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的几则札记
《略谈学习国文》札记：
一、“知”“行”之间的补充
1、叶老所说的中学学习国文的要求“必须对于深的和精的也能对付，能驾御，才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其实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必要性。这种必要型的体现，就是在效率上一定要高于小学，而且注重“运用”这是非常正确的。
2、叶老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这是我高度赞同的，“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但一直以来在“知”和“行”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如何过渡。
从上面这两点来看，我所提出的阅读“知、解、体、用”与作文“知、思、悟、行”的思路是可以在原则上初步解决“知行”之间的过渡。
二、关于习惯的问题。
叶老的文章中把学习国文的目标，说成“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未免有些简单。这里面有两点没有说清楚：
一是国文教学是否只操练“阅读和写作”就行了？恐怕并不能这样简单，这种说法是传统的中国式评价，现在的课标也一样。却缺少实际的可操作性，所以把语文定位为“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个定位其实依然很宽泛，再往后应该有宏观的解决办法了吧？可惜，没有了，只有一点一滴的总结和设想，但人的总结和设想往往是具有理想色彩的，而教学则是千变万化的，教师的不同，学生的不同，都可能让一个好的总结或好的设想落空。渐渐的老师们觉得只有教自己能把握的东西才有安全感，只有教教材的内容才有稳定感，他人的总结和设想再好，也敌不过自己在课堂上的一声大吼。
二是“习惯”其实并不能作为一个学科的教学目标。因为“习惯”的形成其实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而教学是有意图的指导和训练，这样的指导和训练是否能成为习惯，还难说得很。再说每个人的“习惯”是自己做主的，如果把学科的教学目的定位为习惯，一方面似乎学生也就没有选择权了，另一方面不知道其他的学科是不是也要分一杯羹？
另外，阅读是“吸收”但这种吸收只是别人的经验，而能否变成自己的“表达”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单从表述上看，叶老此时的认识还不及阮真先生在《中学读文教育研究》中提出的读文与作文之间应该注意的四点：“知识材料的预备”“辞句材料的预备”“文法语法及修辞造句的预备”“材料的搜集组织与思考判断的练习”。
《〈精读指导举隅〉前言》札记：
在这篇文章中，叶老谈到的内容其实很多的。学生的预习、吟诵的方法、学生的笔记应该怎样做、教师的职责、讨论时的态度、精读的作用与方法、精度的效率问题、立足精读的拓展、如何正确对待考评的成绩、怎样的考问才是有意义的、温习的作用等等。
如果细查下来，叶老的描述中的这种师生的关系和师生的职责，其实更近于古代书院学子自修，讲师定期考问的样式。这种样式其实对学生的要求很高，所花费的时间也是相当多的。不能说这种样式不可能出现，毕竟在古代书院中这种模式是一个基本的定式，但对于不集中住宿、自律性比较差的学生而言，这种模式的适用性要差得多了。
计划与设想越周密，在应用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叶老的这个设想似乎有些过于周密了。
《〈略读指导举隅〉前言》札记：
在这篇文章中叶老涉及的内容也是颇多的，国文教学的目标、“略读”的作用、“略读”的指导、“略读”应注意的问题、对不同文章进行“略读”的方法和态度等等。
一对“习惯”有了进一步说明
在谈到国文教学的目标时，叶老使用的三个词“习惯”、“能力”、“技能”应该是针对“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而言的，所以不能做一对一的解释，而应看作是一种互文。
在谈到“略读”的作用时，叶老强调“应用”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认识，而且叶老认为阅读的“习惯”来源于“略读”这也符合应用当中“熟能生巧”的规律。这其实进一步解释了“习惯”的养成的问题，即不能单独依靠课上的“精讲精练”就能培养出学生的习惯。而我们在目前基本没有略读指导的情况下，还在主张叶老的“习惯”说，无疑是“只靠一条腿走路”，要想奏效则近乎水中捞月了。
二略读的指导问题
学生的略读需要指导，这是叶老一再强调的。但这涉及了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教学时间上的问题。现在的略读指导课，可以说没有。虽然学生在课上学了一些阅读技巧，但没有时间应用，则这个“技巧”不可能达到纯熟，纯熟不了也就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没有更不能变成习惯。而授课的时间有限，学生的精力有限，如果要进行略读的指导，这方面不能不考虑。另一个是教材方面的问题。虽然现在学生有《读本》可以参考（姑且不论那些因各种原因没有读本的），但《读本》上的文章是否适合学生应用在课上习得的“技巧”，还要仔细斟酌和安排，如果真的能切合学生能力并有层级的渐进（搞好精读和略读的衔接），那么学生在能力上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但作为“习惯”还是要依靠学生的自觉，而不能强求。
三略读的方法和注意的要点
叶老所谈的对不同文体的阅读的注意事项，可以说精准至极！这不但是略读时需要注意的，也是中学阅读的指导原则。“在从中吸收知识，增加自身的经验；那就须运用思考与判断，认清全书的要点，不歪曲也不遗漏，才得如愿。”“凡是好的小说和剧本，故事仅是迹象，凭着那迹象，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或社会批判，那些才是精魂。阅读小说或剧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专取迹象，抛弃精魂，决非正当方法。”“尤其是诗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还得要综合地感受。”“古书，阅读它而要得到真切的了解，必须明了古人所处的环境与所怀的抱负。”，但就做到这几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更难得是在，叶老谈到了在阅读中，应该让学生保持客观、谨慎、独立的态度！在每个人都享有话语权的今天，这种态度是我们达成正确理解的前提。
