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起源问题的研究综述

陈杨子 | 元培学院

摘  要  音乐心理学起源于19世纪，其中音乐进化的起源一直是音乐心理学研究者的重点研究方向，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定论，一直以来解释音乐起源的理论可以分为音乐适应论假说和音乐非适应论假说，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科学家们又通过研究音乐的人类特殊性、音乐的遗传及获得问题和音乐与人类其他属性的关系开展研究，并在研究中应用了实验法、脑成像、动物研究等方法，体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未来研究应开拓研究领域，凭借现代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音乐起源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音乐起源 音乐适应论 音乐非适应论 音乐心理学

一

前言

1.1 学科背景

音乐是人类复杂、独特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而音乐心理学（Music Psychology）是一门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音乐行为的学科，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63年德国人H. L. F. Helmholtz编写的《论乐音感觉》（On the Sensations of Tone），该著作研究了若干音乐现象的生理和物理学基础，为音乐心理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音乐心理学正式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受科学心理学发展壮大影响，众多科学家将心理学与音乐实践相结合，使用实验、观测等方法探究人类在参与音乐活动时的复杂心理现象，如“音乐心理学之父”Seashore（1919）出版的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被认为是第一本音乐心理学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后期，音乐心理学走向繁荣壮大，彼时的音乐心理学对音乐才能、音乐表演、音乐欣赏、音乐审美以及与音乐相关的生理反应做出了集中探究，涌现了一批音乐心理学的著作，如Hodges（1980）编写的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Deutsch（1982）主编的The psychology of music以及Hargreaves和North（1997）的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usic 等等。

20世纪末21世纪初，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和计算机、脑成像等技术的使用促进了音乐心理学的成熟，各学科交叉、融合更为深入，音乐与记忆、语言、心理治疗以及认知神经等领域的结合体现了音乐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同时西方出现了一些音乐心理学的刊物，如Psychology of Music (1973), Psychomusicology: Music, Mind and Brain (1981), Music Perception (1983)等，体现了音乐心理学学术影响力的不断增强。

音乐的起源与进化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达尔文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探究音乐的发源，Science创刊125周年之际，更是将“语言和音乐演化的根源是什么”作为未来人类社会最具挑战性的125个科学问题之一，说明音乐的起源问题在学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对音乐起源、演化机制的研究无疑会为理解人类进化与音乐机能提供更加开阔的视角。

1.2 流派溯源

关于音乐进化的起源，早在达尔文时期就有争论，但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音乐起源问题才重新兴起，21世纪初至今，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音乐起源问题再度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纵观历史中对于音乐起源及其进化问题的讨论，本文将众多理论分为音乐适应论和音乐非适应论进行综述。

1.2.1音乐适应论

音乐适应论最早由Darwin（1871）提出，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Darwin认为音乐的诞生源于自然选择，具有其生物学基础和生存获益（survival advantages）。后世的音乐适应论者支持Darwin音乐的生物学起源理论，认为音乐的起源进化具有适应环境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如下假说：性选择、社会协作、母婴联结（Fitch, 2006; Kleinman, 2015; Patel, 2008）、节奏适应（Wang, 2015）以及记忆机制。

按照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音乐能力（如鼓点、优美的歌声）代表健康的个体和高水平的性吸引力，有利于让个体在求偶中获胜，因此音乐的现实意义在于吸引配偶、取得交配机会从而让基因得以遗传（Darwin, 1871; Miller, 2000）。考虑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具有音乐才能的个体貌似相比于普通个体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但是根据Daniel等人的研究（1985），在15项关于理想配偶的要素中，与音乐相关的特质被男性列为第14位，被女性列为第15位，一定程度上证明音乐才能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很大可能被夸大了，Patel（2008）也发现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音乐能力是求偶成功的必要条件，说明了性选择假说的漏洞所在。

