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
译事漫谈
作者：戴建业
我的英语勉强能阅读一些专业文献，读研究生期间常磕磕碰碰地读一点英文随笔、小说和理论著作，工作以后闲来试笔翻译并发表了一点英文随笔和理论文章。后来读翻译的理论著作，假如译自英文，我尽可能地找来原文对读，慢慢地，我稍能体会译事的艰难辛苦，也能品尝译文的好坏优劣。刘勰说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远没有“操千曲”的能力和“观千剑”的功夫，下面对前人译笔的闲谈不过是信口雌黄，好在评论到的译者都已作古，评论的对错都不会惹什么麻烦。我自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读到高兴处开开心，不高兴时皱皱眉，如此便好，如此便罢。
1、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无一不迷人，可他翻译的小说、理论无一不难啃。他译的小说《毁灭》和理论《苦闷的象征》，译文疙疙瘩瘩别别扭扭。先生日文好，中文更妙，看来是他那“硬译”主张害了他，“硬译”造成他的译文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读他的译文觉得译者存心要和读者过不去似的，真叫人难受。
2、梁实秋先生是一位生命力旺盛的学者和作家，一生出版了多卷文学评论集，独自译完《莎氏比亚全集》四十卷，出版了近二十本散文集，他的理论成就、翻译成就和创作成就都令人惊叹。因不认同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他曾为此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并受到鲁迅的挖苦和讥讽，谁是谁非从事翻译的学者心里早有定论。
3、梁实秋先生以一人之力译出《莎氏比亚全集》，单是毅力就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大陆几乎没有学者愿意犯傻下这么大的苦工夫了，即使有人愿意犯傻下苦工夫，也没有独译莎翁全集的水平。不过，我读过梁氏部分莎翁戏剧的译文，感觉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文差一大截，卞之琳、梁实秋的译文都不能与朱译比肩。
4、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不管是悲剧、喜剧还是历史剧，每一部译文都堪称绝唱，是最高水平的翻译，也是最高水平的再创作。当年上大学时我就节衣缩食买了朱译《莎士比亚全集》，朱译语言之华美、节奏之铿锵、气势之旺盛，读来真是一唱三叹。梁先生适合于翻译essay，译莎翁则需要强悍恣肆的笔力。
5、傅雷先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翻译家之一，但我最先接触他的著作是《傅雷家书》，那时少不更事，老实说我对家书中的“傅雷”印象不好，觉得他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现在我给远在国外的儿子写信，也和他一样婆婆妈妈，看来理解一个人需要阅历和年龄。傅氏的译文除了小说，我读得最熟的是丹纳的《艺术哲学》。
6、傅译的《艺术哲学》可以使人百读不厌，译文不仅准确表达了丹纳的哲学思想，还传达出了原作对艺术风格的精细口味，传达出了原文的神韵，原文的文采，这种细腻与传神绝非一般译者所能想象。如今，林语堂走了，朱生豪走了，梁实秋走了，傅雷也走了，一代翻译大师全走了，“广陵散”也绝了！
7、我常常想，要是没有朱光潜先生，黑格尔的《美学》恐怕不可能有全译本了，即使有也没有像现在朱译得这样漂亮，我喜欢理论是从读傅译的《艺术哲学》和朱译的《拉奥孔》《美学》开始的，后来又读了朱译的维科《新科学》，朱的译文本本都妙不可言，没有他那种理论功底和外文功底，能有他那种准确明净的译笔吗？
8、一二十年前我自己也偶尔翻译一点英文随笔和理论文章，少数随笔译文发表后还被多家外国散文选集选载，因而对翻译的酸甜苦辣略知一二，读到好的译文格外上心，读到劣质译文也格外痛心。理论著作的译者中，何兆武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译文是信、达、雅的典范，何译卢梭《社会契机论》就是译事中的精品。
【附录】:戴建业教授译文如下
谈对作家的偏爱
[英]阿伦·蒙克豪斯 戴建业译
一个姑娘前不久告诉我，在所有作家中，她认为丁·墨里最棒。我称与这位作家有一面之缘，因而也赢得了她的某种信任。我的一位平生知己，则把贝因哈特列为所有作家之首（我并不觉得这过于离谱）。有如此偏爱的热情是件好事，它使爱者和被爱者都变得高尚起来。世上也许有人把你视为人伦俊杰，并非由于你是她的丈夫，或情人，或上司，而是纯粹出于对你言行的倾倒和激赏，这种推许非常令人鼓舞振奋。
