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晓堂:隋人书《出师颂》入藏故宫博物院始末

古籍拍卖向来充满传奇。拍卖的过程惊心动魄,拍卖背后的故事也精彩纷呈。名家抄校稿本毛氏汲古阁《陶渊明集》、宋元名刻胡若愚旧藏宋版《考工记解》、天禄琳琅藏书等重要古籍善本是如何走进拍场,又最终花落谁家。翁氏藏书如何入藏上海图书馆,隋人书《出师颂》如何安家于故宫博物院,为你一一道来。

隋人书《出师颂》

2003年的春季,中国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这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非典”。

然而,在“非典”过后,在中国文物艺术拍卖市场上,又突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质疑国宝级文物《出师颂》收购案的事件,这一时成为那一年6、7、8月海内外各种报纸媒体关注的热点。

隋人书《出师颂》,这件作品不具书写人名,但是流传有序,盛名在外。唐时曾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收藏。后又过唐邵王李约、唐中书侍郎王涯及书法家钟绍京之手。宋朝绍兴年间,宋高宗将它收入宫廷。著名书法大家米友仁审定为“隋人书”,元代大儒张达善在此作品上留有长跋,对小米的鉴定颇有微词,并最早认为是晋人索靖作品。时至明代,大收藏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又将它带回家中妥善保管,著录于王世贞《弇州山人集》。入清后为安仪周收藏,著录于所著《墨缘汇观》。乾隆时期已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并收入《御制三希堂法帖》,刻帖流传。

1922年底,《出师颂》被溥仪携带出宫,带至伪满洲国,1945年随着伪满洲国垮台而散落民间。从此《出师颂》就不知去向了。徐邦达先生曾经做过考证,他在1987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把它列入“隋无名氏”书法,当时这件作品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民间,文中注明:目前“下落不明”。启功先生也曾见照片,在其《论书绝句》中也审定为隋人书。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一书中,也不知此件下落。事实上,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出师颂》已经断裂为二,前面的“晋墨”两个字和正文为一段,后面的元代题跋为一段,究系何因所致,或系当年大栗子沟溥仪仓皇出走,乱兵抢夺随行书画珍宝导致残损,或以析产无知,将此卷割裂,今已不得而知了。最为传奇的是,嘉德古籍竟然如此好运,先后从社会征集到已经断裂的两段《出师颂》文字,并使之合璧,传为天下一段佳话。

1997年,嘉德拍卖公司到天津公开征集拍品。我随同公司同仁一道前往。在外出赴约看拍品之后,返回征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打开的书法卷子,从纸张和字迹透露出来的信息,立刻感到可能碰到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就情不自禁地随口问道:“这是哪位先生的东西?”这时靠窗站着的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答道: “是我的。”并立刻反问:“您是拓先生吧?”小伙子接着说到:“这东西已经请你们公司的人看过了,他们让您回来再看一看。”于是我仔细地审视这段书法文字及其内容、印款,翻来覆去地看其装裱。这是一段残卷,无头无尾,无年款,但经过粗略的鉴定之后,心里已经基本确定:第一,这段书法书写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间;第二,其内容是两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为张达善,均为关于《出师颂》的跋文;第三,从精细的装裱和残了一半的印记,可以看出,应该是“宫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件“开门”的重量级文物。

询问客人此物的来历之时,他回答道:他是当地一家外企公司的雇员,他们老板喜好古玩收藏。有一次陪老板在古玩市场闲逛时,一位老人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看小伙子像个文化人,有点东西不知您喜欢不喜欢?”于是老人从包中取出此书法卷,客人看是件旧东西,于是没有商量,便花了3000元人民币买下了这段书法卷子。客人买到此卷之后,将此卷拿到当地最大的文物店请老师傅鉴定和估价,结果文物店不收这东西,大失所望的客人无奈地问:“这东西要卖,到底能值多少钱呢?”接待他的人说:“可能卖1000元吧。”客人悻悻地离开。他看到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拍品的广告后,特意想请嘉德公司的专家来鉴定一下。我又询问客人到底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能否给出拍卖底价,对方一概不知。于是我在资料背景并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开出了3万元的底价。此客人有点慌神了,事情总是这样,拍卖的底价给高了,也会惊了客人,反而谈不成了,因为客人完全不懂,所以到底是什么价位完全没了底。客人要求是否可以先拿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下再说。于是双方谈好:嘉德古籍方面先回北京查阅这卷子的相关资料,客人也将原物带回,与家人商议价格,再行联系。

