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古人争道抢行考
《天龙八部》第十五回“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讲到丐帮内部生变，而帮主乔峰处事公道，没有轻信姑苏慕容杀害江湖好汉的传闻，并讲了自己见到的事：慕容复手下的风波恶与乡下挑粪人在过窄桥时两不相让，为争一口气，竟在桥上对峙了一夜;但就算被乡下人泼粪，风波恶亦未借武功报复。王培军先生以为，此系金庸据曾国藩所言《挺经》第一条改写的（《<天龙八部>中的故典来历》，《南方都市报》2016年11月7日）。
王君行文尚简，仅指示出处，我不惮繁琐，还是引一下原文，见《庚子西狩丛谈》卷四，系出李鸿章的转述：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
这个故事，一般人注意的自然是双方斗气的耐心，但故事的源起，实在于争道。可以想象，其所争之道，必是少有行人的所在，而小地方尚且如此相争，更何况是红尘万丈之处呢？要知道，古时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车水马龙，多凭自觉，故争道抢行的事，自然是免不了的。

《庚子西狩丛谈》〔清〕吴 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關于古代争道抢行的情形，或无专门记载，但至少在古人诗文里，亦零星可见。比如，陆游词《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
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元代何中诗《新淦畈步作》：
隔县贩人争野路，迎年姹女试新衣。（此据《元诗别裁集》卷六）
明代沈周《京僧谣》：
阊阖骑过争道强，欲抛父母弃农桑。（此据《沈周集·石田稿》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这些还算是日常性的争道。如果赶上特殊节日，争道更会成了街市一景。试看杜甫诗《清明》：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
又白居易诗《劝酒》：
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紫车争路行。
又韦蟾诗《壬申岁寒食》：
四野杯盘争道路，千门花月暗经历。（此据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三首诗写的都是唐代寒食清明之际的风气—跟我们如今清明节扫墓塞车的情形很是相像。而且当时民众出游，意不止于扫墓，更兼踏青等各种玩耍，所以争道的程度想必更甚于今了。
还有，阮籍诗《咏怀》之三十五有这样几句：
天附路殊绝（一作“天路皆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旁。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

《春秋谷梁传》，明朱墨蓝绿四色套印本
意思大约是天路宽广，何必在凡俗的路上与人相争呢？虽说的是神仙界的事，却也投射了人世间的意念。
需要说明，古时并非完全没有交通规则。王子今先生指出，唐宋时已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规条，并公布于交通要冲，而特别重要的是“贱避贵”一条（《中国古代交通法规的“贱避贵”原则》，《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中国古代的路权问题》，《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所谓“贱避贵”，即豪贵优先，官宦优先。而这个规则其实是自古已然，并非唐宋才有，只是未必形诸布告而已。
《谷梁传》成公五年有个野史：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尊下车而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按：《水经注》卷四“又南出龙门口，汾水从东来注之”一条引此）
伯尊，即伯宗，是晋国大夫，有贤名，他在赴晋君之招时，路遇驾车者不避让，想让手下鞭打那个人。论身份，伯尊为贵，打了那人也无话可说;但伯尊听那人话里有话，特意下车以示客气，并“由忠问焉”，即由衷请教，那人遂指点伯尊如何应对梁山崩塌的灾难。所谓“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正体现出“贱避贵”的规则。
《南史·王融传》有段轶事：
行遇朱雀桁开，路人填塞，乃搥车壁曰：“车中乃可无七尺，车前岂可乏八驺！”
王融是才子，但趋慕荣华，史称他“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朱雀桁，即著名的朱雀桥，是淮水上的浮桥，因位于古南京城的朱雀门外而得名。为了让舟船通过，朱雀桥有时需要断开，此时就很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而王融说“车中乃可无七尺，车前岂可乏八驺”，当是感叹自己官还不够大，车的规格还不够高，不足以让行人避道，有点“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意思。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载薛怀义事：

