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举善进贤的教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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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孔宪兰刻本《孔子圣迹图》之《景公尊让》。孔子到齐国，齐景公接见他，请他入上座。孔子认为给他设的座规格太高了，请求降一等。齐景公再三要孔子入上座，说：“先生今天来到这里，寡人认为是极大的荣幸。怎么肯让先生坐在下面，这不是让你远离寡人吗！”（资料图片）
《三国志·魏志》中说：“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尊重贤能，表彰美德之人，是历来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人，进而教化众人，是为人师表的孔子所称道的。
举贤任能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重要内容。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什么将举贤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呢？我们从《礼记·礼运》的一句话可窥见一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大公无私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去治理国家，这些贤人又能够去影响、教化他人，使得人人修身洁行、崇尚和睦。
举善进贤，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善与恶都是可以传播的，树立善的导向，就会逐步形成向善的行动自觉
《论语》有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说举用德行良好的贤人去教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劝勉。这句话有大智慧。要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民众互相规劝向善，成风化人的方法就是把善的榜样立起来。有了榜样与方向，百姓看到后自然会见贤思齐，愿意效法。“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之人推举出来，摒弃邪曲不正之行，邪者也能够变得正直。并且，这种影响是可持续的。
举善而教不能，教的对象是哪些人呢？为什么要强调教“不能”呢？
所谓“不能”，就是比不上“贤人”的那些人。“不能”之人，有的是能力不足，有的是德行有缺。对于他们，正确的方法是培养、鼓励，而不能嫌弃，应耐心教导，方可使之弃恶从善。《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要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都应起到涵养善良、挽救过失的作用。所以对于不善之人，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教育使之改过迁善。
举善而教不能，前提是对“不能”之人心怀宽容，愿意付出力气去教化他们。一个真正称得上贤德的人，不仅要自身能力出众，更要对他人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去接纳不如自己的人、还愿意去帮助影响他们。《论语》中记载：“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重贤人，又能接纳众人；嘉奖贤能之人，又能宽容、怜悯无能之人。这背后其实是君子的包容之心，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同理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特别是就普罗大众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道德高尚、才干出众，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有瑕疵，所以对于善行要褒奖、鼓励、宣扬，对于能力德行不足之人，要怀有包容之心，从帮扶的角度出发，通过举善的行为去教化他们。
举善而教不能，关键在“举”。举，有提出、推举的意思，代表了选人用人的导向和社会风气的方向。《孟子》中有一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善与恶都是可以传播的，所以人为的选择和干预就十分必要。通过举贤，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人民就会有正确的追求方向，逐步形成向善、力行的自觉。
舜在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之中选取皋陶为士，令其掌管司法，因为皋陶公正无私，所以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汤在拥有天下之时，从众人之中选拔伊尹为相，结果不仁之人也远离了恶行。这说明，举善确实可以起到树立榜样、以上率下的作用，取得“举善而教不能”的效果。
举贤思想开创了万世不衰的崇德向善、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教化众人的风气，使得民众皆能通过受教化而增长才干、提高德行，进而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人才。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尊重任用贤能之人，那么天下贤士见此状都愿意为国效力。这便形成尚贤举贤用贤的良性循环了。
古人用什么标准来举善进贤
“举善而教”，强调举用善人是施行教化的先决条件。那么，要想“举善”，首先要知道“善”的标准。
善首先是公正无私。中国自古重视公正的美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中就有“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到了西汉，贾谊也曾做出这样的定义：“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据当不倾谓之平，反平为险”。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偏私，对人对事均以法律、道德为准则，一视同仁，不倾向、偏袒任何一方。因为有私就会导致不平，不平积累久了就会有怨，怨再加深就变成恨，结果就难免产生冲突矛盾。因此，唯有公正无私之人才能率先垂范，正己化人。