回到北京后,因为有宫装的线索,立即查阅有关资料,很快就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查到这段卷子的资料,是隋人书《出师颂》后面的元代大儒张达善的题跋。对于这个查阅的结果,令人兴奋地很难用语言表达。后来,客人将这段残卷送到北京,嘉德古籍如获至宝,立刻编入了中国嘉德199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图录,列为LOT579张达善撰并书《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在提要中写道:

此跋《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参见《隋人书史岑出师表》条。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初九日溥仪将此卷赏赐溥杰,携出宫外。几经劫难,此卷已裂为数断,惜隋人书今已不知下落,存者仅隋人书后之张达善题跋。题跋文字参见《石渠宝笈续编》。张頯,字达善,元代导江人,侨寓江左。著有《经说》《文集》行世。今存可见导江先生墨迹者,仅此一件,可称孤品。故虽痛惜隋人之书不知所归,然导江原跋横浮出世,亦足令人欣尉,但望他日,神物护持,隋人原书与此原跋重掇圆璧。

在估价时,这件拍品的底价为3万元,可是这远未反映出此件的文物价值,于是在估价之时,直接将参考估价提高到250,000—300,000万元,以便引起收藏界的关注和对此件拍品真正价值的了解。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嘉德拍卖公司向收藏界如何解释它的重要性,如何介绍它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这毕竟是段残卷,最后在拍卖场上仅以46,200元成交。

这个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拍卖市场是无情的,只能归咎于收藏界对于文物价值的无知了。

无巧不成书,时间过去六年之后,在2003年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出师颂》的前半段神奇地出现了。这一段上有隋人书《出师颂》、乾隆皇帝的御笔、大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这简直太神奇了,如果人生能过碰到这种事,那真是修来的福分,命中的缘。当然,这也是靠努力和水准,其实送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嘉德古籍看得懂这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是慕名而来。

拿到《出师颂》原件后,嘉德古籍随即展开了必要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首先就是鉴定。

关于《出师颂》原件的鉴定,当时的报道说故宫和嘉德没有鉴定的过程,纯属想象中的臆造,不是事实。嘉德自成立以来,所有的文物书画瓷器之类,都要经过国家顶级的文物专家鉴定,而且在文物鉴定时,采取所有老专家背靠背的鉴定方法,老先生不见面,可以直言意见,不须看情面。鉴定结果实行一票否定原则,只要有一位老先生有不同意见,绝不上拍卖。此件也是如此,嘉德古籍鉴定认为这件东西是当年从伪皇宫散出之物,确系《石渠宝笈续编》所记载的原件,东西肯定没有错,是故宫乾隆旧藏。但是,这件作品,关于作者及其年代自宋以来就有分歧。这件作品原件已经八十多年没有显过山、露过水,当代的文物书画鉴定专家,没有一人在此之前见到过此原件,大都是依据早年出版的影印照片说事。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都是如此。因此,将原件送上鉴定,请老先生过目,一则是了解老先生看了原件后的意见,二则是请老先生对外施加影响,做点宣传。原来计划一位一位老先生来看。可是,当时真的是北京城里“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四处隔离限制,因此鉴定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最先是傅熹年先生鉴定。《出师颂》作品原件送到傅先生府上,鉴定结果大致有三条:第一,此件确系乾隆《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的原件;第二,从避讳字看应当是唐以前的作品,鉴于以往关于此件作者和年代的争议,可以先搁置一边;第三,引首的“晋墨”二字是后人增加,特别指出所书写的纸张上有画龙,宋代的龙应该为三爪,而此件为五爪,且宋代画龙,为马面龙,即龙头像马头,而此件非马面龙,应系明代补入。傅先生看后认为这些都不妨碍这件作品的年代,特别是确系原来故宫之物,上拍卖没有问题。