社会协作理论强调社会整合和社会凝聚力，认为音乐有利于促进团体内部的交流，使个体通过团体协作更好地适应环境，保证种族延续（Brown, 2000; Dissanayake, 2000；Iversen, 2016）。关于该理论的许多研究从音乐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着手，讨论音乐的社会功能，如Mithen（2005）发现音乐可以诱发相同的情绪，从而提高群体凝聚力，在此基础之上Wiltermuth和Heath（2009）发现音乐小组活动能够提高群组在非音乐活动上的成绩水平，为社会协作假说提供了支持。然而该假说仍存在不足，比如其无法解释音乐对于其他没有构成社会的物种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Wang, 2015）。

母婴联结理论由 Dissanayake（2000）提出，该假说认为音乐在母婴关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建立母婴间的情感联系（Trehub, 2003）。由于成长初期的婴儿需要与母亲之间爱和情感的交流，恰好音乐是爱和情感的有效交流手段，如有研究表明不足周岁的婴儿会因为爱的缺失而夭折（Farb, 1978; Montagu, 1977&1978; Matson, 1979），而母亲的歌唱具有适应性功能、能有效地抚慰婴儿（Trehub, 2000&2003）。母婴联结假说是社会协作假说的变体，虽然其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但是介于该假说无法推广到其他物种，同时Patel（2008）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歌唱抑或音乐对于个体的正常发展是必需的，如果音乐在婴儿阶段的介入有利于培养社会和母婴联结，那么便会与自闭症儿童对于音乐认知的敏感性产生矛盾。

节奏适应（rhythm adaption）理论在母婴联结、社会协作、性选择等假说之上发展而来（Wang, 2015），更加强调音乐起源的生理学基础——与节奏相关的奖赏系统。根据Patrick等人（2015）的研究，内在的节奏感是人类先天共有的本能之一，这种节奏感可能附属于动物对内外节律性事件知觉、加工和同步化的过程（如人类的祖先如果不能把握运动节奏就无法完成基本的生存活动，因此节奏能力是生存、求偶等基本活动的基础），所以节奏有关的奖赏可能与食物、性满足一样属于初级奖赏（Sescousse, Cald, Segura& Dreher, 2013），进而先天的节奏感演变为体系化的音乐能力。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学以及动物研究发现，在人猿还未完全分化时，大猩猩已经出现了类似现代打击乐的行为（Fitch, 2009），该发现虽然印证了节奏感起源上的古老性，但是大猩猩具有制造打击节奏的能力却没有发展出音乐行为的事实对于节奏适应假说提出了挑战。

1.2.2音乐非适应论

以Darwin为代表的音乐适应论者倾向于从生物学意义上解释音乐的起源和进化，而音乐非适应论者认为：音乐只是听觉加工或者语言的副产品，并没有独特的生物学意义。和音乐适应论一样，音乐非适应论也衍生出若干种假说。

音乐非适应论最早可以追溯到James（1890）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音乐只不过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附属品，受其观点影响，Pinker（2007）认为：“音乐无用”，音乐的起源是动机系统适应性发展的结果，在体验相关信号（如旋律、鼓点）时，动机系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音乐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人类生活方式也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Patel（2008，2010）同为音乐非适应论者，对Pinker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音乐无用”只是对于个体成长而言成立，但是考虑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音乐仍有其生物学意义，因为在音乐被发明并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其对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情绪体验以及审美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虽然不存在专门用于音乐加工的特定脑区，但是由于对音乐的处理加工也涉及并影响对语言、注意等功能，其仍有生理意义上的功能。

Altenmller、Kopiez和Grewe（2013）综合了前人音乐非适应论的观点，提出了音乐的混合起源说。该假说认为，最初的音乐源于社会性群居过程中共有的情感信号或声音交流（acoustic communication）系统，强烈的情绪表达诱发生理反应，随后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发展为主观的审美体验，所以音乐源于人类发展初期，但直到晚期才演变进化为成熟的系统性音乐。不过音乐非适应论存在着共同的不足：缺乏考古学发现和数据支撑，无法通过缺乏音乐体验个体的对照研究得到严谨的结论，且在关于其他物种音乐行为的研究中无法得到支持。

时至今日，缘于音乐的复杂性，音乐起源的解释并未得出定论，关于音乐起源的新理论也在不断被提出，如Livingstone和Thompson（2009）的情感投入（affective engagement）理论、Panksepp（2009）强调音乐与社会情绪的脑区之间联结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认识音乐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在音乐进化的起源问题上音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的争论也远未结束。

