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民国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不是乱世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人物，而是那些博学而自由的灵魂。譬如，只有初中学历却破解高斯难题的数学家华罗庚，著有煌煌历史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还有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8国语言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

这些熠熠生辉的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过一个人的提拔，因而在清华任教。

这个人就是梅贻琦。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被尊称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一生留下的文字和话语虽不多，但篇篇精彩，句句珠玑。他有两句话经常为人引用：

其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其二：“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梅贻琦《大学一解》）

“鱼水”之喻与“大楼大师”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清华的辉煌。这两句话既是梅贻琦一生办学经验的结晶，更是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的经典。

梅贻琦的“大学大师论”认为，大学不是有高楼就可以了，而是要有大学问者，有致力于教育的大师。他力推“教授治校”，称呼自己不过是给教授端茶水的人。

“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奉行的基本原则。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行使以下权力：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而正是这种制度，使得梅贻琦时的清华出现三难现象：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在这种教育与治校的理念下，才使得清华大学培养真人才的目标得以实现。

清华大学打破大学传统的家长式管理体制，实现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并在梅贻琦任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真正将教育权还给了教育者，也因此造就了清华及西南联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为学术自由提供了制度基础。

1937年，炮火轰至北平，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存中国教育最后奄奄一息的希望，三所大学决定南迁，于是有了中国教育史上如幻境般的短暂奇迹——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了长子，几乎崩溃，蒋梦麟深受财政的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精力不济，于是实际领导工作几乎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他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获得了全联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但却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时期的西北联大，学生们总是打得头破血流。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设人才。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言：“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至伟，莫之与京。”梅贻琦作为校长的一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他的一生与清华紧密相连，清华成就了梅贻琦的教育理想，同样的，梅贻琦也奠定了清华大学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