傅先生看过之后,《出师颂》原件又送朱家溍先生处。当时朱先生已经身患癌症, 住在北海附近的解放军306医院,但是原件送到后,恰逢一帮戏剧票友正在医院看望朱先生,而且等候时间过长,朱先生的女儿朱传荣说只好改日再看。因此,朱先生这次未看到原件,后来在故宫组织的专家鉴定会上,朱先生才看到了原件。

启功先生的鉴定更有意思,那时“非典”闹得京城里四处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启先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非本校的教职员工一律不准入内,嘉德书画主管胡妍妍小姐去见启先生,无奈不能入内,只好约在铁栏外。启先生问,是白纸本,还是黑纸本。胡小姐答,是白纸本。启先生说,那就是对的。因此,这次拜访启先生也未看到原件。启先生也是在后来故宫组织的鉴定会上,与朱家溍先生等一同看到了原件。

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在嘉德逐个登门请求鉴定过程中,只有傅熹年先生看到了原件,其他老先生,包括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朱家溍先生等都是在后来故宫组织的鉴定会上看到原件。

《出师颂》作品原件,也曾专门送到上海。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提出要看原件,为此嘉德古籍部门专程赴上海,将原件送到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钟银兰先生、单国霖先生等在上博过手鉴定原件。

在故宫博物院得知嘉德古籍征集到《出师颂》原件之后,对此件文物极有收购的兴趣。在拍卖之前,故宫博物院于漱芳斋正式召集了一次文物专家的鉴定会,嘉德公司将《出师颂》原件送到故宫。参加这次鉴定会的专家有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徐邦达先生、傅熹年先生、杨新先生、单国强先生等。在看到《出师颂》原件之时,徐邦达先生连称:国宝,国宝。令人感动的是朱家溍先生,接到鉴定和论证《出师颂》的通知后,一大早就来到了故宫。此前虽然嘉德曾将《出师颂》原件送到朱先生住的医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看到,这次朱先生最早赶到,一睹《出师颂》原件。那时朱先生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脸色也非常不好看,可是一说鉴定文物,什么也顾不上了,精神头也来了。在鉴定会上,徐邦达先生表示,前次曾经看过元人张达善《出师颂》题跋,现在又看到了《出师颂》原件,非常兴奋,说得也特别多。故宫博物院的杨新副院长、研究员单国强先生,嘉德公司的王雁南总经理,以及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先生等,参加了鉴定。专家们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一致认为,隋贤书《出师颂》确实是溥仪从宫中盗走之后散落在民间的那件《出师颂》。之后,除专家留下,其余人员退出,故宫组织召开闭门会议,听取专家的意见。虽然嘉德公司没有参与故宫的专家闭门会议,但是最后结果是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出师颂》,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意见是统一的,没有分歧(关于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专家鉴定会议的经过和内容,后来也有披露,参见娄玮先生《〈出师颂〉购藏工作始末》)。

有一个枝节问题外界很少知道,那就是在故宫博物院对此件文物感兴趣的同时,北京市文物局所属的博物馆也有极高的兴趣,为此北京市文物局也组织了另一场独立进行的专家鉴定会。一如故宫的鉴定会,嘉德古籍将《出师颂》原件送到北京市文物局,参加鉴定的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史树青先生、丁瑜先生,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马宝山先生等人。

毫无疑问,这件隋人书《出师颂》经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鉴定专家最多、最为严格的鉴定程序,这是从未有过的认真和负责的鉴定过程。相信鉴定的结果,没有一位鉴定专家提出否定意见,如果当时有不同意见,故宫和北京市文物局,断不敢不顾国家鉴定专家的意见,贸然出资购买这件文物。