二

研究视角

音乐适应论和音乐非适应论的争论体现了音乐起源问题上流派的多样化特点，各个流派的研究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音乐是否是人类特有的现象？音乐性是遗传的还是获得的？音乐能力与人类其他属性（如情绪、语言的关系）是什么？

2.1 音乐的人类特殊性

关于音乐的人类特殊性研究由来已久，因为如果其他物种中也存在着音乐现象，那么就说明音乐的起源可能早于人类的形成，从而对于音乐的起源问题有更加清晰地认识，而在人和其他动物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从节奏、音高、情绪等角度展开讨论。

2.1.1 音高的人类特殊性

Hauser和McDermott（2003）认为其他物种中发现的类似音乐能力的现象只能被视作是其他认知系统的功能，而非和人类社会中一样的音乐现象，Fitch（2006）则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鸟类、鲸鱼等动物的“歌声”与人类音乐有潜在的同质性。有关于动物的研究表明，鸟类（Hulse&Page, 1988; Weisman, Njegovan, Williams, Cohen & Sturdy, 2004）和猴子（Brosch, Oshurkova, Bucks & Scheich, 2002; D’Amato & Salmon, 1984）可以识别绝对音高，但普遍缺乏相对音高能力，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关于恒河猴的研究表明能在音高发生跨越八度的变化时动物能够识别出旋律（Wright et al., 2000），而其他动物只有经过大量训练才能使用相对音高判断某个音乐序列的高低方向，但是当新的目标刺激不在训练的音高范围时，动物就无法分辨音乐高低了（Brosch, Selezneva, Bucks & Scheich, 2004）。但该观点在近年来不断得到挑战，比如在Yin（2010）等人的研究中，雪貂经过训练既可以分辨音高方向，也能将相对音高策略应用于新的刺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和前人研究结果相矛盾的发现，有研究者解释可能是由于刺激的不同造成的。

2.1.2 节奏的人类特殊性

节奏方面，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类个体也普遍具有跟随音乐打拍子的能力（Ravignani, Delgado & Kirby, 2017），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其他物种中也存在着对于节拍的感知和模仿能力，比如Patel等人的研究显示出凤头鹦鹉也有着随着节奏变换同步化的能力，能够自发地调整节奏以适应节拍，且亚洲象也被发现具有和人类相似的节拍同步能力（Patel & Iversen, 2006; Schachner et al., 2009）。但是也有研究显现出不一样的结果：Zarco等人（2009）发现猴子即使经过训练也无法具备和人类一样的节奏模仿能力，关于其他动物如海狮的研究也证明了动物与人类节奏学习过程中的脑机制存在差异（Lewis & Van Essen, 2000）。关于不同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关于人类节奏能力特殊性的问题，Altenmller等人（2013）认为这是由于人类和动物的情感系统差异造成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共同分享产生强烈情感体验的系统，但是人类关于音乐或节奏的“审美情绪”（aesthetic emotions）系统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审美情绪”让人类具有比其他动物更加稳定的音乐能力，部分验证了音乐的人类特殊性。

2.1.3 情绪的人类特殊性

承接上文关于情绪系统的讨论，众多研究者对于人类和不同动物在音乐对情绪影响的话题上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有研究发现，无论是音乐家还是非音乐家（non-musician）都能对特定的音乐类型做出一致性的情绪反应（Bresin & Friberg, 2011; Gomez & Danuser, 2007），Zimmermann等人（2013）也发现在面对激昂和舒缓的音乐内容时动物会和人类产生相似的唤醒反应，不过不同的动物在情绪方面的反应有所不同，如狒狒母亲能够分辨出孩子联系性的叫声，但是难以辨别其负面的叫声（Rendall et al., 2009），且动物在面对不同情绪风格的人类音乐时反应并没有显著差异——McDermott和Hauser（2007）在对比猴子对于莫扎特作品和安静环境的反应时发现猴子更偏爱安静环境，由此他们做出猴子对音乐不感兴趣的结论，对于这种存在矛盾的结论，研究者们针对目前研究提出了质疑：在没有区别物种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动物使用人类定义的音乐类型进行简单刺激和对比实验是非常草率的，由此得到 “动物对于音乐不感兴趣”的结论也并不严谨，而应该做出不同物种间对于音乐定义的区分，研究也证明了当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音乐”之后，动物能够对于不同类型的音乐产生相应情绪反应（Snowdon et al., 2015）。

