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进：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逻辑
摘 要：动物种群为了生存通过博弈方式演化出自己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人类在自己种群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数据和数据传输互联网为基础的信号传输系统。数据和网络正在改变资本的内涵与资本循环的方式，但没有改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就通过资本的力量建构和控制人类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巩固其资本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垄断。
关键词：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数字逻辑
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标志是群体生活方式，即怎样生产产品和生产的产品如何分配给群体成员，群体成员以什么方式消费分配的产品。当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思维，运用马克思的资本和资本循环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将全面
异化人类信号传输系统
人类从动物性群体生活方式转变为社会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经历了狩猎采集、农耕和工业化，每一次生活方式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是由其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源于生产技术的发明，但不是技术发明的单一产物，是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果，这种整体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而不是技术，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非常重要。资本直观上看似是技术的产物，本质则是一种社会历史整体，技术是资本的重要建构要素，对技术和资本的理解应深入到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的演化，才能对工具、机器、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问题及其牵涉的资本问题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
人和动物一样，其生存依赖于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这一系统的演化既提高了人的肢体行为能力，也提高了人的脑行为能力。当人改造物，用物的结构体替代人的肢体行为和脑行为能力时，人与动物实现了分化，思想和工具的萌芽产生了，人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漫长的信号传输演进过程中，人类花费了很多时间，设法用类人的物化结构体替代人的肢体行为能力，这种替代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是这种物化结构体的高级形态。当机器普遍替代人的肢体行为能力时，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产生了。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整体出现的最初形式是工业资本，支撑工业资本的技术基础是机器，早期机器的功能主要是物化人的肢体行为能力，让物化的结构体替代人的肢体劳动能力，因为这种物化结构体的制造（机器）需要大量社会性投入，这种投入为资本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资本作为一种技术和制度构造物，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器被发明、改进、组合、使用和普及，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大幅提高，产品的分配、消费和再生产引发了社会制度重构，破坏了旧的社会制度，催生了新的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其早期表现为一种大工业，“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进而需要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由财富的机器生产和产品分配方式所决定。如果仅仅从生产视角看，大工业是一种工厂制生产模式，依靠资本的力量，将机器仿照人的信号传输方式，组合为一种具有流动特征的系统，该系统由英国人阿克莱特发明。阿克莱特通过资本的力量，将机器组合为一种类人的信号传输系统，使机器生产具有了人的行为效率，最终成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通用的生产模式。20纪初亨利·福特从技术方面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他通过更庞大的资本力量，模仿人类信号传输系统，建成汽车生产流水线，使组装一辆车的时间从750分钟降到93分钟。福特之后，为了解决流水线生产带来的巨量资本需求，股份制和股票交易被引入，流水线+股份制是工业资本主义通过机器和制度组合建构的一种类人信号传输系统的高级社会生产模式。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正在从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和信息资本主义转化，转化的技术基础是机器智能化。这种转化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已说得很清楚：“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工业资本使机器组合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控制机器的难度和风险加大，为了降低成本与风险，工业资本家开始制造具有人的脑行为能力的机器来替代人，机器开始从替代人的肢体行为能力向替代人的脑行为能力转化，这种转化的本质即为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制造机器。目前来看，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决定于机器对数字的计算能力，机器只能识别数字和计算数字，我们无法让机器适应我们，只能我们去适应机器，这就决定了工业资本主义及它之前创造的人类提高能力的成果，必须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东西，这种转化即数字化过程。数字化的社会后果是，机器实现了人的脑行为能力，机器组合系统强化了人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功能，社会进入了智能化社会。
