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若干育种名词
学习知识和从事事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清晰概念。概念不清，思路必然不会清楚。思路不清楚，效果必然不好。在当前，作者认为种业从业人员特别是育种工作者有必要厘清以下8个概念。
1．育繁推一体化
作者不赞成“育繁推一体化”的提法，认为有三点不妥：一是字面含义词不达意。“育繁推”是一个老掉牙的词汇，即育种（培育品种）、繁殖（种子）、推广（种子）的简称。而现今的“育种”研究，已经远远不仅仅是育种、选育、培育品种，还有资源研究、资源创制、性状创新甚至育种技术创新，还有测试、检测等等，用“育”这个字已不能概括，只有“研发”方能表达。“繁”就更狭窄了，不能用来指种子生产了，种子生产在田间环节有繁殖（常规种子、亲本种子）和制种（生产杂交种子），杂交种生产在专业上称“制种”而不是“繁种”，亲本和常规品种才称繁殖，何况种子生产出来后还有精选、处理、加工、包装等环节，唯有“生产”才能概括。“推”意为推广， “推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名词，现在市场经济讲的是需求与供给，而不是单向的推广、推销，种子售出后还有服务，这些只能用“经营”来表达。
二是“一体化”会出现短板。“育繁推一体化”是大公司的玩的，一般小公司做不了。小公司做“育繁推一体化”就容易会有“木桶理论”的短板效应。中国当前种子行业陷入困境，与一味地走“育繁推一体化”的路线有关，钱没用在刀刃上，变成了破铜烂铁、变成了无效投入，而真正需要的活钱没了！一般的种子企业应是研发、生产、经营相结合，而不是“育繁推一体化”！至少近阶段应该如此。只有结合才有优势互补，才有协同效应，才有多赢局面。育种、生产、经营三结合才是中国种业当前和未来若干年的主流模式。因此，当前育种仍然是作坊式为主，生产线式的组织形式一般公司做不了，多数育种家也不会参与做。
三是“法”未认可。这次《种子法》修订，没有采用“育繁推一体化”的提法，而是用“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概念，可以简称“研产销”相结合，这本身就是对“育繁推一体化”概念的不认同，只是一些人似乎浑然不知。所以，应该废弃“育繁推”，改用“研产销”，不要过分强调“一体化”，应该大力宣传“相结合”。从这次《种子法》修法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有水平的。
2．商业化育种
我认为“商业化育种”是被中国人硬生生地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育种”（Breeding）自诞生以来就是以生产应用或商业应用为目的的，没有“非商业化”的育种！如果说“商业化育种”是指“流水线育种”，那只是一种育种的组织管理形式，与育种技术本身关系不大，没必要给与一个专有名词。
3．生物育种
“生物育种”，这个名词在前些年非常火，最近随着“卡脖子”提法的出现，又火了起来。从中文角度，这个名词字面上没有毛病，但在英文里，没见到对应的说法。从严格意义上讲，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也就说生物育种包括动物育种、作物育种、微生物育种。如果把生物育种作为动物育种、作物育种、微生物育种的统称，在文字上倒是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有生物育种之说，是不是还有对应的非生物育种呢？显然没有！所以这一名词不好！
细细观察使用“生物育种”的上下文，发现生物育种大多数情况是指“生物技术育种”。如果说生物技术育种，在文字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如转基因技术育种、基因编辑技术用于育种，都属于生物技术育种。其实，最原始的杂交育种也属于生物技术育种，“人工杂交”能说不是生物技术吗？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生物技术育种或简称生技育种，都显得不够完美。
4．分子育种
关于分子育种，“度娘”有这样一些描述。分子育种，就是将基因工程应用于育种工作中，通过基因导入，从而培育出一定要求的新品种的育种方法。
动物分子育种方法主要是以分子标记为基础进行标记辅助选择，然后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进行转基因育种。
分子育种是按照人们的愿望，进行严密的设计，通过体外DNA重组技术和 DNA转移技术，有目的地改造生物种性，使现有物种在短时间内趋于完善，以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的技术体系，亦即基因工程。
作者认为这个概念不可取！
5．基因组育种
百度百科这样定义，“基因组育种是分子育种在高通量测序时代的产物。即，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群体进行研究，定位到控制某个目标性状的基因，然后通过序列辅助筛选或者转基因的方法来选育新的品种。”
