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宣城奠基的“太守”桓彝

为宣城奠基的“太守”桓彝

陈虎山

“宛陵先生”梅尧臣有诗曰：“下过桓彝宅，上通严子台。”桓彝者谁？宣城名守也。《晋书》卷七四《桓彝传》记载：“彝少孤贫，虽箪瓢，处之晏如。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就是说，桓彝少年清苦，但乐贫好学，个性开朗，善于识人，是个难得的人才。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今南京）。是时，毗邻帝都的宣城郡，不仅为京畿要区，更是司马睿为琅邪王加镇东大将军时的封地，史称“永嘉（307年）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谓盛”。因中原人士躲避北方战乱而大批移居宣城，致使境内商贸日盛，邑人“竟商贩不为田业”。但北人南来，朝廷初建，移民和土著因利益纠葛和文化差异等故，常有变乱发生。在此情形下，宣城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东晋政权的稳定，非才德兼备者不能治宣城。桓彝，这个北方名士的人生就此得以光照宣城，被史家铭记于汗青之上，成为一代郡守典范。

桓彝（276—328），字茂伦，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人，为经学大师桓荣的嫡系九世孙。其父桓颢，官至郎中。在当时南渡的北方人士中，桓氏家族的声望虽不及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和颖川庾氏，却也是传统儒学世家。桓彝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能文善武。他以积极奋进的态度获致社会的赞赏，经他少年时的好友庾亮的举荐，青年时便以州主簿入仕，拜骑都尉。所谓“主簿”，最初只是主管文书之官，到魏晋时成了将帅重臣的幕僚长，前景看好。桓彝善于识人，《世说新语》和《晋书》均有记载，成语“皮里阳秋”就典出桓彝论人：“桓茂伦（桓彝）云：‘褚季野（褚裒）皮里阳秋。’”是谓“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一、跻身江左名流

在玄风大盛的东晋士族社会，古板保守的儒家行为，大为流俗诟病。桓彝自小饱读儒学经典，服膺礼教。为跻身东晋上流社会，他改弦更张，暂时放弃了儒家教条，附庸风雅，成了一个风格出挑的玄学青年。裸奔、酗酒、奇装异服、披头散发等等时尚标志，开始成为桓彝生活的主题。由于行为大胆，风格前卫，桓彝渐渐出了名，成了大名士谢鲲、羊曼、阮孚等开酗酒狂乱宴会必请的嘉宾。通过与大名士谢鲲、羊曼、阮孚等人一起酗酒、裸奔，桓彝的名气越来越大，最终成功地挤入名士团体“江左八达”，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名士。晋元帝（317—322年）初，桓彝被任命为安东将军、浚遒县（今安徽肥东县境）县令。由于他的才华，短短三四年间，就晋升为中书郎、尚书吏部郎，成为正式的朝廷官员。

二、平定王敦之乱

桓彝名显于朝廷，遭到当时擅权朝政的大将军、汉安侯王敦（宰相王导的哥哥）猜疑和嫉恨。起初，桓彝担心王敦的嫉恨会给桓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自动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归里，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布衣之士。由于晋元帝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疏远王导，王敦预感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322年在武昌起兵叛乱，反抗朝廷，攻入建康。但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其野心，只好退回驻地武昌。

323年，晋元帝“驾崩”，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复出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重又发兵进攻都城。庾亮再荐桓彝为吏部郎。桓彝极力支持朝廷平叛，明帝擢升其为散骑常侍，参与朝廷的军机大事。凭着特有的智慧和能力，桓彝很快成了这位新皇帝的“智囊”人物。王敦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桓彝因其出谋划策的特殊功绩，被封为万宁县男，步入古代王朝“公、侯、伯、子、男”的五爵之列，成为与一时人望郗鉴、温峤、庾亮等名望相近的名臣。

三、出为宣城“太守”

王敦之乱平后，东晋急需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复苏，鉴于桓彝的睿智和才干，时任丹阳（今江苏镇江市）太守温峤向皇帝进言，力荐桓彝任宣城郡太守，其举荐桓彝的理由是：“宣城阻山带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所谓“望实”，即是既有名望又有实际才干的人。晋明帝从平定王敦叛乱的实践中，已深感桓彝确实有担负重任的能力，但他舍不得让桓彝出京任职，便以“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的理由拒绝了温峤的表荐。

