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经济学界的鼓动者

即使在餐桌上，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都发挥了她作为沟通者的非凡技能，使其家人在伦敦疫情封禁期间也闲不起来。

她和她的丈夫，意大利电影制作人卡洛·克雷斯托罗-迪纳（Carlo Cresto-Dina），坚持每天晚上在他们伦敦的家里坐下来吃一顿正式的晚餐。交谈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混搭着使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学校、工作、电影和经济都是他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话题来讨论，对于我们来说，每个夜晚都是和孩子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克雷斯托罗-迪纳说道。4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20岁、17岁和14岁（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在封禁期间，她还给双胞胎布置了一个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项目，”他说，当时“他们很不乐意，大声嚷嚷着表示抗议。”

在家庭之外，马祖卡托已在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深耕了10年，是该领域的一名“鼓动者”。她的主要观点是，各国政府需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人类福祉的提升为目的来领导创新。目前，作为多个国家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她寻常所扮演的经济界鼓动者，她正专注于将自己的观点应用到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中。

“我们无法真正摆脱新冠疫情，”她说，“除非我们重新深入思考国家的作用，确切地说就是，它是做什么用的？”

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具争议：政府的职责是设定远大的目标，明确其中涉及的各项任务，鼓励创新并投资创新，统筹管理整个过程，并最终使公众受益。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政治常识相矛盾。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政府的职责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收拾残局并解决严重的市场失衡问题，而如果政府无法胜任，那它就需要虚位让贤，由私人企业引领创新。

马祖卡托说，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大波破坏性的政府紧缩政策，尤其是在欧洲。

“空心化”的政府能力

她说：“我所看到的只是以创新的名义削减社会服务和公共投资。”作为创新领域的专家，她感到震惊，甚至恐怖。她在2013年出版的《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The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一书中阐述了为什么自己要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她在书中指出，医疗保健、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许多私人创新都依赖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那些研究是私人企业不能或不愿投资的。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我不是曾亲眼目睹那些苦难，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开展这项工作。”

马祖卡托认为，在世界不同地区，新冠疫情造成的痛苦程度不同，这个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点。这位52岁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专注于创新和公共价值领域，她也是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的创始人。

“我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过于狭隘，这会导致国家的能力被空心化，”她说，“如果政府的作用只是修复市场失灵，之后就功成身退，那么它就没有太多动力对知识创造机制进行投资，无法参与价值的共同创造。”她表示这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明显，在这两个国家，政治领导人削减了公共卫生资金，并降低了政府自身的价值，这最终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马祖卡托还认为，相比之下，一些小得多、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政府在疫情应对上比美国和英国更有效。她以越南、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新西兰和丹麦为例，这些国家或省/州长期以来在政府能力方面做了大量投资，在采取封禁措施、提供防护设备和塑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方面表现都很出色，因此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

肩负使命的女人

《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出版之后，马祖卡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她在2018年出版的《万物价值：加入并决策全球经济》（The Value of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对其论题作了进一步拓展。

她成了英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常客。她出现在CNN、PBS和BBC广受欢迎的“荒岛电台”广播节目中，并在今年和去年都在TED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她定期为《金融时报》和《卫报》等杂志撰写评论文章，还先后被《连线》《伦敦时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石英》和《快公司》等媒体作为评论人物进行专门报道。

在这个过程中，马祖卡托获得了多个经济学奖项，被多国政策制定者争相聘用为顾问，一时间炙手可热。南非、意大利和梵蒂冈都邀请她加入其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目前她分别担任着苏格兰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增长顾问、挪威的研究政策顾问以及欧盟的研究和创新顾问。

马祖卡托出生在罗马，在她5岁时，她的核物理学家父亲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一份工作，于是她跟随父母来到美国。她从教烹饪艺术的母亲那里学会了意大利烹饪和烘焙。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公立高中毕业之后，她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塔夫斯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并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过去的20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英国工作，2017年，她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工作。

“她改变了关于政府角色的讨论。”艾默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雷戈尔·塞米纽克（Gregor Semieniuk）说。他曾在位于英国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与马祖卡托一起做博士后研究。“她非常雄辩地论证了这样一点，即政府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推动而不是阻碍问题的解决。”他说。

马祖卡托在《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中指出，美国政府一向资助制药研究，这间接帮助了制药商发明新的疗法，其在研发苹果手机和相关产品背后的技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认为，这些案例可以说明政府可以推动创新，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并广泛提高社会福利。这位教授经常引用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主导的人类登月计划，该计划当时曾在几十个领域掀起创新的浪潮。

直面批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她的观点。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奥马哈分校的经济学家阿瑟·戴蒙德（Arthur Diamond）认为，马祖卡托的观点听起来太像由中央计划的产业政策，他认为这个路子行不通，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政府无法促进创新。在他2019年出版的《对创造性破坏放开心态：保持创新的活力》（Openness toCreative Destruction: Sustaining innovation Dynamism）一书中，他提出，真正推动创新的是那些深深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创造且能从中获益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凭借的是热情、执着、直觉以及普通又老式的不断试错，最后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

“政府决策者不会那样深地专注于问题，不会有详尽细致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也不会有能力跟随直觉找到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戴蒙德说。