2003年春,由于“非典”病毒传播的原因,政府要求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活动,所有的公共大型商业文化活动一律取消和暂停。因此到三四月间,一切工作都处在非正常的状态下,甚至5月春季的拍卖会能否正常进行都是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嘉德的各部门主管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决定,一切照旧,进行春季拍卖准备,如果疫情发展不能得以控制,政府也不会允许举办大型的商业活动,就自然取消春季的拍卖,这是所谓的不可抗力。如果疫情迅速得到控制,时间与通常春季拍卖相差不多的话,那就正常进行春季拍卖。按照这次碰头会议的商量意见,各自回家,编写春季拍卖的图录。如此开始了编写《出师颂》拍品图录。

隋人书《出师颂》无疑是一件重量级的文物,拍卖底价创了新高,因此必须制作专题的拍卖图录,予以充分的介绍和说明。按照一般情况,这类图录通常都会请一位在文物界德高望重的、而且书法不错的老先生来题写图录的封面,比如说唐怀素的《食鱼帖》,宋高宗的《养生论》,朱熹的《春雨帖》,《常熟翁氏藏书图录》等都是由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等题写。然而在2003年的春天,这一切都做不到,于是只好闭门造车,利用现有的条件来编制,直接选取了《出师颂》原件上的“晋墨”两个篆字大字。视觉效果很好,但是也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议。原因是这两个字并非宋高宗的真迹。同时,《出师颂》作品年代一直有争议,如宋代的米友仁的鉴定认为是隋人书, 而非晋人书法。不同的意见,一直流传到元明清三代。因为用了此二字,招惹了许多的是非,如果当时截取米友仁的“隋人书”,那就稳妥了很多,也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麻烦。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会少了许多美感。图录文字的叙述如下:

索靖(239—303),晋代书家。字幼宇,敦煌(今属甘肃省)人。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日庄。善章草书,峻险坚劲,自名日“银钩虿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引首∶(宋)宋高宗(赵构)

题跋题识∶(宋)米友仁(清)乾隆皇帝

钤印∶御府图书等唐宋元明清收藏鉴赏印五十余方。

著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集续集》。

(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

(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卷三。

(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

(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

(清)敕编《石渠宝笈续编》第五十二。

(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

(清)吴升《大观录》魏晋书法第一。

碑刻∶《御制三希堂法帖》卷三

2003年3月1日出版的中国嘉德《嘉德通讯》2003年第1期上,我撰写了《寻求一个梦》,详述了从发现元张达善撰并书《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到此隋人书《出师颂》的经历和故事,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许多人用怀疑的态度问道,这是真的吗?可事实就是那么千真万确,这等滴水不漏的故事我是编不出来的。

隋人书《出师颂》的出现,令嘉德拍卖公司的所有人都兴奋异常,同时也轰动了整个文物界。2003年春季的“非典”疫情一天一天的退去,情况大为好转,特别是政府对于大型的商业活动也开禁,虽然时间已经到了5月底,但与嘉德通常例行的春季拍卖时间相差不大,于是决定春季拍卖照常进行,只是较以往的时间向后推迟近两个月,确定为2003年7月9日至11日拍卖会预展,7月12日至13日拍卖,而《出师颂》原件所在的古籍善本拍卖会定于7月13日晚7时拍卖。由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图录文字和配图,因此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按照正常的拍卖程序,7月9日,嘉德的2003年春季拍卖会预展即将开始。就在拍卖预展开始前一天,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的正式行文送达嘉德拍卖公司,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6条第二款和第58条之规定,向嘉德公司下达了“关于指定故宫博物院优先购买《出师颂》帖的通知”,指定故宫博物院为该拍品的优先购买单位。经过协商,并征得该作品委托人的同意后,故宫博物院动用该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收藏。2003年8月18日上午10时,一辆装甲运钞车从位于北京恒基中心的嘉德拍卖公司出发,在五名持枪警卫和嘉德拍卖公司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出师颂》原件重归故里。这件饱经沧桑,在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整整80年之后,又回到了故宫,成为了一段传奇。故宫博物院于漱芳斋举行了“隋人书《出师颂》重归故宫交接仪式”,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以及院方的专家杨新先生、单国强先生,以及嘉德公司王雁南总经理、寇勤副总经理等出席了交接仪式。这次故宫博物院没有到拍卖会上去竞买,根据刚刚修改完善的国家《文物保护法》,行使“ 优先购买权” , 以2200万元成交价购藏。