综上所述，结合目前关于音乐的人类特殊性研究可见，动物在音高和节奏方面并不具有人类的音乐能力，但是在对音乐的情绪反应方面，人类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2.2 音乐的遗传论和习得论

由以上关于音乐的人类特殊性的讨论可知，从进化的角度解释人类的音乐性是合理的，因此人音乐能力的某些方面会受到遗传的调控，那么我们就面临这样的问题：音乐性是遗传的还是获得的？

2.2.1 音乐遗传论

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提出了音乐能力遗传而来的理论（Bentley, 1957; Kwalwasser, 1955; Schoen, 1949），并在后续的研究中提出了如下证据：第一，Galton（1869）和Mjoen（1926）研究发现以音乐家为样本时，父母表现出来的音乐行为越显著，孩子的音乐禀赋越高，在相关分析中也发现父母与孩子在测验中取得的音乐成绩呈高低不等的相关（Shuter, 1964&1966）；第二，在诸多双生子研究中，音乐能力都呈现较高相关（Coon & Cavey, 1989; Stafford, 1955&1975）；第三，Tan（2014）等人在综述了大量研究之后发现各种音乐能力可能都与相应的基因表达相关，如音高知觉与4p14-13染色体和4p15-q24染色体相关（Oikkonen et al., 2015），节奏知觉与4p15-q24染色体以及12q14.2染色体相关（Oikkonen et al., 2015; Ukkola et al., 2009）；第四，“音乐脑区”的发现如绝对音高和颞平面之间的关系（Keenan et al., 2001; Zatorre et al., 1998）验证了音乐能力与解剖学意义上脑结构之间关系的假设。

2.2.2 音乐习得论

反对音乐能力遗传论的研究者们大多着眼于练习与音乐能力之间的关系，且已有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练习对音乐能力产生影响的假设，如Andrews和Diehl（1970）的研究发现训练有助于改进对于音高的辨别能力，也有并不十分成熟的研究表明在标准化的音乐测验中，训练对于测验分数的提高有显著效果（Holmstrom, 1963），但是考虑到练习对于音乐能力的作用具有延迟效应，即音乐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才能获得，且不同实验、不同被试实践的训练任务本就不一致，因此音乐习得论难以通过实验严格地证明。

2.2.3 音乐遗传论与习得论的解决

既然如果仅仅使用音乐遗传论或音乐习得论难以解释音乐的起源，那么解决这种分歧的较好方案就是将两种假说结合起来，即和很多心理特质一样，音乐能力既受遗传因素影响也受环境因素影响，Bodman（1944）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音乐能力……只能是环境影响和个体遗传两者结合的产物。”

2.3 音乐能力与人类其他属性的关系

要探究音乐的起源，还有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从音乐与人类其他属性之间的关系入手，例如语言和情绪等等。音乐与其他属性之间关联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音乐的加工认知过程，从而推进对于音乐起源问题的研究。