可是，我们许多人经常夸耀自己为人如何宽容妥洽，鉴赏如何平正得体，品评如何无专断偏私。一个明辨的批评家，得知自己的观点并无新意，与另一个深刻的批评家所见雷同时，可能感到沮丧。如果你为人足够谦虚诚恳，偶因某事与人争辩，你可能忽然发现：你远不是过去自许的那样随处明达，相反，对于旧观念的忠诚已近于僵硬冥顽；或者，竟已陷于怪僻乖张，一度天真地想象为自己个性标志的东西，如今必须当作毒瘤除掉。
不过，要在保守与激进之间，不偏不倚地走钢丝可不容易。对于老顽固来说，装帧精美的古典作品，自有一种凛不可犯的权威，这已成为他扔不掉摆不脱的东西。华丽厚实的卷轴，成叠地摆在维多利亚式的书桌上，其内容也获得了某种尊严。名字频繁见诸报端的文坛新秀，时人可能将他与已被神化的经典作家并称，对此，那些信而好古的老头总免不了摇头叹气。另外，他也许发现自己正在读的是德拉·梅尔的诗作，而且爱他胜过爱阿诺德[①]。为了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他又读一遍《吉普赛学者》，可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诗人都是人，决非一个为天上的神仙，一个只是地上的俗子。
我一位过世不久的朋友，最喜欢的诗人也是阿诺德，我想他断不至于和人争论说，阿诺德比华尔华滋和济慈更为伟大，只不过前者更合他的胃口罢了。这没有什么不对，让我们各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大家都不是什么精确的批评机器，假装成这样的东西倒会坏事。诗人们不会十全十美，我们也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个性。我相信，某处可能有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胡德。
当然，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弄得狭窄僵化也很危险，这对你所仰慕的作家会有欠公允。休利特先生最近出了本随笔，他在前言中抱怨说，一个作家开始的成功，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后来读者惯于把这位作家凝固在先前的印象上。这样，“十之六七的读者，希望我的每本新作，都或多或少是《森林情侣》的回响。”读者对他诗风的变化心灰意冷，他对读者的要求也无可奈何。《犁之歌》允称巨著，但休利特却以其他诗篇走红。哈代的情形也差不多，不管批评家如何苦口婆心地说，他后来的诗剧《列王》和诗歌更有价值（我不认同此说），他却还是以一个小说家的形象活在人们的心中。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各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只别把他们僵化为化石就行。
话说回来，坚持旧说也不可一概抹杀。远在情智半开的年龄，我写过一篇吉本的评论文章，许多年后重读它时，似乎自己的看法仍无二致。假如你写了点什么东西，并把它变成了铅字，它就成了你在日新月异的人世的一个标记。你向一个批评家问一下他对某书的意见，他会重复一下所写的评论标题；过几年再去问他，如果他能回想起来，他又会勾勒出那篇评论的模糊轮廓。我们多少有点固执，不可能那样灵活开放，然而，这比随波逐流、与时俯仰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把它斥为死板，它是对自己早年热情的忠诚。我不大喜欢这种人：昨天把罗斯金捧为圣人，今日则把他打入地狱。如此世故地对待一个作家，我看不出对在何处。你年青时崇拜的女神，未必就是个丑恶的妖怪。
我想，大多数批评家持论还是慎重的，害怕自己给自己出洋相。他们乐意发现和揄扬天才，可伪天才却是危险之徒。他的自吹自擂，常被当作他的实际才气。夸夸其谈和自命不凡之辈，凭那么点微才小慧便可招摇过市。批评既想大胆又想小心，如果我们不理睬这种四平八稳的批评，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所爱和所以爱来，我想也许更近真一些。不过，在染指文学批评这门学问之前，我们自己也可能早已八面玲珑了。人们总想让自己的赏鉴周全圆通，假如这真的成为事实，那实在是一种灾难。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有自己偏爱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你私心仰慕的人物——必须是你自己本质的确证。
[①] 德拉·梅尔（1873.4—1956.6），英国诗人。阿诺德（1822.12—1888.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名诗《吉普赛学者》的作者。
原载《作家报》1992年10月24日
【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