对马祖卡托最尖锐的批评可能来自阿尔贝托·明加迪（Alberto Mingardi），他是米兰语言与传播自由大学的政治思想史学家，同时还担任着意大利自由市场智库米兰布鲁诺·莱昂尼研究所（Istituto Bruno Leoni）的总干事。2015年，他发表了一份长达23页的对《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的评论，里面列出了32条参考资料。他认为，马祖卡托的“证据是不可靠的”，而且“尽管她对政府干预大加赞赏，称其十分有益，但她未能证明那些干预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下取得了那些特定成果”。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的看法是，她的《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展开论述的，即军方的技术投资对民用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她假装这些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而是指向性政策的结果，与此同时，她却未能证明自己的论点。”

马祖卡托回应称，这些批评忽略了政府在新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同时也是风险最高的阶段）所提供的支持。她表示，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均曾表示自己是依靠某些业已存在的科技进步才得以开创自己的事业，而那些科技进步则要归功于由政府资助的组织。她又补充说，已有62年历史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了承担风险，今天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正是建立在它们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如果政府部门如此不适合追求直觉和意外收获，你如何解释美国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建立了全球定位系统，多年之后又扶持了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出租车公司？”马祖卡托说，“如果优步是创造性颠覆的典范，你又如何解释它是如此完全彻底地依赖于完全由政府支持和开发的创新呢？”

马祖卡托也反对那些认为她赞同中央计划的说法。

“相反，国家应该给经济指明方向——尽早进行必要的投资，但同时也要管理好这个过程，以确保国民能够从中受益。”她说。这意味着要确保专利不被滥用，药品的价格能够反映出政府在其研发过程中投入的公共资金，这样就可避免让纳税人再次掏钱买单。她认为，这需要一种塑造市场、而非操纵市场的政策方针。

马祖卡托写了《万物价值：加入并决策全球经济》，她说：“因为，即使我在《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中的观点真的流行起来，并最终在许多国家引发真正的政策变革，我们最终也需要直面谁才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则，尤其需要面对‘什么是价值’这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影响和后果。”

被低估的基层工作者

新冠疫情使这个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许多被认为是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作者——从杂货店店员到送货司机，再到护士和医院护理员，也有一部分属于最低收入者。马祖卡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中与会计相关的扭曲：GDP计算中计入了金融服务，因为，尽管这种服务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但其过程中会产生费用；另一方面，人们又很难对健全的公共卫生或公共教育体系进行估价。

“我们需要重视经济的基本部分并为其提供所需的资源，”马祖卡托说，“价值的创造未能与这类工作者分享，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没有跟上生产力的增长。”马祖卡托在其第二本书里指出，美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40年前的3倍，但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工人工资并没有太大增长。

马祖卡托认为，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在支撑经济和救助企业的同时，应当利用其影响力和手段对竞争环境进行大幅调整。她认为，政府拨款和贷款应附带严格的条件。例如，作为救助的附带条件，政府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降低碳排放。

在《纽约时报》7月1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马祖卡托敦促实施“公民分红”，并主张政府应当在与公共资金有关的企业中持有股份。她写道：“这样做只是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企业的首选求助对象，政府可以像一位对绿色转型等社会项目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家一样思考和行事，并从中获益。”“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竞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马祖卡托在文章中写到，“药品的售价并没有反映出政府通过公共资源对医学研究的巨额投入——2019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00亿美元。新冠疫苗在定价时必须考虑到公共资源对研究的资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私合作关系，并确保疫苗相关专利得到分享，而且疫苗必须能普遍获得，并且需要是免费的。”

培训公务员

在伦敦罗素广场的一个六层建筑里，马祖卡托主持着她创立了两年半的“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她的一个30人团队正在开发一个公共管理硕士项目，重点专注于创新、公共政策和公共价值等领域。她的目标是通过培训公务员将自己的理念应用于政府工作中。凭借来自教学收入、研究基金和政策咨询的预算，该研究所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帮助苏格兰建立了一家全国性投资银行，帮助欧盟采取了一项基于任务的研究和创新政策，并协助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创新和产业战略。

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是一位专门研究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英裔委内瑞拉学者，在她看来，马祖卡托的主要贡献是挑战了人们对政府角色的认识和提出了价值和价格脱节的问题，此外，她还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将理论和政策实践重新联系了起来。佩蕾丝是马祖卡托研究所的名誉教授，曾在2002年出版《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Technological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一书。

“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敢于直面势力庞大的经济学界的建制派；这些建制派学者很多次都未能识别泡沫和预测崩溃，根据他们的理论制定的政策也从未获得真正的成功，但它们仍然十分顽固地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佩蕾丝说道。长期以来，女性在经济学领域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但马祖卡托最终脱颖而出。在佩蕾丝看来：“她是一个明星，是女性所能取得成就的绝佳典范。”

就马祖卡托自己而言，她认为自己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一次，对于政府削减预算来拯救遭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的做法，迄今鲜有人讨论。但她发出了警告。

“要保持警惕，”她说，即使各国政府打开了财政的水龙头以应对疫情造成的下行压力，“也不要认为我们不会面临财政紧缩。”她认为，英国已经有人提出了“负担分摊”的说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偿还由中央政府垫付的资金。

“这将意味着政府会削减在疫情期间逐渐为人所了解其价值并被称为‘必需品’的服务、系统和结构，”马祖卡托说，“前方还有一场大战。”

作者：鲍勃·席米森（BOB SIMISON） 自由撰稿人和编辑，曾在《华尔街日报》《底特律新闻报》和彭博新闻社等机构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