2.3.1 音乐与语言

在人类的众多认知能力中，语言是与音乐关联最为密切的能力之一，且其被用来作为音乐的对比研究对象的次数在当代音乐心理学研究中最为频繁。Mamullen和Saffran（2004）认为，语言和音乐有着相似的结构、两者都是即兴组织，在以同样方式接触音乐和语言时，初级听觉皮层同时得到激活，而且对旋律和词语的加工都可以激活颞横回、颞平面和前颞叶（Besson & Schon, 2001）。更有脑磁研究表明，布洛卡区作为重要的语言中枢，人类在察觉到和声序列中的和弦跑调时会激活布洛卡区和右半球对应脑区（杜醒，南云，周晓林，2009），共同说明了音乐和语言加工在脑机制上的共通性。除了探索音乐和语言加工机制的共同性之外，也有科学家将音乐对于语言习得的功能作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Masataka（2008）综述并对比了音乐和语言起源上的研究，得到音乐在人类的认知能力中扮演“交流系统”的角色、成为“旋律性原始母语”（prosodic protolanguage）的结论。近年来，音乐意义的跨文化研究也逐渐兴起，如在以泰国人和英国人为对象的PET研究中，泰国语歌只激活了泰国被试的左前岛盖，而英国被试对此反应不显著（Besson & Schon, 2001），验证了音乐意义的认知存在跨文化差异，且音乐与语言的加工过程中分离性特点的存在。

综合来看，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模块化（modularity）观点和资源共享框架（resource-sharing framework）观点。前者认为，尽管语言和音乐在功能上存在联结，但加工过程仍分属不同的认知模块，二者存在诸多差异（Peretz, 2009）；后者认为，尽管语言和音乐有着明显区别，但个体在对两者进行表征时仍使用的是普遍的加工手段（Patel, 2003, 2008, 2012 & 2013）。而目前音乐与语言的相关问题主要侧重以下方面：通过大脑听皮层的细化研究区分加工脑机制的关联、音乐训练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如母婴联结理论的相关研究）、区分音调语言和非音调语言以明确音乐和语言的潜在联系和区别，一众比较研究为后世研究者们提供了对于音乐进化演变的新视角。虽然我们还不能对音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做出定论，但是音乐与语言加工的共享性或分离性为我们指出：音乐和语言之间究竟何者是何者的附属品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对“原始母语”假说的验证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2.3.2音乐与情绪

前文已经提到音乐对于情绪影响的人类特殊性研究，而现今音乐对情绪的影响的演技主流仍然是音乐对于人类情绪的诱发及其神经认知机制的相关研究。行为研究方面，音高、不谐和音、节拍的因素均会影响情绪的唤醒，乐调（如平静的、悲伤的、激昂的）则会影响情绪的效价（Kanster & Crowder, 1990），根据听众对于其经验中既定音乐结构的理解，其对于乐段节奏、音高的预期也会影响情绪，比如当预期的实现与现实相违背时，预期就会成为影响情绪诱发的主要因素（Meyer LB, 1956）。脑成像研究方面，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成熟，目前音乐与情绪脑机制相关的研究大多都使用fMRI来进行，Mitterschiffthaler（2007）发现音乐涉及情绪的加工位于腹背侧纹状体，腹背侧纹状体同样在运动和奖赏体验中起作用，由此可见在音乐的情绪加工中边缘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加之边缘系统在进化上属于旧皮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音乐起源在进化过程中的古老性，为音乐适应论提供了论据。临床研究方面，音乐的情绪加工研究主要关注对于音乐性失语症（amusia，也称“失歌症”）的研究，Peretz（1998）等人考察了一位遭受脑损伤的病人，发现音乐的情绪加工和音乐的本身认知分属不同脑区，后续研究也表明杏仁核损伤的病人拥有正常的音乐认知能力，难以对音乐进行恐惧、悲伤的加工，通过病理研究体现了杏仁核（边缘系统）在音乐情绪加工中的独特性。音乐与情绪的研究结合起来体现了音乐的加工伴随着人类最基本的特质——情绪，表明了音乐产生的古老性和复杂性，部分契合Patel等人的音乐非适应论假说。

2.3.3音乐与社会文化特质

除了音乐与语言、情绪的相关研究外，其他领域与音乐能力属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如下：音乐和智力之间存在中等水平或高水平的相关（Phillips, 1976; Gordon, 1968）；音乐能力在种族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大部分是缘于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Drake, 1957;Woods & Martin, 1943）；关于其他艺术能力，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音乐能力与其他艺术能力（如绘画）之间的关系极低甚至无关系（Strong, 1959）。纵观音乐与社会文化特质之间关联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研究者得到的结论常常是不同的，第一是受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的影响，不同国家、种族、个体间存在着显著的音乐能力差异，导致音乐难以用标准化的方式考察，第二是在众多音乐心理学研究中被试常被分为音乐人（musician）和非音乐人（nonmusician），但实际上后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因为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都或多或少受到音乐的熏陶，因此要找到“非音乐人”是基本不可能的，这就使在进行相关实验时难以非常严谨地控制混淆变量，使得通过音乐的社会属性验证音乐非适应论等假说变得比较困难。