资本主导下的智能化的机器，无论构造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改变不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改变不了工人的劳动在强制状态下进行，以确保劳动创造的价值不归自己所有，改变不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在当今广泛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改造生产模式的情况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大量方法来实现马克思所憧憬的免于贫困的理想社会，但主导世界的资本法则，使这种理想越来越遥不可及。因为资本自出现在人类生产方式中，即引发了人类生产的异化，进而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的普遍异化，目前正在全面异化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危及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存在。
二、数字化、数据资源与资本的扩张
数字化是机器实现人的计算能力的核心技术，那么要搞清这种技术，需要追问什么是数字化？数字化和机器及人的计算能力有什么样的关系?数字化引发了资本的哪些变化？
要说清楚数字化的内涵，可能需要搞清楚人的计算能力和数字的关系。早期的人和动物相似，在它们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中，产生出一种应对环境信号随机性的原始计算能力，即由已知推理未知，人后来将这种能力不断放大，放大的原因源自人发明了10个数字（0、1、2、3、4、5、6、7、8、9）和基于这10个数字的进位规则。10个数字和十进位规则是人类智力进步的伟大发明，它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效率，实现了人类思维的革命性变革。当人们要制造一种机器，让这种机器具有人的计算能力时，即让机器识别10个数字和这些数字之间的进位规则，先不说识别进位规则，机器识别10个数字就是很难完成的事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18世纪初提出的二进制很有希望。因为设计识别10个数字的机器很难，但设计识别0、1两个数字的机器就容易多了，将物理上的断电和通电方式，设定为0、1两个数字，机器只要能感知通电和断电状态，就知道是1还是0，当机器具有了识别0、1数字的能力，按照二进制的进位规则排列电缆，机器就可识别0、1及其进位规则。当机器能够识别二进制的进位规则后，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存在换算关系，通过这种换算关系，机器可由二进制识别十进制。当机器具有了识别十进制的能力，更为神奇的转换能力就不断发生了。
当机器具有了识别十进制的功能，机器的效率就会成倍地提高。早期机器的识别能力和人的识别能力差距还比较大，尽管可以将十进制简化为二进制，使人机交互的壁垒转化为二进制和十进制转换的逻辑壁垒。对这种逻辑壁垒进行分析会发现，它是一种不可逆逻辑：人是认识的主体，人需要遵循机器的认知需要支配机器，机器不会自觉服从人的需要，人机交互中人的主体位置是不可逆的，这就决定了人必须把自己的智力成就转化为机器的智力形式，也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智力成就转化为二进制形式。这种转化的技术延伸是英文字母通过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数据，汉字通过四个十进制编码转换为二进制数据。后来，图片被转换，声音被转换，视频被转换，一切经过思维创造的东西都被转换为以0、1方式存在的数据。数字化的直接产物是数据，随着数字化过程加快，数据大量出现，数据作为一种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存在，逐渐成为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存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可见，数字化是工业资本主义机器化过程的延伸。
数字化是技术的产物，改变了机器制造的理念，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制造机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改变技术作为资本构造要素的地位，机器也还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只是改变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整体的物化表现形态。在制度构造功能上，其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资本对人类全部生活的渗透。所以，机器作为技术的物化形态，不能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资本中的技术是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质的物化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构造的基础。所以，资本中的数字技术，一方面是资本的构造要素，一方面在扩大着资本对人类生活领域的侵蚀，改变着资本积累和竞争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数字化的机器对人的肢体劳动能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能力需求越来越少，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看似对人的劳动剥削程度在不断降低。其实一点也没有降低，只是资本由原来集中在工业生产过程，逐渐扩展到城市环境和社会环境，再扩展到科技服务和创新。过去的剥削通过工业产品的买卖而实现，现在的剥削通过人的生存信息传递而实现，也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数字生产进行全方位剥削，把人的全部生存活动纳入资本的扩张范围之内，只要你生存，资本就会通过数字化技术强制你的生存活动为其获得剩余价值服务。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数字霸权的原因所在，这种争夺正好印证马克思所说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式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数字技术主导的机器，使人们从追求便宜商品转到追求生活便利，为了这种便利，人们付出的是其全部生命活动被资本所强制，为资本获利服务。
数字技术产生于美国工业资本获利能力下降的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资本在与日本工业资本的竞争中，全面处于劣势。为了摆脱这种劣势，90年代初美国通用机器公司提出高清晰度电视全数字化方案，并成功开发出数字技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成熟，美国逐渐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制造机器，即智能化机器。机器智能化加快了产业数字化革命，进而掀起全球性数字化浪潮，直接推动美国从一个垄断工业资本向垄断数字资本的国家转化，促成美国从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型。工业资本靠剥削工人劳动形成积累，数字资本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方式，“类似于大型数字企业之间的霸权之争，这种斗争的基础是从人类劳动中强制获取价值”。这种强制通过控制人类生存的信号传输系统获取垄断地位，将人类通过其信号传输系统获得的提高肢体行为和脑行为能力的一切产物转化为数据，使人处在海量数据关联中，通过对数据的控制，剥削使用数据人的劳动。所以，数据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和生产过程异化，它是一种客观异化、普遍异化和无处不在的异化。如今的数据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以个人偏好、价格、货币、资本进行行动的逻辑，深刻变更着通过资本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的权力模式，但没有改变资本的剥削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趋势。