截止到2013年9月, 在故宫的这幅《出师颂》还不完整,仅是前面的正文部分, 而后面的题跋部分仍在私人收藏家手里。等到有一天《出师颂》的前后两部分如果能团聚在一起,这将会又是一个奇迹!是年中我受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先生委托,前往上海找到《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的收藏者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滔先生,转达陈东升先生的创意,将《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捐赠给故宫,使它与正文部分完璧,给国家收藏。故宫杨丹霞研究员曾有类似动议,没有操作方案,无法进展。经过磋商,最后由中国嘉德出资50%, 总估价为3000万元,双方共同将此件重要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陆牧滔先生响应了陈东升先生的提议,借嘉德拍卖成立二十年之际,做成了这件美事。对于这次捐赠,出席捐赠仪式的有文化部部长蔡武,办公厅于群主任、陈发奋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白云楼主人陆牧滔先生等。媒体多有介绍, 仅以中国新闻网为例,报道标题:《〈出师颂卷〉与跋文合璧分离多年重归故宫》:

9月29日,元人张达善《出师颂》题跋捐赠仪式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内举行。随着工作人员将两卷作品徐徐展开,张达善《出师颂题跋》与隋人书《出师颂卷》两件国宝级高古法书作品至此珠联璧合,这是它们分离多年后再度聚首,重返故宫。据悉,捐赠张达善《出师颂题跋》义举,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创始人陈东升提议,中国嘉德及红树白云楼主人共同捐赠。

当时的其他媒体报道此事称:

隋人书《出师颂》,纸本,章草书。历史上曾一度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宋代著名书画家、鉴定家米友仁题为隋贤书。历代流传有序,最后入藏清代内府。乾隆年间刻入《三希堂法帖》,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1922年,清朝逊帝溥仪以之赏赐溥杰,由此流出宫外,《出师颂》本幅与元人张达善的题跋割裂,散落民间。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二书,都对隋人书《出师颂》做过详尽的考证、评价,认定为“隋人书”。2003年,《出师颂》再度出现于中国嘉德春拍中,由故宫博物院购得收藏。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10年前,故宫博物院作为优先购买单位,动用院里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回了隋人书《出师颂》,弥补了故宫藏品中隋代书法的不足,也使故宫早期书法收藏形成了系列,但令人遗憾的是元代张达善的题跋一直缺失至今。此次捐赠实现了隋人书《出师颂卷》的合璧。”

同年《出师颂》首尾全卷完整地于11月10日至30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嘉德艺术品拍卖20年精品回顾展”中联袂亮相。

然而就在故宫博物院动用优先购买权,将《出师颂》原件收回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故宫博物院出资购买隋人书《出师颂》,这恐怕是中国二十多年来古籍拍卖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一时间国内外的报纸、中央电视台,持续将近一个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在当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事实上,这件拍品没有进入拍卖程序,而是按照转让的程序完成交易。

我以两个插曲,来说明这个质疑案的轰动性:

一是我曾在7月间接到一位朋友从外地打到北京我家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你看一看网上,新浪网上已经为你的《出师颂》开辟了专栏,甚至建立了网友评论设立正方和反方专栏,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他甚至告诉我,点击这个专栏的流量,已达三千万人次之多,比“皇上”张铁林的“花案”点击率还要高。其实,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就在他的这通电话之前几天,我与张铁林一起吃饭。席间我笑他说道:“皇上(指张铁林)在网上是花案臭,我在网上是画案臭,和起来是一道浙江绍兴名菜蒸双臭。”张铁林连忙声名:“别,别,只有你臭,我那花案,对方已经正式声名道歉,我已经被平反了,下面是我告不告那无聊小报的事了,只有你一个人臭了。”