桓彝得知此事，即向明帝上疏，说自己“内外之任，并非所堪”，担不起宣城太守这一重任。当年的宣城郡，统领着今天宣城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大区域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等事宜，尤其是控制境内的长江，屏障京师的安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后经人一再推荐，明帝只好下诏任命桓彝为“宣城内史”，让桓彝以“内史”之职，行“太守”之责。这是因为晋元帝司马睿称帝前（号晋王）曾封他的儿子司马裒为宣城郡公，并承袭琅邪王封号，宣城只置“内史”理郡，桓彝之后，朝廷也未再任命过宣城太守。即是说，东晋一朝，宣城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只设内史，不设太守 。战乱后的宣城，一派荒芜的景象，百姓大批流亡尚未归来。

桓彝到宣城后，亲民惠民，首先招募流民垦荒，尽心尽力发展生产；待民境稍缓，为安全计，依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和“国必依山川”的建城原则，依山为域，枕水为邑，带领百姓建造了一座背靠陵阳山、充分利用天然河流（宛溪河、句溪河、道叉河）作屏障的城垣，总长七里许，时称“子城”（城区范围为今宣城市轮廓雏形）。这是宣城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城池。此前，宣城虽然是丹阳郡（公元前109年设置）和宛陵县（公元前206年设置）的郡府县衙所在地，由于时属楚国封地，中央政府不准兴建城池，故有郡而无城。桓彝到任后励精图治、清明廉洁，宣城百姓大为感动，十分拥戴这位“桓内史”。《晋书·桓彝传》用十个字概括了桓彝在宣城的政绩：“在郡有惠声，为百姓所怀”。但宣城的安定局面，只保持了两年多时间，又因苏峻的叛乱而中断。

四、救难志节捐躯

公元327年12月（晋成帝咸和二年），拥有精兵万余人的历阳郡（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联合占据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权臣庾亮为名率兵反叛，很快天下大乱。桓彝闻讯立刻“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去保卫京师建康。其下属以“宣城兵弱，难以退敌”进行劝阻，桓彝慨然道：“今社稷危逼，义无晏然。”遂迅速率部挺进至芜湖，正顺流而下时，被叛军的精锐部队打了个大败。刚逃回宣城，叛军也追至城下。鉴于郡无坚城，桓彝率部退据广德。在广德桓彝屡闻叛军击败朝廷军队的消息，他“慷慨流涕”，心中十分不安，总想援助王师，拯救朝廷，于是迅速移师泾县。

恰在此时，叛军攻占了京师建康。桓彝决心坚守泾城，据京师上游之险，就地抗击叛军。苏峻指使已向叛军投降的州郡刺史太守们轮番到泾县劝降桓彝，均被桓彝严词拒绝。苏峻派将领韩晃将泾城团团包围，桓彝的部下心情紧张，纷纷建议桓彝假降，以免叛军屠城。桓彝辞气壮烈，凛然说道：“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桓彝遣将军俞纵（宣城人）守兰石。苏峻遣韩晃攻之。俞纵将败，左右劝俞纵退军。俞纵以桓彝为榜样：“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桓彝坚志守城一年有余，一座小小的县城才被攻破，桓彝被叛将韩晃杀害于城中。年仅五十三岁。

桓彝遇难后，宣城人纪世和收其遗骸葬于城北东门渡 。后宣城人民感念桓彝的德政与忠勇，在城内建桓公祠以祭之，惜今不知所踪。苏峻、祖约的叛乱，终被东晋的重臣名将温峤、陶侃率领的王师平定，桓彝被朝廷追赠为廷尉，谥曰简。简文帝时，又追赠为太常。

《晋书》作者评价桓彝“抱中和之气，怀不挠之节”、“扬芬千载之上，沦骨九泉之下”，并有赞语：“矫矫宣城，贞心莫陵。身随露天，名与云兴。”桓彝有功于国家，历史记住了他；桓彝遗爱于宣城，宣城的后来者也必不会忘记他。

（作者系宣城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