三、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与资本循环
数据扩大了资本的范围，但还不能实现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资本的不断循环，资本循环最根本和最原始的基础是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生命体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是目前科学和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这里我们介绍个体和种群两种信号传输模式，进而推演人类的信号传输模式。对于一个生命个体，它的信号传输模式为：
状态1—信号—接收者—行动—状态2
状态1是自然存在物的显像，信号是携带显像信息的流动能量，信号携带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论命题，承载着现代知识的重要内涵。接收者是生命感知体，行动是生命体对感知显像的机体反应，状态2是行动对状态1的复归，状态2和状态1符合的程度越高，信号传输效率越高，但状态2永远不会与状态1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被称为信息破缺，信息破缺越严重，信号传输效率越低，生命体的信号传输系统演化的方向就是减少破缺，提高传输效率。
大多数动物都是以种群方式生存的，种群的信号传输系统要比个体的复杂得多，传输效率和难度也比个体的复杂，种群的信号传输系统为：
状态1—信号—发送者（编码，即信号转换）—接收者（解码，信号转换）—行动—状态2
在这种模式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发送者和接收者在传输中需要意义约定，约定的实现需要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一定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就动物种群来说，它们的种群信号传输系统中的意义约定是种群成员之间和种群与环境之间长期博弈形成的，博弈过程既是一种学习约定过程，也是一种约定记忆过程。
人是一种特殊的以种群方式生存的高级动物，其特殊和高级表现在其特殊的信号传输博弈系统方面。人类种群的信号传输系统和动物种群的信号传输系统类似，所不同的是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加了一个实现约定、放大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技术系统，这个系统经历了语言、图画和文字技术的完善，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其功能又被机器所放大，逐渐从信号传输链发展到信号传输网络，当人们找到人机信息转换的0、1数字模式后，这个系统正在被智能化的机器所连接，逐渐把人的种群信号传输博弈系统扩展为人、机、物相连的互联网，目前的互联网已将人类带入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信号传输系统博弈模式。
综上所述，人类漫长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始终围绕着改善自己的信号传输能力而展开，通过控制人类信号传输系统，达到控制人的劳动，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之前的农业社会以文字技术为基础提高了其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的传输效率，形成了适合自己生产方式的邮寄传输系统，纸为信息主要载体，文字为信息主要表现形式，驱动信息传输的能量主要是人力和兽力。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发明机器，在人类信号传输系统方面实现了许多突破，如改变了驱动信息传输的能量形式，早期采用了火车、轮船和汽车等方式，后来，采用了电信号，电信号的信息载体由文字转化为代码，信息传输媒介变为导体，信息驱动依靠电能。随着科技进步，信息载体逐渐变为声音、图像、视频，信息传输能量采用电和电磁波，致使电报、电话和无线电被普遍使用，这些已被证明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循环效率，提高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功能。
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技术出现重大突破，信息载体转为0、1数字形式的数据，这种数据实现了两个重要信号功能：人机互联和机机互联。机机互联通过光纤和电磁波的连接方式，形成了复杂的互联网，互联网实现了信息在网络里的自由流动，人机互联通过机机互联的网络，实现了人人互联，这些互联构成了以数据为主要资源的高效信号传输，数据在信号传输系统的流动，改变着资本循环方式，提高了资本循环效率，变革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货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G—W…P…W′—G′，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其所代表的实物循环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劳动力再生产消费的基本物品和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循环，被西方马克思研究学者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耐用品和城市环境也纳入这一循环，被称为资本的第二循环，在当今社会，科技创新和服务也被纳入了资本循环，称为资本的第三循环。有关资本三种循环的分析与“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系统及批判思考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将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扩展到了环境和科技等方面。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以数据和网络方式传输信号的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需要，成为目前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沿，这些技术正在提高和改善着世界性资本循环的效率。反过来资本也在加速把数据、网络、人工智能和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纳入自己的循环过程中，用于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
四、数字资本与资本主义垄断方式的新变化
在自然界中，对于一个动物种群，它们演化出的信号传输系统决定着整个种群的生死存亡，种群间的生存斗争是一种维护信号传输有效性和破坏其有效性的斗争，动物种群高效生存策略就是破坏和控制其对手的信号传输系统。资本和资本循环也离不开这一逻辑，追求控制和垄断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
