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当选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华州高塘人种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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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革命路

作者 种师统

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党。

高塘盛产大烟，烟税很重，群众非常气愤。有一次，章子文(陕西省委派来的)告诉我：他从内部得知，华县政府收款委员姬捷三将取道瓜坡，向县政府解送大烟万余两、大洋三千元，现在高塘镇一家商号住宿，你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并约好联络暗号和动手地点。我接受任务后，即远远守候在那家商号门前。那个委员一出门，我抢先走在他前面，出了高塘镇，走到水泉沟口，我从坡上走，他从坡下行。他们刚出沟口，我挥手为号，然后坐下观看。我们的人埋伏在大明寺西边的山坡上，等姬捷三和驮烟土、现洋的骤子走进伏击圈，李培山同志带领队伍突然冲出，当场打死姬捷三，劫了烟款。从此，敌人再不敢上原收款了。

一九二七年冬，我家是党的“中转站”，主要接送党派往许旅的同志，如王泰吉同志就是先住我家，然后去许旅。党派往许旅学习的也是先住我家，然后移密送走。一九二八年二月宣化事件后，高塘小学被封，我的家成了党的办公地点，华县县委秘书宁景俞将油印机转移到我家，刻写、印发文件。后来又在我家设立了“临时指挥所”，派我每天到高塘侦察敌情。我本在县里上中学，听说高塘民团被解散，学校被包围，就回到高塘，跟区委书记在各村组织游击队，准备暴动。有一次，高塘召开群众大会，李成栋标代表党讲话，让我代表共青团讲话，主要内容是号召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府。正在开会，渭南驻军冯子明部来高塘号房子，李成栋和我立即离开了会场，转移到堡子底村继续开展工作。

我家作为党的“临时指挥所”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营救同志。当时不少同志被抓，党派我当侦察员，先探清什么人关在什么地方，往哪里押送，然后向组织汇报，设法营救。我记得在营救的同志中，还有我的表兄东日曙，中途被我游击队截回。第二件事是计划活捉公安局长李镇山。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游击队昼伏夜出袭击土豪劣绅，给反动派以很大威胁。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亲率五十多人来高塘镇压，并计划抓一批教员、学生和县委负责人。赵锡琰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我家开会，商量对策，决定给县委写信提出：趁李镇山立足未稳，组织力量活捉李镇山。不料送信人乔国桢中途被抓，虽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组织，只是大骂：“李镇山狗命不长了，明天就有人来活捉你!”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是李镇山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向县里汇报说：“共产党潜伏力量很大，不能轻举妄动。”后来，清乡团长牛振龙知道我家曾是党的秘密指挥所，派人抄了我家，拷打我母亲，并罚麦子、大烟，折款数百元，款凑不够，还卖出二亩水浇地。

随着斗争的深入，渭华地区党组织决定将分散的农民自卫队(团)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并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化民、薛自爽等同志去洛南三要司取枪受训。回来后配合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并正式宣布成立“陕东赤卫队”，任命李大德为大队长，薛自爽为副大队长，全队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支枪。之后，渭华原一带各村都组织了赤卫队。我的老家高塘吉家河村赤卫队就是这时组织的。有一次，鱼池村的赵振华对我说，他和我、寺城子的郭映升三人是一个支部，让我负责把我村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起来，并让我转告郭映升，让他把寺城子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起来。我回到村里后，立即开展工作，组织了我村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我被推选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和赤卫队长，当时仅十五岁。

在组织赤卫队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即“红枪会”问题，不少农民参加了“红枪会”，如不让他们信神念咒，他们就不参加赤卫队。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司令部请示。刘志丹说：“那就让他们信去吧，先组织起来再说。”当时，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不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就在客观上增添了革命力量，其他问题再慢慢解决。就这样，我们村的赤卫队组织起来了。

敌人进攻时，雷天祥大队驻寺城子。我问雷天祥：“我们怎么办？”他问：“你们有多少人？”“有几十人。”他令我把队伍带到东南方向监视敌人，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由于东南不是敌人主攻方向，几天未见敌情，队员有些麻痹了。有的说，几天没睡觉，休息休息吧！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派出岗哨，让大家休息。这天晚上，敌人突然攻进来了，枪弹密集，炮声隆隆，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敌人从四面包抄上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进攻。我起义部队英勇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退出渭华地区。

起义失败后，我在群众掩护下，先藏在井里(井壁打一大洞，遇到紧急情况，在里边躲藏)，每天转移。敌人“清乡”后，我到渭河滩一亲戚家开荒种地，当小贩和学徒。一九二九年，转到西安上中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原文来源：《渭华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