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艺文春秋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2021年第85期（总682期）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读《安顺城记》随感
潘玉陶
从钱理群、杜应国诸位先生起意到“集众人之手”撰稿，再经完成统稿和有关部门仔细审查后交付印刷，历时十余年的曲折与踬顿，《安顺城记》终于尘埃落定，于2020年11月正始出版。
《安顺城记》的出版发行，初如一股清风，在平静的小城轻掀波澜，让广大喜爱文史者都产生了先睹为快的想法。继而在短时间内，其影响波及省城，再延至京城，引起了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一套地方史书之所以能产生超越于地域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安顺首次发起的“民间修史”活动。
我作为“众人之手”之一，对这套书的出版更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我想，所有参与撰稿的朋友心情大约都和我一样。
正因为自己参加了此书的撰稿，有不少朋友前来与我共同探讨这套书的内容，并向我发出一些提问，故特撰拙文，借以向诸位朋友说说自己对这套书的心得体会。
《安顺城记》
（一）
有朋友问我，编纂《安顺城记》是否等同于修安顺志？我的回答是“非也”！
在我国，自古以来修志都是政府的事，故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李铁映说：“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
志书的特点是薄古厚今，并有一定的格式，如今修志更有严格规定，因而有了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地方志的标准GB/T36070——2018地方制索引编制规则》。
无论过去的或现代的地方志，给人的印象是千篇一律。其重在资料搜集，举凡一地之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皆按体例分门别类，事无巨细地平铺直叙。如清代咸丰《安顺府志》“疆里”中的叙述可见，哪怕只有几户人家的"三家村"也不会遗漏掉。其《经制志》中对赋税的统计更是精微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如有关普定县(今西秀区)的统计：“原额屯田三万二千九十二亩，每亩起科本色米二斗一升八合二勺七抄八撮九圭七粒九粟，共该原额本色屯粮米七千五石八合九勺九抄四撮六粒八粟。”这种精确到粒以下的统计不知有何意义，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操作。
换句话说，地方志主要是写当代。其主要功能是便于地方管理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志为后人留下重要的文字记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能起到存史、资政、教化、启示、警醒、补充国史等等作用。
《安顺城记》所运用的资料有许多是来自本土历年来修定的方志，因此可以说也包含有方志的成分，但它不是纯粹的方志而属于史书的范畴，因为书中没有叙说当代，更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志体例编写。
《安顺城记》被称为“民间修史”，其内容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为一体。
2020.12《安顺城记》首发式
（二）
有专家将《安顺城记》誉为“奇书”。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它与同类的一些书籍比较起来，显得独特、新颖。首先，其篇目、条目的设制没有因循苟且，固守旧制，而是以本土地理风貌、历史演绎、民风民情等实际情况而定。设置的原则是尊重传统并运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新学科观念，其中《史前纪》就充分利用了现代地理学及考古学的成就，让此书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感之外，还有明显的时代气息。让读者眼界大开，了解到安顺在两亿三千万年前的中三叠世晚期，一次升降运动将原是海洋的贵州一带变为陆地，关岭新铺各种海生动物因食物链断裂、以及缺氧而集体死亡，最终成为“集体坟场”，死亡的海生动物有的形成了化石；还有安顺东郊头铺核桃寨螺丝山，山上岩石中有螺丝化石；紫云狗场乡一带有大量海藻类化石及珊瑚化石等等，从这些叙述中窥探到远古洪荒时代安顺的生命演化，不能不让人惊叹！
关岭鱼龙化石 图片来源网络
此外，《史前纪》还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成果，从普定穿洞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六千年至八千年)文化遗址发现的穿洞人头骨，到数量惊人的各类石器、骨器，以及各种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等等；从平坝飞虎山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的贵州第一次出土的彩陶碎片，到前几年最新发掘出土并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成果的平坝牛坡洞遗址等等，这些考古成果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安顺的史前记录，而且为书中注入了突出的科学理性精神。