《顺宗实录》，〔唐〕韩愈撰，清道光木刻本
出入乘御马，宦者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
薛怀义是武则天的面首，虽无正式官员身份，但凭着“乘御马”的特殊待遇，足以横行一时，当者辟易。这是“贱避贵”规则的极大化，已近于野蛮的“丛林法则”了。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又有个轶闻：
黄?儿矮陋机惠，玄宗常凭之行，问外间事，动有锡赍，号曰肉杌。一日入迟，上怪之，对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贼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因下阶叩头。上曰：“外无奏，汝无惧。”复凭之。有顷，京尹上表论，上即叱出，令杖杀焉。
这位黄?儿身份不详，但必甚低微，故虽受皇帝宠爱，亦无资格与官员争先。而唐玄宗对他始似宽宏，终归冷酷，意味着若无奏章，即事情未公开，则不妨当作无事，但既有检举，为维持朝廷体制，就必须将他处死。此事最足以体现“贱避贵”规则的严肃性。
不过，“贱避贵”规则当然有其限度，它只能解决身份高下有别者之间的问题，却不足以解决身份旗鼓相当者之间的问题。若地位同等或接近，如官僚之间无统属关系者，就易生纠纷，需要更细致的规则。
《初学记》卷第十二“御史中丞”条引东晋孙盛《魏氏春秋》：
故事：御史中丞与洛阳令相遇，则分路而行。以丞多逐捕，不欲稽留。

《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魏氏春秋》专门记载曹魏时事，这个“故事”似指东汉旧制而言。论地位，东汉的洛阳令即首都的第一把手，御史中丞当在其下;但御史中丞负责纠察官僚系统，身份特殊，故特许其与洛阳令“分路而行”，即在路上相遇也不必避让。
韩愈《顺宗实录》卷一载唐顺宗时事：
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实遇传御史王播于道，故事：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实不肯避，导骑如故，播诘让导骑者，实怒，遂奏播为三原令。廷诟之。
京兆尹即长安市长，亦如汉代的洛阳令，实权特重，故李实不但不给御史王播让道，甚至倒打一耙，让王播丢了官。但由这段记载可知，按“故事”，本来是有“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的惯例。
又《旧唐书·温造传》载唐文宗时事：
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造又捉其从人。当时缘不上闻，所以暴犯益甚……”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祗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按：同时又见《新唐书·温造传》。又元代朱礼《汉唐事笺》后集卷二“台谏”条有云：“……元褒劾御史中丞温造恚补阙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帝为之诏：台官、供奉官听先后行。”即援据此事）
温造不是坏官，但意气太盛，时任御史中丞，遇到级别低于他的官员不愿让道就鞭挞其随从，遂为谏官弹劾。谏官的理由之一是“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即当时有惯例，除了遇见宰相之外，其他官员之间不必让道。结果皇帝裁决，双方都不得体，以后应“听先后而行”，即依本来先后而行，互相不必让道。
当然，制度总赶不上形势，现实里必有规则不能覆盖之时，则抢先与否，谦让与否，终亦取决于个人。若官员能严于自律，主动避让，则可谓美德了。
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即可归入美德者之列。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蔺相如因在出使时折服秦王，论功行赏，排位反在老将廉颇之上，但他为顾全大局，不欲与廉颇交恶，故乘车相遇时总是有意避让。当然，这是他的政治家气度使然，已超出一般的礼让范畴。

