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缘》杂剧作者考辨
《李夫人再生缘》杂剧，简称《再生缘》，四折。写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病死，用武帝所赐玉钩殉葬。十五年后，转生为河间陈姓女子，以手握玉钩为凭，与武帝再续前缘。今存《名家杂剧》（即《环翠堂精订五种曲》）和《盛明杂剧》本，均题“蘅芜室编”。《今乐考证》、《曲录》等著录，都沿用《盛明杂剧》的题署；而《重订曲海目》则改题“蘅芜室主人编”。傅惜华为《明代杂剧全目》所写的王衡小传，索性把“蘅芜室主人”当作他的别署，《李夫人再生缘》杂剧自然也就成了王氏的作品。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也支持此说。由于这两种剧目工具书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的各种有关的戏曲著作和工具书，几乎都倾向于《再生缘》杂剧是蘅芜室主人所作。
徐朔方先生在《王衡年谱》的“引论”中虽然不赞成蘅芜室是王衡的斋名（见《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但是他认为《再生缘》“以内容和风格而言，说它是王衡的作品倒没有什么不合，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它如果是王衡的作品，当和悼亡有关。可能在万历二十一年他三十三岁冯夫人去世时所作”，并以王氏给妻叔冯时可的书信作为他考证的证据：
“盖室人之不长世，八年前已预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妻亡以来，彷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书卷笔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榇出时，作哀词数首，辄数日作恶……拙记二册奉览。”
冯夫人多病同剧中李夫人相似。如果允许我们想象，创作《再生缘》可能就是他“欲以书卷笔札遣之”的一种方式，而“拙记二册”可能就是《再生缘》和另外杂剧的手抄本。除小说戏曲外，很少有作品可以简称为“记”，而他没有写过小说。
尽管他认为此说“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在表述时也用了不肯定的语气，但他又把《再生缘》系于王谱“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十三岁，丧妻冯氏及次儿赓虞”之下，注曰：“《再生缘》杂剧或为悼亡作于今年。”在《王衡年谱·引论》的结尾，他还是明确地写道：“王衡今存四种杂剧都以剧中人物影射他本人或他的近亲，兼有自叙和咏怀性质，这是他杂剧创作的一大特色。”而且强调《再生缘》将“李夫人和钩弋夫人合二为一”，同《郁轮袍》和《真傀儡》一样在构思上都很巧妙。显然，他又非常肯定《再生缘》就是王衡今存四种杂剧之一。
总之，上述诸家的说法都根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蘅芜室”是否就是王衡的斋名，《再生缘》究竟是不是王衡的作品，都必须作进一步探索考辨，才能得到明确答复。
首先，《拾遗记》卷五载：“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再生缘》作者将此事写入该剧第三折：“好苦人也！前者梦见夫人把蘅芜之草献与寡人，因而醒觉，遂名其处曰‘遗芳梦室’。”《再生缘》用蘅芜室作为题署由此而来，可能作者既要怀念亡故的妻子，又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便作了这样隐姓埋名的处理。可是王衡《缑山先生集》及其友人陈继儒所撰的《太史缑山王公传》（《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九）、唐时升的《太史缑山王公墓志铭》（《三易集》卷十七）中，以及其他明人的著作里，都未提到王衡有“蘅芜室”这个斋名，更不见用过“蘅芜室主人”的别署。王衡自己常用“缑山”这个外号，至于“绿野堂”的题署，只在题《杜祁公藏身真傀儡》杂剧时偶一用之。孟称舜《酹江集》本《真傀儡》的眉栏上批注云：“相传王荆石相公寿日，辰玉作此为尊人寿。”陈继儒《太史缑山王公传》明确指出，这个剧是王衡为其父亲王锡爵祝寿所作，云：“乙巳，文肃公七十，公撰《杜祁公杂剧》以佐觞。访求同布衣耆旧，延之上座，与文肃公雁行班席，为竟日欢，见者诧为胜事。”文肃公，即王锡爵的谥号；乙巳，指万历三十三年（1605），剧应撰写于这一年。而徐朔方先生认为“此剧当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锡爵被召而辞免之后不久”，恐不确。“绿野堂是唐朝名相裴度的别墅，作者借以表明自己的门第”（见《王衡年谱》），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嫌才用它来署名自己的剧作。至于蘅芜室作为王衡的斋名则缺乏根据，《盛明杂剧》本《再生缘》的作者当是另一人。
其次，我们不妨看一看王衡的剧作究竟有几种？陈继儒非常推崇王衡的杂剧，在《太平清话》中将他与徐渭并举：“近代杂剧，惟天池徐渭、辰玉王衡。”他又在《太史缑山王公传》里说：“游戏而为乐府，多开拓元人三昧。”所谓“乐府”是指杂剧创作，进一步指出王衡的杂剧可以企及元杂剧。但究竟写了几种杂剧，则语焉不详。此传又云：“赖有尚宝君，积学操行，大振箕裘，……又刻文肃、缑山集。”按：“尚宝君”，指王衡之子王时敏（1592—1680），曾官尚宝卿，故称。据此，《缑山先生集》由王时敏所编刻，集前有冯时可、陈继儒、娄坚诸人的序，都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显然这个集子是在王衡死后才编刊的。今存明刊本虽有六册、八册、十二册、十六册和二十四册等不同的装订形式，但内容和版刻皆一样，均为二十七卷。