为了凸显安顺的地域特色，《安顺城记》因地制宜，从本土出发，设置了不少反映安顺特色的新篇目。如《移民纪》，叙述了安顺人口的来源和形成。安顺历史上的人口组成，除了少量的原住民外，大部分都是外来移民，从战国时期的“庄蹻入滇”到汉武帝的“募豪民田南夷”，再到明代的“调北征南”，清初的“招引流民”，以及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按照这一脉络，再结合《民族纪》的有关叙述，安顺的移民史、人口史和开发史就基本了然于胸了。像这样的专篇专章叙述，在传统方志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又如《军屯志》，这是一个全新的篇目。安顺是著名的“屯堡文化之乡”，是全国唯一的、仅存的屯堡人聚居区，而这一点，就跟明代的卫所军屯体制，跟安顺作为军屯要地的历史分不开。事实上，此志的设置和撰写，就是对安顺屯堡文化的来源做出了发生学意义的回答，如果将之与《民族纪》中的《屯堡人纪》结合起来读，那么对屯堡人及其文化现象的来源和形成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可见《军屯志》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针对性。这也是其他地方史志类书籍所没有的。
《饮馔志》的设置也极富特色，这是笔者在其他同类书中从未见过的。安顺是公认的“美食之乡”，2021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V2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栏目，以“旅游美食”的专题片形式，专门介绍了安顺的美食，播出时间长达25分钟，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所以，能以专篇专志来反映安顺的美食文化，也可说是顺理成章，很有必要。
其他富于新意和特色的篇目、条目还有不少，如《名村志》《器物志》《图像志》等等。《名村志》首次将村落书写纳入历史，可以说极有创意。《器物志》将我们现代生活中许多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器具用品搜罗介绍，很具资料价值。《图像志》则富有现代图像学观念，将古老的岩画、壁画和传统绘画与现代摄影熔为一炉，集中介绍，实属创举。
人物列传中《名商列传》的设置也很有特色。安顺自来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繁荣著称，尤其清代以后，有“估人云集，远胜贵阳”“商业之盛，甲于全省”的赞誉。直至民国时期，安顺作为贵州西南部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和物资集散地所产生的交易量，仍稳居全省之冠。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铁道部滇黔桂区经济调查队对安顺商贸的评估结论是：“每年各业交易总值为数之巨，仍为全省之冠”。遗憾的是，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观念作祟，在明清两朝肯定不会少的那些出色的商业家都未见诸史籍，因此《名商列传》所记多为民国时期有成就的、影响大的商人，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抢救和打捞。
《凡人列传》的设置，完全突破了以往方志史籍只记官宦士子列女的常规，为有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立传，某种意义上也彰显了《城记》编撰者们眼光向下，胸怀生民、草根的底层关怀和悲悯情怀，尤具新意，也很难得。此外，《寓旅列传》也很有特色，它让我们了解到明代的杨慎、徐霞客、黄向坚；清代的贵州学政邹一桂、洪亮吉、民族英雄林则徐；民国时代的丁文江、马衡、庄严、闻一多、潘光旦、戴安澜等著名人物与安顺的历史因缘和短暂交集，以及他们所留下的踪痕和影响，读之尤引人遐思。
《安顺城记》叙述安顺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终于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安顺城的日子，历时2301年。故有专家说，《安顺城记》是一部大型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语）；也有的安顺读者说，《安顺城记》是打捞地方历史的沉淀，犹如用新瓶装老酒。即使从后者的眼光去看，也要注意到打捞到的历史积淀都是经过去芜存菁地筛选和梳理，这装老酒的新瓶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外形既有传统风格，也具时代美感。因有读者赞曰：新瓶装老酒，其味愈香醇。
民国初期的安顺街景
（三）
出版这套书的整个过程，让策划人、撰稿人以及编纂人付出了呕心沥血的劳动。为了“打捞”，所有撰稿人四处寻觅古籍，在浩若烟海的故纸堆中，在一页页泛黄的字里行间，搜寻有关安顺的历史信息，犹如在大海中采集珍珠。得到文字资料后，经过认真断章、慢慢咀嚼、反复推敲，然后或将其加工改写，或引全文，或寻章摘句地运用于文章中，以达到叙说安顺历史，再现历史现场的编撰目的。撰述者们应用的典籍史料，从早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到《隋书》《唐书》及宋元明史，再到明清时期以迄民国时期编纂的多种省志、府志及县州志，以及大量的前人笔记、游记等等，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对于那些史籍失载或文献记录不足的乡土人物，如《世家》《列传》中的部分传主，作者们则根据蛛丝马迹的线索，寻找到其后代，以访谈或向他们收集资料（如家谱和未刊的私人著述等）的方式，扩大材料来源，尽量充实撰写内容。还有的篇目如《氏族志》《谣谚志》《游娱志》等等，在撰稿前就举行相应的专题研讨会或座谈会，集思广议，收集素材，使一些散落民间的历史记忆得以再现和重组。
值得称道的是总纂杜应国先生的奉献精神。在编写过程中，他于斗室中度过了耐得寂寞、守得孤独的八个春秋。他在统稿时大到把握全书构架的荦荦大端，避免文章出现“硬伤”，小到审视标点符号的运用是否准确等等，可谓穷其心智又小心翼翼！《安顺城记》的作者共有六十多人，“出众人之手”的稿件自难免水平不一，风格不一，除了必要的编辑、润色之外，对于一些叙述方式有问题的稿件，还需要作较大规模的修改，为此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无怪一千二百年前，诗圣杜甫就写出了“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的内心感慨。
清末明初安顺市貌
（四）
《安顺城记》出版后之所以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原因，就是采取了“大散文笔调”的语言叙述方式。
