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房为什么恐怖？进去过的女犯人，出狱大部分都自杀了
在中国古代残酷的司法体系中，光是死刑便达几十种。在男尊女卑的宋朝社会里，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
俗语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本文将从宋代女性犯罪和刑罚以窥见宋代的刑法制度。
宋代行房恐怖到进去的女犯人，出狱大多自杀了。
宋代女性
宋代女性在刑事法律中的地位
此“刑事法律”，包括对于宋代女子的礼教、法律原则、刑事犯罪的处罚等。
唐朝时儒释道三教并分天下，到了宋朝，程朱理学的氛围在社会上逐渐深入，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上是儒学的延续和深入骨髓的精神控制，社会道德更加桎梏。而女性的穿着从唐朝可以袒胸露乳到宋朝提倡裹小脚，女性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程朱理学代表人物
宋朝礼教规定，丈夫处于统治地位，妻子对丈夫的一切言行都必须遵守，即“夫者，天也。”同样是隐藏犯罪，隐藏之人和被隐藏者的刑事处罚因身份的不同而不同。法律把妻子和幼儿等地位卑微、年龄偏幼的人放在一起，体现了丈夫与妻子不同的法律地位。
在诉讼上，如果妻子胆敢控告丈夫，等于是卑幼控告尊者一样。《宋刑统斗讼》规定，“告周亲以下”，处两年徒刑，这和控告期亲尊长同罪。
夫尊妻卑的法律地位不仅体现在妻子控告丈夫的刑罚上，还体现在夫妻同罪异罚的主张上。比如，殴打致人受伤和杀人两种犯罪里，妻子的刑罚比丈夫重。
《宋刑统》
在宋朝，通常情况下，一般人之间的殴打处杖刑六十，减凡人二等，丈夫的刑罚是笞四十。但是，如果是妻子殴打丈夫，一般情况下，只要有殴打丈夫的行为就会被处以一年的有期徒刑。如果殴打致人重伤，妻子所受的刑罚是两年有期徒刑。
比起笞四十下，有期徒刑的刑罚加重了八级以上。
再说杀人罪，丈夫杀死妻子，分故意和过失两种，丈夫打死人处以绞刑，杀死人的处以斩刑。而妻子打死丈夫，不论具体情况，一律处以斩刑。
宋朝法律在加重妻罪、减轻夫罪的同时，还规定丈夫对妻子犯罪了，妻子亲自上门控告才处理。而对于强奸、家暴行为，法律没有规定，视为夫妻间的私事。
宋朝衙门
宋朝法律对保家原则和男性犯罪的纵容达到了极致。
如果说“夫者，天也”是夫妻同罪不同罚的体现，那么“妻者，齐也”就体现了夫妻刑罚的缘坐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丈夫犯了谋反、叛变、大逆不道等十大重罪的，妻子等家人即使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也得遭殃。
丈夫被流放至偏远地区，妻妾也得跟随到流放地。而妻子被流放了，丈夫却可以不必连坐。如果妻子被判流放刑，那么丈夫只需劳役，不被流放。
不论何种处罚，妻子只能随丈夫一同受罚，而丈夫不必如此，体现了宋朝妇女卑微的法律地位。
流放刑
宋代女性犯罪的种类和特点
宋朝女子和其他朝代一样，职业的选择少。极少部分在青楼进行卖身，宋代文人对此赞不绝口，不认为女子卖身是犯罪，也不觉得有伤风化。宋代的青楼文化还让婉约派、花间派词人在青楼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
当然，绝大部分女子进入社会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在议婚阶段婚姻被父母做主，自己没什么发表的意见，然后在婚礼的繁文缛节里走进夫家。从被父母庇护到为夫家尽义务，心理陡然出现转变，于是大部分女性犯罪都出现在这个阶段。
婚姻六礼
由于家庭经济重担、家长制和夫权的重重打压，妇女的心理压力层层加重。所以女性犯罪总是和婚姻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从宋朝的法律条文里可以看到各种犯罪条目，比如妻子隐瞒丈夫死亡的罪，妻子打骂丈夫罪，妻妾打骂丈夫的父母罪，妻妾打骂亡夫的父母罪，谋杀亡夫的祖父母罪等。严重危害家庭的犯罪，很多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和继子女、妻子和公婆之间。
传统戏剧里被惩处的女性
如果女性违法了，没有到犯罪的程度，宋朝规定先用礼教约束，在家庭中实行教化为主的原则，维护家长制。如果妇女仍然不听劝告，就加以训斥教导，如果还是无效，那就使用刑罚，笞打或者流放。
先教后刑是对待妇女不合纲常伦理约束的普遍法则。而如果女子出现淫狎的行为，后果严重得多，一般会有两种处罚：一是女性主动请求丈夫放妻；二是由国家主动干预。一般情况下，女子不守贞操、不守妇德是封建社会的大忌，光是家族法就已经严苛至极。
不守妇德的女子将受严重惩罚
宋代女性和刑罚改革
中国古代的刑罚和历史各阶段发展密切相关。奴隶制社会里，肉刑广泛适用，“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这一句正是形容肉刑的残酷，割下的鼻子和截断的腿多到没地方放了。
直到汉朝淳于公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才成为汉代刑罚制度的改革导火线。缇萦指出，被判死刑的人不可能重生，受过肉刑的人不可能复原。而更严重的后果是，犯人就算想改过自新，但是受刑后也没这条路可走了。
这次上书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他的诏令下，张仓、冯敬等人废除了髡、黥、劓、斩左右砋等各种酷刑。此后，历朝历代都不断推动着刑罚制度的变革。
肉刑
到了宋朝，妇女频繁改嫁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常发生继母杀死前妻子女的案件。
通常对于以上犯下的人，法律宽待尊长，但因为继母手段过于残忍引起了宋太祖的重视，于是下诏说连同姑婆杀害儿媳妇的行为，一同视为凡人处理。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封建尊卑伦理色彩。
禅宗时期，阿云谋杀未婚夫，适用宋朝法律规定，结果免除了阿云的死刑。但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皇帝、审刑院、刑部、大理寺等国家机构的激烈争论，包括王安石、司马光等在内的几十名官员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阿云案引发大辩论
这个案子之后，关于自首的适用范围扩大了，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
虽然宋朝女性地位整体仍然卑微，但这些案件在某种程度上借助男性统治者推动了司法、刑罚的进步。
参考文献：
杨习梅《中国监狱史》，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王杨《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闻明 张林《刑具淫威》，中国环境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