三

研究方法与范式

音乐起源问题的研究方法大多为音乐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的普遍方法，包括实验法、脑成像及脑电方法、对照研究法等等。

3.1 实验法

实验法是音乐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为了检验音乐起源问题中的不同假说，研究者们设计了众多实验范式：为了考察音乐的遗传性/获得性，Trehub等人（1984）以婴儿为对象展开实验，首先主试对音乐进行训练使其学会将头转向新的音乐序列的方向，然后在正式测验中给婴儿呈现标准刺激和音高变换后的变化刺激，结果发现婴儿能够辨别绝大多数两音列之间的差异，即其具有识别不同旋律轮廓的能力；为了验证节奏能力的遗传性/获得性，Ravignani等人（2017）将若干被试排序后让第一位被试模仿电脑程序随机产生的鼓点，后让下一位被试模仿上一位被试的鼓点序列直至整组被试完成任务，在进行频谱分析后得到了传递的鼓点序列越来越节奏化（rhythmic）、系统化（systematic）的结论，在实验室内模拟出了音乐从混沌到有规律可能的演变过程，体现出节奏能力是人类内隐的认知属性；为了验证类人猿的节奏同步化能力，Hattori、Tomonag和Matsuzawa（2013）训练黑猩猩有节奏地敲击发光琴键，并加入不同间隔的干扰音，发现猩猩能够在600ms间隔的干扰音下准确敲击，而500ms和400ms的干扰音就无法做到准确敲击，此结果体现了黑猩猩具有一定的节奏同步化能力，但不具有显著的速度灵活性的特点，体现了类人猿具有的部分音乐能力及其与人类音乐能力的不同之处，有利于研究者从进化历程上追溯音乐的起源。

通过不同实验范式的比较，可知在音乐起源相关的研究中，既有传统的行为实验、基本的动物训练实验，也有富有想象力的创新范式，这些实验追求复现音乐起源在进化或者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推动了各类假说的验证。

3.2 脑成像及脑电研究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成熟，该方面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音乐心理学和音乐进化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对于音乐认知、加工过程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脑电研究的最基本形式即使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Tsang（2001）通过EEG研究发现，带有积极情绪效价的音乐片段能够更加明显地激活左侧额叶，而消极情绪效价如恐惧、悲伤地音乐会更强烈地激活右侧额叶。与脑电研究相比，脑成像研究凭借其直观、形象的特点在当下更为热门，并且与高时间分辨率和无创性优的脑电研究相辅相成，如Eldar等（2007）利用fMRI发现，情感丰富但缺乏现实感的音乐与现实感强而情感缺乏的电影同时呈现时，杏仁核、海马和侧前额叶脑区被激活，即音乐与现实场景契合时，杏仁核的情感反应得到增强，解释了音乐情绪加工中对于现实世界整合的机制；除了fMRI，Brown等人（2004）运用PET（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发现人们在被动收听不熟悉的音乐作品时边缘系统显著激活，说明了人们对音乐的反应既包括认知加工也包括情绪反应，但由于PET技术需要像人体内注入放射性核素，其使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脑成像、脑电技术的运用从认知神经科学层面揭示了更多关于音乐认知过程的脑机制，从神经机制意义上验证了人类音乐能力的构成，音乐加工相关脑区的发现证明了音乐能力有其生物学基础。并且使得音乐起源问题的争论脱离了最初音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的思辨之争，为各种角度、各种假说的验证提供了相对确凿的证据。