曾有学者归纳当今世界的史学流派，计有兰克学派、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计量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史学、叙事主义史学等等。叙事主义史学简称叙事史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1928——2018)，他被誉为“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提出“没有叙事，即没有历史”“历史若文学”等观点。并且认为“历史作品包含了认知的、审美的与道德的三个显性的层面”。由此总结出“史学同文学的表意均通过自然语言，史书往往会呈现出如诗、小说、戏剧同样的语艺模式”的观点。
概言之，历史学离不开文学尤其离不开语言学。中国历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史学更离不开叙事即离不开文学了。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上世纪8O年代在美国参加“辛亥革命会议”期间，曾经帮助一位大陆学者到图书舘搜集辛亥革命资料，图书管理员一按键钮，30秒钟便印出了一大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若以手抄，少则需要费时百天。由此唐先生感慨：“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试想三十秒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胡适这些大家做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学历史的靠什么吃饭？不过，事实上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
事实证明，以“讲故事”作为特性的历史学著作更容易深入人心。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就有很强的叙事性。同样，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以叙事擅长，其语言文学价值为举世所公认。而正是这些以语言叙述见长的史学典籍，为《安顺城记》的撰写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因此，注重叙事，也是《安顺城记》一个特点。如作为全书开篇的《史前纪》，在叙述两亿两千万年前的关岭海百合化石的发现过程时，就有一段重要的叙事：1944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在贵阳召开之后，年轻的地质学家许德佑、侯学煜、陈康、马以思(女)一行四人，组成地质勘探小组，从贵阳出发，沿着黔滇公路向西徒步，经安顺后对沿线的地质及古生物状况进行考察。途经关岭时，许德佑采集到一块海百合化石标本。他们抵达盘县后，兵分二路，许德佑与陈康、马以思三人从盘县折返普安，还在罐子窑采集到一块隐含螺丝化石的标本，并将之展示给当地人观看，意图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贪婪残暴而又愚昧无知的土匪的关注，他们以为这些人是“寻宝者”，于是当几位地质学家行走到晴隆县大田乡一个地势险要的垭口时，突遇十多个持枪匪徒，残暴地将三位地质学家杀害……
这个“血溅海百合”的故事，读来尤令人震撼，从而对三位不幸罹难的科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哀婉与敬仰。可见叙事在历史叙述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在人物列传部分，叙事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人物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从而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
经过参与撰写阅读《安顺城记》，我有了一个感悟，即本土文化必须以本土人为主来打造，安顺故事也理当以安顺人作为主要的讲述者。
《安顺城记》的编纂出版发行，是成功打造安顺文化的一件大事，其中编纂人、撰稿人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安顺人、以及部分对安顺非常熟悉又极有情感的贵阳人。他们除了了解本土历史掌故，熟悉本土的地理山川、风土人情外，最重要的是对安顺有着深切执著的爱心，因此才会写出一篇篇叙说安顺的文章。
联想到近些年来有的地区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时，总是笃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喜欢聘请外省、外地的大牌文化公司前来进行设计、包装，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譬如前些年某省外文化公司对贵阳的所谓“打造”，居然闹出了将花溪河命名为“爱河”、黄金大道命名为“爱情大道”的笑话就是典型案例。原因很简单，这些外来公司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更难以把握当地人的心理、习尚，以及对一些自然风光、人文标识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感情。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利益追求，因此往往以低俗、媚俗的方式来迎合市场，焉有成功之理？
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化公司的作用，更不否定确实有些高水平的文化公司，由外地公司打造成功的范例在全国确也不少。但我觉得，即使是有水平的文化公司，也介入地方的文化打造时，也应有地方人士参与，与地方文化资源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补，这是成功之道。
总之，《安顺城记》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本土人能打造好本土文化，本土人能讲述好本土故事！
· 作者简介
潘玉陶：号美石，安顺知名文化学者、作家，于地方历史、民俗均有研究，出版《安顺世像录》《安顺故事》散文与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