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想起上山的日子 || 包瑞莲

想起上山的日子  

文/包瑞莲

我常常想起上山在筑路营的日子。心里总像有一个记忆的小舟在不停地荡漾，泛起了那么多如同涟漪般的美妙回忆，于是那些往事萦绕在心怀，就像潮水一样涌现脑海，涌向了眼前。

在那些往事中，固然有上山时到八连150里的山路艰难的行程，有灰蒙蒙的天刚见亮，就下山去“倒背”徒步行走在没有路的路上，有那下山到城里整夜在火车站“蹲票房子，”还有那放炮炸山修路，修涵洞、架桥梁，以及采伐、抬大原木、盖“木刻楞”房子。雪山森林间回荡着我们的号子声，大家以顽强的毅力，哼着“大兴安岭真奇怪，要吃水来用麻袋”的歌谣，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将满腔热血与汗水奉献给北国山水，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心里都在翻滚着思绪的浪花，思绪便把我带回那个有着火红色彩的年代。这种怀旧并不是苦涩的，它让我感觉到了不少甘甜。

1971年4月28日。天气响晴，锣鼓喧天。我和同伴们背着行囊，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走进了那山峦起伏的大兴安岭，在这里，开启了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历程。

我们去大兴安岭的主要任务是筑路。在深山里修筑一条从加格达奇到红花尔基、全长约500多公里的战备公路。1000多名知青编成一个筑路营。一连到八连以这条预筑路为轴播洒在大山里。

夏天的大兴安岭，满目葱翠，山花烂漫，布谷声声，小溪潺潺。但是，夏天筑路工地上，小虫蚊子多的连成片，围着人打转，小虫专爱往人的头发深处钻，专咬头皮，咬的人奇痒难忍，心烦意乱，还有那大“瞎蒙，”个头大的吓人，一个火材盒只能装一只，那嗡嗡的叫声，如同小“飞机，”若被它叮到手，那手就像个发面大馒头，若叮到脸上肿的几天都睁不开眼睛。后来营里为我们每人发了蚊帐帽，戴着蚊帐帽挑土筑路才好些。还有一种叫“草爬子”的昆虫，形似臭虫比臭虫略大，黑褐色，学名叫“蜱”。“草爬子”专爱往人裸露的后脖颈皮肤里面钻，在工地上挑土时感觉后脖颈痛痒，反转手去一摸，“草爬子”已几乎全部钻进皮肤里面去了，只剩一个尾巴在外晃动。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每当此时，战友们总是赶紧互相帮助，用手指甲小心翼翼地掐住“草爬子”尾巴，把即将全部没入的“草爬子”从脖颈里拽将出来。钻入太深时，就得用烟头烧才能将草爬子完整的取出来。草爬子钻进人体内要得森林脑炎的。

在深山老林里，精神生活更为贫乏，但当时我们有理想，认为为国家的边疆建设出力是很光荣很自豪的。丝毫没有感觉过苦。冬天去山上抬原木抬的满头大汗，摘下狗皮帽和棉手套，头上手上直冒热气。工作劳动之余，我们唱歌、吹口琴、讲故事。吃完晚饭坐在大通铺上，点煤油灯听战友讲《徐秋影案件》、《梅花党》等，讲到惊悚处会恐惧地下意识地朝帐篷门口外面望去。

当年我们筑路没有科学仪器设备、机械、专业技术人员，全靠一个头脑一副身板，再用扁担、土篮、锹、镐、铁锤、钢钎、雷管、炸药和几辆手推车，来完成加红公路的修筑任务。加红公路有的路段按施工要求需要翻越山岭，我们在山崖高坡上用铁锤钢钎打炮眼，用雷管炸药将石崖和山岭深处终年不化的冻土崩松，像愚公移山那样将山岭移走。该去掉土方的地方我们绝不少挖土方，路基要通过低谷，该填土方的地方我们也绝不少填土方。路面的宽度、排水沟的宽深，也严格按施工要求执行。当一段路面千辛万苦筑成，没有压路机夯实，全连战友用双脚一脚一脚地将路面夯实。

在连队的生活就像一首歌。这首歌，如此深沉绵远。凡在大兴安岭筑路的知青都有这样的感受：总是拂拭不掉这片土地印在心头上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弹指一挥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六旬，满头白发。然而兴安岭上谱写的乐章，依然激励着大家珍惜着今日拥有的一切，珍惜着人与人之间青春的岁月的友谊，时间如白驹过隙，四十多年过去了，连队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常在眼前浮现，大兴安岭的情和景常在梦境中再现，渗透着我们青春、智慧、力量、汗水、心血甚至生命的加红公路还好吗；有人养护吗？甘河水还是那么清澈吗；连队山坡下的小溪水流还那么急吗；秋天“山丁子”还挂满枝头吗；漫山遍野还有那么多野果子吗？真想再回去看看。

2013-1-8

作者简介：

包瑞莲：1954年生人，大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庆老石油创作组会员。爱好文学，有多篇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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