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宇宙需要匹配的世界观
文 / 原音
公众号 / 整体观（zhengtiguan）
作者一贯认为，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撰写此文并无贬西褒中之意。只是近代以来，中医的发展受到了各方面的压抑和冲击，其中，既有源于内部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因素。当下的中医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而是太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了，尤其是来自中医自身的创新发展。今天，中医复兴已从文化自信、法律保障、政策扶持、民族认同等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可谓前景光明。但在我们看来，中医复兴之路依然艰辛，任何盲目的乐观和形式上的激进，都可能让中医复兴事与愿违。很多人觉得，中医之所以被逐渐边缘化，主要是因为疗效不佳、教育失当，抑或还有管理政策的瑕疵。可是，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人曰：学史可明智，鉴往而知来。那就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并试着来预见中医复兴的未来吧。近年来，国家对中医的扶持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一系列新的政策不断出台，令中医爱好者们兴奋不已。可是，中医真的复兴了吗？现实似乎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乐观。要理解中医复兴何以如此艰难？就需要我们了解一点中医的近现代史，然后就容易理解，中医能有今天的局面，已实属不易了。历史很长，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提取其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其实，中医的衰微，在近代西医传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本文只谈近现代这一段。）1834年10月26日，有一个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美国人抵达广州，从此改变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格局。伯驾是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但他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医疗技术，他的正式身份是美部会（美国新教最早的海外传教团体）任命的赴中国医疗传教士，主要的任务是传播福音，以及利用医学专长照顾传教伙伴。在这些主要工作之外，如果还有余力，才可以在当地行医。这里需要交代一点历史背景：当时的耶鲁既是一个教育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传教中心，有很多毕业生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伯驾在耶鲁接受了系统的神学和医学训练，是一名有着虔诚信仰的医疗传教士。当时清政府已日渐腐败没落、不思进取，中医也从强调内圣修持的医道逐渐变为繁杂保守的医术技法和传承药方，其中核心之气、意功夫已逐渐弱化，甚至丢失殆尽。伯驾在广州时，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有诸多限制。伯驾不会中文，又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老师，但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专门跑去新加坡学了9个月的中文，之后重返广州，决定开办一家医院。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教，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同时他发现，民众们有着很强的医疗需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已无法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从而为西医的进入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一边是积极进取、信仰坚定、使命必达的医疗传教士，一边是因循守旧、日渐衰微、内核渐失的传统中医术士，尽管当时两者的数量对比悬殊，但自古对抗的胜败都不是由数量决定的。从各自发轫处的力量来看，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层级。1835年，伯驾创办的教会医院在广州开业。医院开业的第一天，虽然标明免费治疗，但却整天无人问津，次日才有一位无钱求医的妇女，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战战兢兢前来就诊，从此揭开了西医院在中国治病的序幕。由于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蔼可亲的服务，医院很快就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一个季度下来，有近千人在医院得到治疗，这还不包括那些仅在医院里拿药的人。到1855年伯驾离开广州的医院，他治疗过的病人已超过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当然，也有像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耆英等这样的高官。
1836年，伯驾联合其他在华的传教士，呼吁成立中国医药传教会，在中国增设教会医院和发展医学教育。在医药会的推动下，中国各地教会医院和医疗传教士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1866年，另一位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在广州设立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博济医学校”。1879年，博济医学校正式定名为“南华医科学校”，学制3年，并于同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西医学校。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成立，嘉约翰把南华医科学校的部分学生转到该校深造，其中即包括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在另一边，直到1885年，我国最早的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才在浙江瑞安创办，且只存续了18年。绝大部分中医仍然沿袭着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封闭式的传统模式。这成为中医至今难以融入社会主流、引领现代医疗行为的致命内伤之一。伯驾并非是将西医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但与之前的西医传播者不同的是，伯驾的医院真正让中国的老百姓了解和感受了西医的效果。同时，创办学校，知识公开，注重教育，培养人才，也让一批中国学子接受了西医学的思想。加之，动荡的时代和战乱环境，以及西方强势工业文明和军事力量的侵入，促使西医很快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医疗传教士们不仅把西医技术传入了中国，同时也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精神、物质分离的二元论思想浸入医学理论、科研、诊疗过程之中，形成了顽固的生物医学模式。随着西医学的不断壮大，中医学开始从根本处被动摇和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