《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札记：
这篇文章是叶老就罗根泽和陈卓如陈卓如两位先生的评论而表达的自己的意思，所以其中的一些现象在今天虽然有但也只是个别的问题。倒是最后这一段能够看到叶老对于课程方面的认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个内容。
一、课程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叶老所提倡的三种价值，分别是“实用价值”、“训练价值”、“文化价值”。这三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今天的语文课程研究中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果我们以这三方面来衡量现在的教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用价值方面，我们现在过于偏重在应试方面的实用，而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在训练价值方面，以前只注重静态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动态的训练过程，而新课程提出的三维目标之一“过程与方法”则是弥补这一缺失的一个方向；在文化价值方面，以前的政治挂帅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贯彻，但政治不是文化的全部，所以现在的语文课程研究中，文化价值是一个渐热的话题。
二、“囫囵吞枣”的价值
“囫囵吞枣”这个成语，我们一般用来比喻做事不加思考,笼统含混。朱自清先生也曾使用过这个词语，“一个高中文科的学生，与其囫囵吞枣或走马看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 （《朱自清说诗·第五讲<论诗学门径>》 ）我们看到朱自清先生的使用是在强调，学习的内容上不能贪多，学习的方法上不能简单粗率。那么叶老在这里使用的意思应该也偏近于此。但也老谈的是对“固有文化”的了解，这就不得不仔细辨别一下了。从实用的角度，叶老主张简而精，有针对性地去了解。然而文化的内容包含众多，既有浅显的，又有精深的；既有切近的，又有杳远的，所以不可能完全在短时间内，都让学生“了解”，这是必然的。但不能因为学生“了解”起来有困难，而放弃一些必要的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是要求学生用一生去习得和实践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课程中必然有一些“囫囵吞枣”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不需要学生当时就能理解，而是为以后的理解提供基石。例如我在谈对《三字经》认识时，用过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一直以来认为：《三字经》是已经被淘汰的幼儿识字的教材，它价值不是很高。但如果拿汉语所体现出的独特属性来衡量的话，《三字经》所蕴含的独特性比我们现行的教材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可能有的老师们认为这样的教材，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学生在接受知识的时候对知识不理解，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猪八戒虽然没有辨别出人参果的滋味但也没有少吸收人参果的营养，幼儿识字的道理正在于此，因为这里面所体现的是汉语的多用途性和综合性，放着这种可以利用的多用途性和综合性不用那不是节约，而是浪费。再者说,猪八戒第一没有尝到滋味，第二次吃的时候就会更意注人参果的味道了，更何况《三字经》不是会被人体分解的人参果，这样的教材是可以起到通过反复学习而加深理解的作用的。当然，《三字经》虽然好，但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因为《三字经》已然和时代分离，我们要学习的是它作为教材的编排方式和所能承担的教材方面的任务。总之，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教材的“全”和“粹”，那么我们的语文教材的发展就比较乐观了。”
三、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要努力做到“清彻通达”才能教好语文，尤其是文言文。这是每一名教师的努力方向。
《读〈经典常谈〉》札记：
在摘录的内容中，叶老就《经典名言》表达了“提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于对以往的古籍进行“萃取”。而阅读的范围要“精”、要“小”。这是非常正确的。其实这样思想，正可以用来解释《三字经》的作用。同时，也要也谈到了古书的“无用之用”也是不能忽略的，也就是说，语文课程的教材，一定要“全而粹”这样才对学生有益。
