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北宋士大夫的担当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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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群体，星光闪耀，振奋昂扬，在不同的个性与气质中，呈现一种整体上的正大、从容、担当、优雅的士人气质。这种读书人的文化品格，被钱穆先生称为“士人觉醒”。这种文化的觉醒，对今人而言，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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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

钱穆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不过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逃不出和尚们的出世，乃至道士们的长生。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

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惟仲淹之在山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他和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相传胡瑗接家信，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有过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又盛唱拥戴中央。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来推翻当时的文体。他们因此辟佛老，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而大呼三代上古。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之里，说成一种“义理”。

“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二、庆历变政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迨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

文章来源：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二章 第一、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