鉴于基因组的秘密并没有完全被解读，一个作物基因多达数万个乃至10万个，我们现在已知的功能基因仅仅几百个最多一千来个，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作者认为，“基因组育种”或 “基因组设计育种”这些概念都为时过早。
6．设计育种
Peleman和van der Voort（2003）提出“设计育种”（Breeding by design）这一名词，并进行了商标注册，他们认为设计育种应当分三步进行：（1）定位所有相关农艺性状的QTL；（2）评价这些位点的等位性变异；（3）开展设计育种。
7．分子设计育种
据余泓等（2018）《水稻分子设计育种发展与展望》一文介绍，分子设计育种（Breeding by molecular design）的理念是由Wang Y,Xue Y, Li J.（2005）、Qian Q, GuoL, Smith S, et al（2016）和Zeng D,Tian Z, Rao Y, et al.（2017）等“逐渐得到丰富和完善”，他们都称之“合理设计”（Rational design）。
余泓等（2018）定义：“分子设计育种是在解析作物重要农艺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品种设计对多基因复杂性状进行定向改良，以达到综合性状优异的目标。”并指出“设计育种技术的突破依赖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基因水平上对产量、品质、耐逆性、营养高效等复杂性状形成的遗传机理的阐明。”
关于“分子设计育种”这个概念，我认为也值得讨论。
8．基因型设计育种
我认为，称“分子设计育种”、“基因组设计育种”都不如称“基因型设计育种”。因为：第一，设计的并不是“分子”而是“基因型”。如果说一个基因座位上的有利等位基因A是一个“分子”，它的最优基因型便是AA，通过分子技术辅助育种获得了这个基因型，称作“分子设计育种”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一个基因座上的最优基因型是杂合态的Bb，这就是两个分子了，这两个“分子”在一起，遗传学上称“基因型”，不称“分子”。第二，“分子”是化学名词，“基因型”是遗传学名词，育种学的复合术语首先应该选用遗传学名词而不是化学名词。第三，分子设计育种，设计了什么分子？用什么方法得到所设计的分子？这个分子有什么功能？遗传育种学家说得清楚吗？唯有用“基因型设计”就不存在这些问题。第四，“基因型设计”更容易被传统的育种家所接受，其实作物育种就是在寻找各基因座上最有利基因型的集合，只不过他们的设计、变异创造、选择途径都是通过表现型来实现的，不是通过分子技术辅助选择。
关于育种的本质，有人说是“显性基因”的聚合。我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有许多优良性状是由“隐性基因”控制的，如矮秆基因等，这些性状的育种就是“聚合隐性基因”而不是显性基因。还有，这一观点不能解释“杂种优势”，在杂种优势的情况下，杂合态如Cc才是最佳基因型，既不是CC也不是cc。另外还有复等位基因和基因座之间的互作，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杂合基因型都可以产生有利的互作。所以，育种的本质是“聚集能产生最佳表现型的有利基因型集合”。按照这一定义的逻辑，最佳基因型可以是AAbbCc。即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纯合态、杂合态都可以是最佳基因型。
9．关于育种复合名词的讨论
关于“育种”复合名词的前缀或者育种的分类，最常见的有：1．育种对象，如作物育种、动物育种、水稻育种、玉米育种等；2．创造变异的方法，如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包括辐射育种和太空育种、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等；3．选择变异的方法，如系统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基因组选择育种等；4．固定变异的方法，如DH育种、多倍体育种等；5．育种产物，如杂交种育种、常规育种、多倍体育种等。基于这些分类，很显然，分子育种、基因组育种、甚至生物育种这些概念就很难让人一目了然，所以称分子技术育种、基因组选择育种、生物技术育种就准确多了。
“设计育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其实传统的育种本身就是“设计育种”，育种目标的确定和亲本的选择，都相当于“设计”。根据上述关于育种复合名词的讨论，“分子设计育种”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因为设计的不是“分子”。“基因组设计育种”虽说没有什么文字层面的问题，但是鉴于目前对于作物的基因组了解太少，破译的基因可能不足10%，在90%的基因尚属未知的情况下，称“基因组设计育种”就显得为时过早。作者推崇的概念是“基因型设计育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