英国18世纪产业革命后，利用其机器技术，既建立了机器生产系统，又建立了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邮政信息传输系统。20世纪初，英国建立了全球海底电缆网络和短波无线通信系统，其目的是巩固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垄断地位。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围绕英国的垄断地位展开了激烈争夺。美国通过技术、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不断削弱英国对世界通信传输系统的控制，获得了对信号、情报、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导权。二战期间，美国在英国主导的世界通信系统外，建立了一个由军方控制的全球性通信网络。二战后，以此网络为基础，美国逐渐从英国人手中接管了国际电信主导权，开始与苏联争夺国际通信主导权，争夺的焦点是卫星通信传输技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垄断资本优势，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高度垄断的端对端的全球卫星网络，导致了1964年它拥有50.1%的所有权份额和具有永久否决权的国际卫星通信组织的产生，负责协调无线电频率使用和分配全球同步卫星轨道，服务于美国利益，阻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竞争性卫星系统。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逐渐失去了对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控制权，为此，美国解体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设计出更具垄断性的互联网控制方式。
互联网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的技术和智能能力，它使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获得类人智能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又让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连接为网络，通过网络提升计算机的学习和记忆功能，把各种局域网连接为更大的网络集合体。为了让人们更便捷和网络集合体连接，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手机和各种接入终端上，人与人的互动逐渐通过机器与网络媒介互联，互联后的人与人互动形成的海量数据，被互联网记录、分析和储存，使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无法离开这些数据，致使互联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数字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传输动力学重新建构资本主义，以更大的资本、更隐蔽的垄断方式，全方位将人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及其演化的产物纳入垄断资本控制范围之内。
数据对人而言，是可以存储在网络，可在网络中传输的0、1计算意义，它可以计算出支持流通的货币意义，计算出支持旅行的地图意义，计算出支持生产和分配的流程意义，也可以计算出一个虚拟的环境意义，这些是人通过自己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构建出的脱离了真实存在世界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承担着我们的语言、文字、图片等类似功能，支撑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提高我们从现实世界获取的能力。当今的数据和网络不断提升人的信号传输系统效率，以应对生存环境中的各种随机事件，提高人从大自然中获取和加工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扩大人在虚拟生存环境中的各种智力训练、知识创新和精神愉悦享受。数字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的推进是有进步意义的，关键是它无法改变资本的运行规则，不断走向高额垄断资本，强化对数据和互联网的控制，使人类赖以生存的信号传输系统全面被异化。人从信号传输系统演化出的肢体行为和脑行为能力（机器和机器智能），不完全为人类的生存幸福服务，而被强制服务于资本的剥削。按照资本逻辑建构数据和网络，使数据和网络成为剥削人的全部生存能力的工具。数字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所指的工业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要精致得多，它不仅仅表现在人的劳动上，而且表现在人的全部社会生活过程中，因而更具有隐蔽性，更具有强制性和奴役性。像美国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微软等数字垄断企业，它们通过货币和数据运营，以免费的方式服务用户，免费后面是大量用户个人信息数据的强制性收集，收集到的数据成为它们运营的主要资本，通过这些数据资本，开发永久性反馈循环算法，提供优化服务和流程，探知用户体验价值，根据用户体验价值数据定向发出广告和垄断价格产品，获取高额利润。这看似距离我们劳动很远，实质上是通过控制我们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中的数据和网络，不断转移劳动财富。
基于人类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分析数字资本主义，会对资本主义有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从控制生产资料、金融货币，到今天的控制数据和网络，其本质都是在异化人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以垄断方式，实现资本的高额回报，只是异化更普遍，垄断更隐蔽，让人生活在一个充满虚幻自由和民主的数据和网络虚拟世界中，好像逃脱了自己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对自己劳动的剥夺，实际又进入了一种数据资本对劳动和人的全部日常生活的剥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并不像美国所标榜的是民主的产物，是为实现社会公正由社会草根所推动的，它一开始就是为满足美国军事和垄断企业需求，由美国金融资本、风险投资资本、网络企业资本、政府、基金、智库等联合投入，经美国政府和垄断企业利益博弈而建构的，目的是为本国垄断资本建立一个开放贸易和跨国资本流动的平台，巩固本国资本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垄断地位，剥削全世界劳动者的劳动，这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化逻辑本质。
作者信息
韩永进，1962年生，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天津市科学技术与社会重点基地主任。
来源
文章原载：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逻辑，《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