善的第二个标准是要胸怀宽广，甘为人梯。《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今的臣子之中，谁可以称为最贤德？”孔子答：“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贤臣。”子贡不解，认为齐国有管仲，郑国有子产这样的能臣。孔子于是问他：“你觉得是自己努力成为贤人的人贤德呢，还是能够举荐贤人的人贤德呢？”子贡一听，就明白了：“进贤贤哉”，当然是举荐贤才者更堪称贤德。鲍叔牙举荐了管仲，使管仲显达；子皮举荐了子产，使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举荐了比他们更贤德的人。孔子认为鲍叔牙和子皮才可称为贤臣，因为他们愿意举荐更加贤德者为国效力，这才是大格局。
进贤，在中国古代还一度被认为是官员的责任。管子曾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萦，殆；见能而不使，殆。”见贤不举，即为蔽贤；蔽贤之举，即为渎职。历史上因此受到责罚的不乏其人。建元元年，汉武帝诏令诸列侯、郡守、两千石的高级官吏每年向朝廷荐举两名贤士，但元朔元年，还有些郡守终年不荐一人，结果“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到了唐代，这一条甚至被写进法律，《唐律·职制律》规定，“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见，通过进贤来不断向社会输送人才，保持人才畅通流动的活力，正是历代政治家所考虑的。
善的第三个标准是隐恶扬善。想要举善，就必须在日常中有一双发现善的眼睛，而不是过于关注别人的过恶。《格言联璧》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品德高尚的人，其性情温和，他所见到的人，皆认为对方有可取之处，有可以学习弘扬的地方。发现善、弘扬善，这样善的力量便会发扬光大。而品德不好的人，其性情傲慢刻薄，见谁都觉对方面目可憎，便丧失了客观理性的眼光，也失去了学习进步的机会。可见，隐恶扬善可以长养人的智慧与厚道，并感化人改过迁善。
怎样实现举善的示范引导效用
“举善”关键在“举”，要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制度使之固定下来。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祖探索出了一些“举善”的方式。
举善，首先是举善人为官。古人对于选官非常重视，在选官时坚持“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即爵位不授予无德之人，俸禄不给予无功之人。这样，人们都注重培养自己的德行，为国建功立业。
从汉代开始，国家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地方官负责把孝廉之人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候补。
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古人认为，一个人对父母尽孝，就能够对国家尽忠；廉洁，就没有贪心，具备这两个品德，做官就不会出大问题。
东汉王符评价察举制的关键“在于明选”，即公开、公正地选拔人才。公开公正的举贤，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腐朽的世卿世禄制度，挖掘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相。包括后来的科举制度，其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政府中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吏治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封建社会固有的制度性弊端，人为因素往往对选才造成干扰。发展到后来，察举权易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致使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公平性、有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就是举善人为师。国家将德才兼备者举荐出来作为老师，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也能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康熙皇帝遵循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延续了以往的经筵制度，挑选通达经典而又德才兼备者为国师，在宫廷讲经。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来听讲，敬之以尊师礼。这些国师在宫廷里讲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日日进学，以免荒疏学问德行。
要想使社会风气变善，举善人为师很重要。在媒体发达的社会，举善人为师已有更多便利条件，宣讲正道、树立榜样，社会风气自可日益向好。
第三是举善人为范，即举善人作为模范、榜样，把普通百姓中的善人举荐出来作为道德模范，给以特别的尊重和奖励。
古时候有“命民”的称号，专指平民受帝王赐爵。一个普通老百姓具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重长辈，或谦恭有礼、喜好退让等德行，皇帝就下诏书将之封为“命民”。
得到“命民”称号的人，就可以坐着装饰特别的两匹马并驾的马车出行。这种荣誉，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其他人即使再富有，如果没有“命民”的封号，也不可乘坐这样的车子。人们看到这样的马车，就知道他是诏封的“命民”，并对他表示尊敬。这就令人看到，有德的善人会受到尊重，久而久之，人们尊重有德者，而非尊重富而无德者，就能够起到教化作用。
举善而教不能，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举”。礼贤下士、察言观行、博询公议，构建起完备多样科学的机制，方可有效发现善人、举用善人。（刘余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