一处澄清，叶老在谈到另一派主张“与书交朋友”时，叶老说“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说明叶老是赞同者这种态度的，而后面的转折“可是”是定位在“范围”上的，而不是“态度”上的。这一点要分清楚。叶老的本意应该是以这种“与书交朋友”的态度，学习“全而粹”的教材。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叶老说的“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这种看法，只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论语》、《庄子》这样的书，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们还包含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内容不可能只通过“知道”就能从中获得“无用之用”的益处的。而思想和行为准则，并不是历史教本所应该承担的，更何况只依靠历史教本，我们只能学到“史迹”并不能获得“经验”。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札记：
摘录的这些语段都是自己十分认可的。例如，在教育和教学的区分上，自己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认识：
语文教学是通过实际的教学手段，把对语言规律的总结，传授给受教育者并指导受教育者能够熟练应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教”（阴平）与“学”的互动来体现的。（在这个层面上，所有语言都有其共性，即相同或相似的形式、结构和运用法则。）语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教”（去声）和“育”，也就是通过教导达到育人的目的。这就需要明确“育”的内涵是什么。而这个内涵不是规律性的原则，而应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要求。不同的文化，所要达到的育人目标是不一样的。但从某一方面讲，二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整合”的体现。“教学”的展开应是建立在能够体现“育人”目的的文本之上的，而反过来“育人的文本”本身也是要符合“教学”目标要求的。
以前和别人争论时，也曾谈及目前的语文学科虽然不能承担所有精神方面的教育责任，但要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题。所幸的是随着新课程选修课程的实施，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也已经向综合的文化传承方面靠拢了。
至于强调方法，其实也就包含着，完善语文学科的建设方面的内容。如果语文学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与这套方法相对应的知识，不就是语文学科的独特的教学体系么？叶老的这个设想，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总结。尤其是叶老在篇文章中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作业。
1、梳理私塾教育。叶老已经谈到了私塾教育中也很讲方法，这些方法是什么？我们以前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有叶老没有谈到的私塾教育中教材的优缺点问题。也值得我们去研究。
2、写作教学要注重“怎样”去写，阅读教学“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这二者中的“怎样”和如此“多”的具体实施还需要我们来补充。
《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札记：
这篇文章是叶老在谈文言文教学时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对文言文“不能逐句讲解”，这样的逐句讲解存在很多有害的影响。这一点我在写《关于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初步思考》和《关于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进一步思考》中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并进而提出“应该放弃翻译文言文的做法”当时，只是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传承来看的。而叶先生的表述无疑是非常全面而系统的。
在这里叶老从“阅读书籍”“欣赏文学”“训练写作”三方面来考量逐句翻译的危害。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叶老的教学思路。叶老强调“教学方法”这一点是我们依然应该注意的。在阅读上，叶老也非常重视教材的示范和精讲的作用，而且指示了正确理解文章的方法：“按照读物的性质作适当的处理”、“需要翻查的，能够翻查；需要参考的，能够参考；应当条分缕析的，能够条分缕析；应当综观大意的，能够综观大意；意在言外的，能够辨得出它的言外之意；义有疏漏的，能够指得出它的疏漏之处”，“所谓欣赏，第一步还在透切了解整篇文章，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误会。这一步做到了，然后再进一步，体会作者意念发展的途径及其辛苦经营的功力。体会而有所得，那踌躇满志，与作者完成一篇作品的时候不相上下；这就是欣赏，这就是有了欣赏的能力。而所谓体会，得用内省的方法，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推及作品；又得用分析的方法，解剖作品的各部，再求其综合；体会决不是冥心盲索、信口乱说的事。”这其实就是“授之以渔”的具体贯彻，而且是“方法和态度”兼而有之的。
在阅读部分，叶老又一次强调“预习”的重要性。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学生充分预习后，教师轻松教学的面貌。这种面貌的确诱人，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也只是一种现象而已。而不能把这一种当作，所有的情况。以前的学生面临的学习任务不能说少，但是所面临的考试要少，所面临的干扰因素也少。在时间上的充裕，使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预习上花费很多时间。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课程的密度、强度从时间上来说，就很不充裕了。所以如何面对这个时间紧，任务重的难题，恐怕还需要从“方法”上下功夫。这里的方法，既要包括学生已经预习的情况，也要包括学生没有预习的情况。
