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超越“以史证诗”

　　陈寅恪有“以史证诗”之法，其门人王永兴归纳此法云：“以宋贤治史之法治诗。”即注意“时间、空间、人事相结合之法”。而用此法证诗的典范之作是《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曾直呼白居易之诗“诚足当诗史”，此笺证稿充分地展示了以史证诗的具体操作过程，及作者对“诗史”的认识。

　　王永兴说：“古今史家以时间、空间之法考证史实者多矣，但罕有人能如先生之精湛细密。因先生之考据使用可信之史料外，复注重人情事理。此亦宋贤考异之法而先生又有发展之明证也。”①“人事”即“人情事理”，即从史料推导出情理。陈寅恪笺证白氏《长恨歌》，一面指出“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于事理时空的不合史实；另一面又不忘点醒“文人描写，每易过情，斯故无足怪也”“长恨歌乃唐代'驳杂无实’'文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文章体制有别云。事实上陈先生对史与诗的异同有独到的见解，《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乃云：“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可惜陈氏并未自觉地将此卓识贯穿于以史证诗的实践中，尤其未将“所感之情”与“幻觉”二事进一步发挥，以揭示文学虚构之特质，反而有时难免将评史的标准混同乃至取代文学批评之标准。如《元白诗笺证稿》笺证《卖炭翁》，将诗与韩愈《顺宗实录》对照后下结论云：“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评“诗史”而偏重在史而不究诗心，其影响甚巨，乃至掩盖了其“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的卓识。后之学者大多才气、学力、见识难企及之，更是囿于文献一端，泥于从史料到诗文的单一逻辑，弊端更著，故今以考据史实代替文学鉴赏者往往有之。然而就“以史证诗”的提法自身检讨，我认为此提法本身也存在着某些局限。

　　史料并不等于历史真相，即使是《史记》这样的“信史”，它也只是历史的叙述，必然是要带上主观的倾向性与某些想象；何况史料也不可能完全保存（不妨说，所存事迹只是历史事件全体的九牛一毛），所以虽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参照，却难以借此全面恢复当时的语境。这对当代读者而言已属常识，可不必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