司马光最初编写的是一部简明版的编年体通史，书名叫《历年图》，共五卷，随后又剪裁史料，加工整理，于治平元年（1064年）进献给了英宗。关于编写此书的初衷，司马光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曾这样说：“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司马光的意思是说，他在读史中发现，史书文字繁多，记载的史事又广，不能得其要领。加上历朝历代分别排列，时间先后又不一致，于是采集自共和元年以来至五代的大事，简略记下国家兴衰的主要历史，集为五卷。
成书后的《历年图》，实际上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是1362年间历朝的大事记。该书提纲挈领，每年略举大事，历代皆有评论，起讫年代和编纂体例与后来的《通鉴》一致，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略记国家兴衰大迹”的《历年图》，可以说就是后来《通鉴》的编写提纲。依照此说，《通鉴》编修序幕的拉开，或者说司马光编修《通鉴》的先期“热身”当是从《历年图》开始的。
英宗支持 《通志》接力
英宗看到《历年图》后大加赞赏，这无疑给了司马光以极大的鼓舞。所以，两年后即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又将一部自己命名为《通志》的八卷史书进呈给英宗。《通志》以《历年图》为脉络，内容自《历年图》的起始之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包括《周纪》五卷、《秦纪》三卷。这部《通志》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通鉴》前八卷。至此，司马光的编写工作仍是个人行为。不知道这位正值年富力强的史学家为此加了多少班，因为这时他身兼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判流内铨、侍讲等数职。
英宗看到《通志》后更加高兴，下诏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不仅要求他在《通志》的基础上继续编修，“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而且决定升格，将编修工作上升为官方行为，由朝廷出资、司马光领衔完成，自此这部通史成为官修。按照英宗的诏令，书名当是《历代君臣事迹》，不过司马光好像不满意这个名字。对此下面有交代。
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英宗还批准成立了专门为编修工作服务的机构——书局，设于中央藏书官署崇文院，并许司马光自选助手（即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他们可以借阅各大皇家图书馆的藏书。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专用笔墨、缯帛和水果、点心。自此，因为得到了圣上的支持，司马光等人完成这部史书就有了坚强的后盾。
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司马光当然不敢负英宗的厚望。他在给英宗的上奏中说：“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古代纪传体史书文字太多，就是隐居起来专门治学的人也读不过来，何况帝王日理万机，想遍知前世之得失实在不易。我不自量力，冒昧行动，博采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正史，兼采其他史书，凡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内容，好的可以效法，坏的作为警戒，这都是帝王应该知道的。所以我大体依照《春秋左氏传》的体例，完成了《通志》这部书。
顺便交代一下，《春秋左氏传》的体例也就是编年体体例，为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首创。
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完成了《通志》的第一批书稿，此时这部史书的编修进展到了西汉。遗憾的是，这年正月，英宗驾崩，司马光只好将书稿进献给了继位的神宗。
神宗支持 巨著完成
神宗继位的这年十月，经筵初开。所谓经筵，就是为给帝王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神宗对司马光的人品、学识都很器重，对《通志》的编修也很重视，所以其即位后的第一堂课就由他来主讲。这事难不住司马光，他讲的内容就是《通志》中三家分晋的史实。
司马光讲得头头是道，神宗听得津津有味。他龙颜大悦，觉得历史太重要了，非常有助于国家治理，于是当场决定：《通志》这个书名太一般了，朕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还要为此书赐序文一篇。神宗的一席话对司马光及其班子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神宗说到做到，不几日就交给了司马光一篇序文，并交代书成之后就加进去。不仅如此，为了表达对工作的支持，神宗还将自己做皇子时的2400多卷藏书给了他们。
司马光要挪地方了。因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婉拒了神宗的提拔，出知永兴军（今西安）。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又决定乞闲弃官，申请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职。他对神宗说：“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现在朝中王安石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的主张与中央格格不入，那么我离开不行吗？神宗终于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自此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谈政事，和助手们一心编撰《通鉴》。次年书局也迁往洛阳，自此直到《通鉴》书成。
回到本文开头的一幕。看到《通鉴》后，神宗高度评价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通鉴》一书远远超过了荀悦的《汉纪》，他将《通鉴》送到自己读书的书阁睿思殿，并在每编首尾处盖上睿思殿的图章，随后颁诏奖谕司马光。诏曰：“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讫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依据。省阅以还，良深嘉叹！”诏书对司马光和《通鉴》均作出了高度评价。除赏赐外，神宗还擢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通鉴》编修历时19年，但如果从司马光的准备工作和早期编写算起，《通鉴》编修的时间就更长了。
遗憾的是，司马光和神宗都没有看到《通鉴》的最后出版。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康、黄庭坚等人奉命对《通鉴》进行重新校订，这一年神宗驾崩，次年也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校订完毕，哲宗敕令国子监主持在杭州刻版（宋代杭州是全国刻书业中心之一，刻工技术娴熟，纸墨工料上乘，图书刻印精美，是宋版书中的佳品），这一年司马光也溘然长逝。元祐七年（1092年），书版制成，《通鉴》付梓刊行，这就是《通鉴》的第一个版本。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至此问世。
总之，司马光在英宗、神宗两代君王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位助手的帮助下，旁征博引、秉笔直书，终于完成了这部考证精当、文字洗练、堪称治史典范的不朽巨著。对于此书，后世学者好评众多。如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曾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曾说：《通鉴》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通鉴》的巨大价值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