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 灵谷塔下付劫灰

1964 年的一个冬天南京东郊的灵谷寺突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旋即周遭一片安静，只听风吹修竹沙沙作响。鲜血慢慢浸红了身下的土地，一位 55 岁的老人，从 66 米高的灵谷塔纵身一跃就这样作别了人间。

这位选择跳塔的老者，叫曾昭燏。初次看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很陌生，也很难读。但说起她的身世，可是熠熠生辉。

曾昭燏，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由于命中缺火，长辈赐名为燏。她的曾祖父是曾国藩之弟曾国璜。父亲是举人，曾昭燏的母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化学家。五弟曾昭杰是闻名当世的书法家，妹妹曾昭懿是名动中外的妇科医师林巧稚的高足。

湖湘的曾国藩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熠熠生辉的百年望族之一，曾国藩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终生理想——立德立功立言。自曾国藩始，八代人中无一“败家子”。曾家子弟讲究终身持家报国，思想多延及子孙后代，纵横中国近代政、学、卫、学领域并且贯通国内和国际长达200余年而不衰。

曾家人脉也极其深广，和许多近代著名世家望都是姻亲关系，诸如绍兴山阴俞氏（俞大维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义宁陈氏（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嫡亲姑母是曾昭抡的母亲）、聊城傅家（傅斯年夫人是俞大綵，她是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的姐姐俞大絪又是曾昭抡的夫人）、湖湘谭家（谭延闿的儿媳是曾昭楣，女婿是陈诚）都是论交三世旧通家。

1929年，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先在国文系学习，后转外文系直到毕业，在这里她遇到了引领她进入中国金石学（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及考古学之门的恩师胡小石先生，矢志向学，尽得老师学术精髓，在书法、古文字、文学史等方面皆有专攻，与胡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5年3月初，在大嫂俞大洇的邀请下，曾昭燏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赴英伦求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

1937年完成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并获硕士学位，同年3月，她又去德国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和慕尼黑博物馆藏品整理及展览设计工作，写出《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论文及《博物馆》专著，其中《博物馆》一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博物馆学专著，由此曾昭燏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博物馆学家，这还为此后她能成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干事长及南京博物院院长打下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基。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曾昭燏与考古团队

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昆明应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先生邀请担任该处专门设计委员，“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1940年6月以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藏品入四川南溪李庄避难。1941年，曾昭燏先生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总干事，6月，她与自己在伦敦大学时的另一位同学夏鼐及吴金鼎等在四川彭山一带发掘汉代崖墓。

抗战胜利复员之际，曾昭燏担任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1947年，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在她的操持下，中央博物院大殿建成，陈列厅也随后建成开放，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通识中地位大幅提高。在我国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说法，“北夏”指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南曾”就是曾昭燏。

1948年底，国民政府开始撤退台湾，同时还要带上一批珍贵家当，在他们眼中看来，这是代表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东西。这批珍贵家当就包含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听到这个消息，曾昭燏立刻站出来反对。她又联同吴有训、陶孟和等人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在他们的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终于全部运回了大陆。1950年3月，国立南京博物院正式成立。她任副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发掘南唐二陵（李弁、李璟），为研究南唐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曾昭燏为了专心于自己向往的事业，也决心独身。曾有苏联专家来访时善意地问她：“曾小姐准备何时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给博物院了。”她的确是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国家的文博考古事业。多年以后，曾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猜测，鼎革之际曾昭燏留在大陆，很可能是因为中央博物院和陈列厅倾注了她太多的情感和精力，也可能因为她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

曾昭燏曾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在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曾国藩被定性为汉奸刽子手。这些无形的软刀，却刀刀刺在曾氏后人的心上。

1951年，在这股风潮中，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乡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所写《李秀成供词》，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的自传，共计十一个部分。在那个哀鸿遍野的年代，每个人都被迫裹挟进了旋涡，在生死中挣扎沉浮。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红旗下的曾昭燏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罪恶，不祥的阴影、恐怖的心情如影随形，她的家庭出生，她的人生经历，在改朝换代、江山易帜之时都带着英雄气短的愧疚和胸闷。

1962年，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遍及中国每一个城市和乡村，全国呈燎原之势。运动中的曾昭燏心怀巨大的迷惘、痛苦和恐惧，是年3月，她终于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疗养院进行治疗。此时的曾昭燏和她的曾祖父曾国藩晚年一样，心力交瘁，但求速死。

灵谷塔

1964年12月24日，在经历了数次运动后，不堪压力的她决意告别人世。当天，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到了灵谷寺，她将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说完，匆匆向灵谷寺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昭燏逗留沉思，拿出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小纸条装进大衣口袋。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枯草丛生的石阶上鲜血喷溅，一代女杰与世长辞。

有关部门在殓尸时，从其交与司机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与曾昭燏既为世交，又有亲戚关系的陈寅恪，在曾已死两个多月后的1965年2月14日，才从亲戚的通信中得知曾的死讯。时年已76岁的陈寅恪悲不自胜，写下了《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塔追挽一律》：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诗成之后，陈不敢公开，只寄给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向觉明（向达）先生一阅，并在信中特别附言：“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曾昭燏死后一个月，夏鼐辗转得知老朋友的死讯，悲痛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组织上对曾昭燏之死的定性：由于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

《衣珠记·赠剑》写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是郁郁无瑕，怎受青蝇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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