《唐国史补》，明代汲古阁毛晋刻本
两汉之际的冯异可算有美德的典型了。据《后汉书·冯异传》：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
冯异是东汉的开国名将，排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七，他为人不争功，“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故有“大树将军”之称。军功亦不争，行车先后更不在话下，难怪他每每“引车避道”了。
又唐代王梵志有诗：
逢人须敛手，避道莫前盪。
忽若相冲者，他强必自伤。
盪，即冲（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这是告诫普通人在行路时应主动避让，免得遇上豪贵，反倒自己吃亏。
可是，像蔺相如、冯异那样的有德者毕竟是少数，有权势而自我膨胀者多矣，若相遇的双方都是一个德性，都想凭着“卑鄙者的通行证”抢先，就很容易引发冲突。一旦如此，小焉者结下私人仇怨，大焉者更触发政治灾难，史上亦不乏其例。
《汉书·霍光传》载西汉事：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按：霍光之妻霍显）等始知忧。
霍光将汉宣帝扶上皇位，位极人臣，至其身后，子侄仍各占要津;魏相跟霍光本有宿怨，而以御史大夫加“给事中”之衔，却也是皇帝特别亲近的重臣。此时霍、魏两家争道，霍家更打上门去，虽一时占了上风，却成了霍氏灭门的伏线，岂不重哉！
最有名的应数唐代杨贵妃家族的例子。《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记天宝十年事：
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从者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数鞭。公主泣诉于上，上为之杖杀杨氏奴。明日，免昌裔宫，不听朝谒。（按：同时又见《旧唐书·后妃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杨太真外传》上）
广平公主，又作广宁公主，唐玄宗之女。这是说杨贵妃家族与广平公主争道，杨氏家奴对公主、驸马竟也一样动粗，结果唐玄宗只是各打五十大板，明显偏帮杨氏，可见杨氏当时的气焰。可是，杨氏家族后来成了安史之乱的替罪羊，这未尝不是前因。附带说一下，苏轼诗《虢国夫人夜游图》开头几句是：
佳人自鞚玉花骢，翩如驚燕蹋飞龙。金鞭争道宝钗落，何人先入明光宫。
“金鞭争道”云云，恐怕就是由杨家与公主争道一事而来的吧。
又《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七载唐僖宗时事：
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己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于通衢，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
天威都头所领是中央军，而凤翔节度使是地方实力派，双方争道，引发后者反叛。中央方面虽赢得了胜利，但后来击杀李昌符的李茂贞却也成了脱离朝廷节制的势力，等于是因一次争道触发了军政的瓦解。
不过，据我所知，由争道引发最大政治危机的，当数日本中古史之例。平安时代末期，大权在握的平氏家族日渐跋扈，平清盛之孙平资盛与当时的摄政（代理天皇执政的最高职官）争道时吃了亏;随后，因平清盛授意，平家对摄政做了报复，由此拉开了天皇与源氏联合对抗平氏的局面。一次意外的争道事件，竟成了平氏覆灭的开始，“变成了导致乱世的根源”（事见《平家物语》第一卷第十一节，此据郑清茂译注本，译林出版社2017年）。争道为害之烈，恐怕无逾于此了，以事涉域外，兹不详述。
以今日交通情形例之，争道抢行，实为俗事，但有意思的是，这桩俗事不仅顺理成章地影响了政治史，更出人意表地在文化史和艺术史上也留下了奇特的痕迹。
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按：“公主担夫争路”一句，《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张旭”条、《说郛》卷二载《书断》卷三“张旭条”引《唐国史补》皆作“公主与担夫争路”）
又《新唐书·张旭传》：
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
张旭，即“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草圣”，他自称因“公主担夫争路”而领悟书法妙谛，是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历来聚讼纷纭。所谓“公主担夫争路”，就其字面来说，苏轼解为“担夫与公主争路”，黄庭坚解为“公主家担夫争道”，近人有指“公主担夫争路”的“公主”是“公出”之讹的，有将“争道”解为“争博局之道”的，还有认为是抬“担子”（轿子）的“担夫”与“行人”争路的（见陈志平《张旭悟笔因缘考辨》，《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而照我看，“公主担夫争路”解为“公主与担夫争路”并无问题，唯就情理来说，这只行文简省，非指公主一人与担夫争道，而是指公主一行与担夫争道。
其实此案真正难解的，不是谁与谁争道的问题，而是张旭如何由争道体会书艺的问题。古今论书法史者，多将张旭所悟比附于具体的用笔技巧，如谓“公主之担夫争路时一种轻捷平衡之动作，殊与草书运笔一种寓平正于险绝之意趣相通”之类（参陈志平《张旭悟笔因缘考辨》）。但以现代观点来看，张旭的话亦真亦不尽真，不必全盘接受，即便信其为真，亦不必落实到书法的细节里。我以为，争道不过是一个触媒，真正决定性的是张旭对书艺的专注，他对于书法之道念兹在兹，精神贯注之下，事事皆能触发，处处或有会心，这才是他“得笔法之意”的关键。而由此传说，至少透露出两重意味：艺术的顿悟，不能仅于艺术本身求之，更须求之外缘，犹陆游所谓“功夫在诗外”之意，此其一;最雅之艺，亦可于最俗之事中得之，犹《庄子》所谓“道在瓦溺”之意，此其二。
这样看来，张旭这桩掌故，想必是中国交通史上最文雅的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