另一是7月底,我奉公司之命,到美国征集秋季拍品,第一站就是芝加哥。接待我的L先生领我到当地的中国城,吃罢午饭,出门便进了一家书店,说要买张报纸,顺手就买了两张,说这张你拿去看。接过报纸,我一看是中文版的《星岛日报》。美国出版的报纸,特点就是每天都是一大打,可巧我随意一翻“中国焦点”版,就看到一行大字标题《故宫巨资突购“国宝”遭批》,同一版还有一段背后的故事《嘉德苦寻六年偶得之》等文,写了寻找《出师颂》的经过,整整一个大版面。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版, 也有《故宫天价晋书涉黑盘交易》等文半版。我向L先生说,看,这事已经闹到美国来了。谁曾想《星岛日报》的报道竟帮了我的大忙,我随后来到一位客人家里,我将报纸拿给客人看,客人看罢笑道:看来你真是懂文物价值和文物市场价值的人。我真要感谢这份并非好意的报道,是它帮我确认了身份和地位,我与客人很快达成了一批古籍拍卖的协议,就是著名的研易楼旧藏宋婺州刻本《尚书》,以及其他研易楼藏书。其中,有一件唐人写经卷。我开玩笑说,这件底价要不要定1000万人民币?客人问,为何?我答,这报纸上说隋人写经应该和《出师颂》价值相当,你这唐人写经虽比隋人晚几十年,那也总该值1000万吧!客人正色回道:把隋人写经的文物艺术价值等同《出师颂》,也要两千万,那就是神经病;而把《出师颂》文物艺术价值等同隋人写经,只要十几万,那是糟践自己,糟践文物和历史。

故宫博物院2003年以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拍卖会购买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时,遭遇到强烈的攻击,有的人不懂市场价值,不负责任地说两千多万元太贵了,有的不严肃的媒体,甚至说故宫博物院对花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含沙射影地说故宫某领导的儿子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工作等等,不一而足,掀起轩然大波。直到一个月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出师颂》研讨会,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对于《出师颂》珍贵的程度、价格的合理、非议者的低俗等各个方面,引经据典, 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有力的批驳,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现在,《出师颂》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镇馆之宝,其后多次参加国内的古代书画大展。仅仅十来年之后, 当初百万元的明初宋克(无款)《急就章》已经市场价位过亿了,那么,说《出师颂》两千多万太贵了的人,现在看来,目光何等短浅。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当时真是捡了了一个天大的漏,现在如果拿出来要你三五个亿,绝不是一句戏言。

在经历了此次风波之后,我只获得了一个感想和一条经验。感想是记者媒体,号称无冕之王。可是天下昏君暴君有的是,一些心术不正,利益熏心的媒体记者,一旦利用媒体的制高点,歪曲和煽动民情,谁来监督?精英就不犯错误?华尔街搞出的次贷危机, 不就是利益失控的华尔街精英们铸下的大过吗?帝王昏庸,百姓都可以揭竿而起推翻他的宝座,何况无冕之王。亲身的经验就是,对于媒体采访谈话,千万要小心,经常会因不专业而出笑话。这也许是无意,怕的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地曲解内容,纯属有意设套,陷人于不仁不义。好在我是学历史的,上下五千年,自认为天下自有公道在,事久自然明。事可以瞒一时,瞒不了一世。

人生能够碰到像《出师颂》原件和拖尾题跋,已经是离奇的故事了,而能够将此已经分离的头和尾,通过转让和捐赠重新缀合,无疑是破镜重圆的一段佳话,于文物保护可称功德无量。能够参与和经手此事,人生幸事。

摘自《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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