叶老的写作观，于我心有戚戚焉。或者说应该是符合文章发展的规律。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看过，叶老编辑的《国文百八课》中所选的文章后，而隐约感受到了叶老的思路的缘故？
叶老的“使情意圆融周至，毫无遗憾，而所用文字又恰正传达出那个情意”，我的理解就是“情真意切”。
《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札记：
这篇文章中，叶老所涉及的很多观点都是非常切实而有指导意义的。只要看看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否依然存在，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愧对先贤”了！
《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札记：
正本清源，明确语文学习的作用，才能正确地对待它。强调学科的独特作用是在“明中探讨”，这就是使语文学科获得效率的关键点。在这篇文章中，叶老所谈的“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和“在读的工夫之外再加上整饬思想语言和获得表达技能的训练”这些都包含着运用动态的语文规律和实际训练的导向。我在《一主一从定目标》一文中提出的“每一门学科都具备静态的知识和动态的运用。建立起来的学科系统的是静态知识，在课堂上通过对这些静态知识的认识与探究过程的展示，传授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是语文课堂的显著特征。”比起叶老的说法来，在抽象性上要强一些，但在应用性上却差很多。
《中学国文教师》札记：
1、叶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七种不同的教师的教学行为。这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教学过程中能见到的。虽然教师的表现种种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课程意识。的确，每一名教师应该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专长，但在形成“风格和专长”之前，必须具有全面而正确的课程意识。否则，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能力展开的教学，就不是“风格和专长”而是“草率和缺陷”了。
2、这篇文中关于作文的表述很吸引人。“适合学生的经验和思想”这一点其实应该是一种常识，但据目前的作文教学思路来看，对学生文章的“期待”正在无限地被拔高，大多数学生早已“高攀”不起了。不明确这一点恐怕很难正确培养学生的作文意识和作文能力。在谈到考试对平时的影响时，叶老表现出了坚持正确判断的自信——他们不对，我们不必迁就他们，在现行的体制中，这种自信已经被处于强势的“迁就”所掩盖了。
《大学一年级国文》札记：
这篇文字，虽然从题目上看不是写给中学语文教学看的。但它却突出地表现了语文学科的关键之处。重视应用，强调运用，突出技能，培养能力，这是1941年的课程标准。在具体的解说过程中，叶老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内容——方法。读解的方法，欣赏的方法，从选文中获得阅读的方法，从专门的文章中获得写作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在传授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还有一点，在关于考试上，叶老所说“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这一点在我们的考试中已经无法得见了。不是因为难以出题，而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中的“方法”已经失传了。
《中文系——致教师书之八》札记：
我没有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因为毕竟离中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远了一些。而且从叶老表述的内容上看，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似乎和现在的中文系是两个极端了。不光是内容上，还是态度上。叶老说“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在这句话里其实前半句是对的即“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只要我们守住这前半句对的内容就行了，警惕或抛弃后面“又高贵又……”的情况，就当不了阿Q了。更何况现在的中文系教育，当“阿Q”的人少，当假洋鬼子的人却很多。
另外，中文系是搞研究工作的而不是教学知识的。这样一来其实师范的中文系尤其要加强“教学”这一应用方面的训练。因为一般中文系所针对的其实是有学术意识的读者，而师范生要注重的是传授技能的训练。相对与一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师范生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一些，更全面一些。
关于叶老对传统经籍的态度其实也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经典来说，受其益而知其弊，所以总想着去弊。而后人见其有弊，马上敬而远之。这样一来，固然躲开了“弊”，然而也就没有“受其益”的机会了。于今之时，不固守前人，不轻信他人，征之以理，验之以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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