3

3.3 对照研究法

鉴于关于音乐起源的问题音乐心理学界存在着诸多对立的假说，为了对此进行验证和反驳，各个流派的研究者们展开了诸如人类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异常个体与正常个体之间的对比研究。将人类与动物进行对比，即前文提到的关于音乐的人类特殊性研究，研究者们比较人类和其他动物在生理构造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或异质性。如研究发现绢毛猴对音乐的偏好与人有着本质不同（McDermott & Hauser, 2004），既能辨别人类是否具有独特的音乐能力，也能通过对比进一步考察人类音乐能力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动物与动物的研究主要注重对于不同物种音乐能力的训练和实验，以探究其他物种是否具有音乐能力；而异常个体与正常个体之间的对比则体现于临床心理学中，如关于失歌症、失乐症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关患者的治疗经验中研究者们发现了诸多有助于培养正常个体音乐能力的途径，这部分验证了音乐的习得论，为音乐后天产生即非适应论提供了证据。

结合上述论述，对照研究法作为其他方法的辅助方法，极大丰富了研究范式，提供了研究音乐起源问题的不同视角，利于将本研究范围与动物研究、生理研究、临床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对各类假说进行了更为有效的验证。

四

小结与展望

4.1 研究历史与趋势

音乐进化起源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百余年历史，纵观各种类型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发展趋势：由单一假说转向共同决定论、由单一文化背景研究转向跨文化研究、由思辨性假说转向科学性实验方法。

在音乐进化的起源问题兴起之初，学界主要分为音乐适应论和音乐非适应论，研究者们认为音乐的起源一定能用两假说之一进行解释，而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既难以得到证实适应论的确凿证据，也无法完全证明非适应论，正如遗传论和习得论之间的争论最后普遍采取折中解释一样，音乐适应论和音乐非适应论折中得到的理论即是前文提到的音乐的混合起源说——音乐能力源于情感交流的本能，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培养出审美特性。共同决定论让研究者脱离了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采取综合的视角认识音乐的最初起源。

除了混合起源说的转变，跨文化（cross-cultural）研究的兴起也是音乐起源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由于音乐起源的探究始于欧洲心理学界的研究，但是音乐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有显著的差异，后续也有印度、中国等地区的的研究证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于音乐的认知、情绪反应等存在区别，因此如果要得到对于全体人类具有普适性的音乐起源理论，只有跨文化研究才能验证脱离既定文化背景的音乐起源假说。

第三种趋势属于方法学上的变化，结合前文中提到的研究易于发现：上世纪中叶，音乐起源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之初，研究者们提出假说主要还是立足于思辨和论证，相比较而言缺乏实证研究。近年来伴随着实验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众多严谨的研究方法被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一方面能够更有效力地证明或证伪这些假说，另一方面让研究者们从发展、生物等角度加深了对此问题的认识，通过交叉研究从而不局限于最初有限的几种假说，提出了更多具有可能性的理论。

总结可得，音乐起源问题的研究趋于折中化、多样化、科学化，并不断丰富着对该问题的可能解释，无论是在研究视角上还是方法学上都扩展了研究者们考察问题的视角。

4.2 前景展望

随着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丰富和研究技术的成熟，可以预见音乐起源问题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前景。首先，在对音乐进化上的起源了解更加深入后，我们能对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具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并且知道更多关于音乐能力认知神经方面的事实后，通过利用其生物机制，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音乐对人的影响，并凭借我们对于音乐的认识促进对于其他社会行为（如艺术审美等）的研究。其次，音乐起源问题对于心理学其他理论如知觉、情绪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以是否存在专门的音乐处理系统和特定的“音乐脑区”，在探究音乐起源问题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加深了研究者们对于人类认知系统的理解。最后，音乐起源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心理学，其涉及到众多与音乐交叉的学科内容，并且能应用于音乐治疗、临床研究等应用方面，拓展了学科研究的途径。

五

总结

本文对上世纪以来热门的音乐起源研究进行了总结综述，并围绕音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展开，分析了为了两种假说研究者们采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陈述了本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在当前的研究背景下，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关于音乐起源的研究受限于音乐本身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凿的理论可以完美解释，对于此问题的考察也还处于探索之中，未来期待能够通过音乐起源问题的理解解决音乐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疑难问题，应用于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各个领域。

*相关参考文献由于篇幅所限略去

上上 编辑  /  婷婷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