我所见到的一种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苏松备兵使者高出序的八册本，在二十七卷目录后“附北剧三种”，可见王衡只存北杂剧三种。这三种杂剧既无剧目名，剧本也不载于集中，到底是哪三种呢？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记载，这三种杂剧是《郁轮袍》、《没奈何》和《真傀儡》。上个世纪30年代，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东京访书时，发现内阁文库藏有《明人杂剧三种》，即《新刊葫芦先生杂剧》（《没奈何》的又名）、《新刊杜祁公看傀儡杂剧》和《新刊郁轮袍杂剧》。虽然俱未题作者姓名，但后两种已知为王衡所撰，他又考出《没奈何》也是王衡作品。因“黄文《曲海目》复载王有《长安街》、《没奈何》各一种，姚梅伯《今乐考证》、王静安《曲录》均因之，世遂以为王于《没奈何》外又有《长安街》一种，因未见传本，后之治戏曲史者亦皆沿袭之。此次余在内阁文库得观斯书，始悉历来相传之误。盖此剧之正名乃‘没奈何哭倒长安街，弥勒佛跳入葫芦里’，可知《曲海目》之大误也”，并指出《看傀儡》的题名较《真傀儡》为佳③。徐朔方先生认为《明人杂剧三种》应是《缑山先生集》所要附刻的北杂剧三种，此说甚是。《明代杂剧全目》据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称：“鹤尹大父缑山先生作《郁轮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词家称为本色当行。”又著录《裴湛和合》一种。因此，王衡所作杂剧共四种，现有存本者实为三种，散佚一种。在这四种中，惟独没有署名蘅芜室的《再生缘》杂剧。
再次，所谓“‘拙记二册’可能就是《再生缘》和另外杂剧的手抄本”。此种推测也很难成立，因为王衡的妻叔冯时可道学气很重，他对盛宴和观剧很不感兴趣，曾在《与徐上舍》的信中说：“生平最苦享盛宴，观优剧，斯二者一殄天物，一乱天君，令人神扰气塞。”（见明刊本《冯时可选集》卷三十七）王衡当然不会将自己的杂剧剧本寄给冯时可，招惹他不愉快。然而，冯时可倒喜欢游山玩水，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官浙江按察使时，在处州任所刊刻的《超然楼集》，除十二卷为杂著《雨航杂录》外，剩下十一卷中就有两卷是游记。而王衡所说的“拙记二册”，可能指《纪游稿》，《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八“地理类存目七”云：“《纪游稿》一卷，是编乃所作游记，凡泰山一首，香山三首，盘山一首，马鞍、潭柘一首，杂记三首，盖随时摭拾付梓者。”《纪游稿》今不存，但所写游记均见《缑山先生文集》卷十，《重九后二日登泰山记》写于万历十四年秋，而游盘山则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它们是“随时摭拾付梓”，先以单册刊印，最后才编为一集。王衡寄给其妻叔的二册游记，很可能就是新刻成的《纪游稿》中的两个单册，因而自称为“拙记”。
最后，自从1952年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在上海发现，经黄裳先生整理校录刊行后，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明代曲家和剧目。在《剧品》“能品”中就著录有《再生缘》杂剧，题吴仁仲作。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大东书局本校订重印《曲海总目提要》时，曾请杜颖陶先生对该书各剧目的作者加注更定或考订说明，将原先未署名的《再生缘》杂剧题为吴仁仲作。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为了使它与所谓王衡的《再生缘》区别开来，便将吴作《再生缘》另列为一个剧目。虽然持有怀疑态度：“王衡有《再生缘》杂剧，未知与此究是一本否？”但是后来的戏曲工具书，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皆将《再生缘》分成两个剧目著录，而且都认为吴仁仲所撰《再生缘》已佚。既然《远山堂剧品》只著录一种《再生缘》，又非常肯定它的作者就是吴仁仲，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一定会有所根据。二十年前，我查阅黄汝亨《寓林集》时，曾在该书卷三十发现有《题李夫人再生缘杂剧》一文，它对考察《再生缘》的归属会大有裨益，今照录于下：
汉武英略迈世，有蓬海三神山之想，而《传》记西王母，以为非仙才意有情闭耶，然天下岂有无情仙人哉！夫情消意歇，海枯石烂，即神仙无投足所矣。李夫人之绸缪生死，去而复来，而少君能魂致之，姗姗乎响答色援（按：应为“授”字之误）于瞻睇之间，盖情节也。腐生谓少君幻术乌有是事，则梁武帝不因宝公见地狱相，而三生石畔无牧笛乎？予故感友生杂剧而题之，以愧天下浅情人，而且以悲世有美人，不及遇汉武而尘土者遇矣。或世无少君，一死不可复作，而兰摧玉折，沉泉下之痛者可悼也。
这个“题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剧也是写汉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缘事，剧名也叫《再生缘》，它很可能和《盛明杂剧》本《再生缘》是同一剧；二是，黄汝亨并未点明此剧的作者，只是说“感友生杂剧而题之”。《诗·小雅·棠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指朋友，那么这个撰写《再生缘》杂剧的友人是谁呢？今存本《寓林集》和《缑山先生集》中虽然找不到黄汝亨和王衡互相赠答酬唱的文字，但黄氏和王衡的挚友陈继儒交往频繁，黄集中致陈氏的书信就有五通，其中有两封信提到王衡，他在一封《与陈仲醇》的信中说：“《人镜编》甚欲得之，足下不付之伯畏，当托辰玉兄见寄。”由此可见，黄汝亨和王衡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再生缘》确系王衡（字辰玉）所作，按照道理说，受朋友之请托写序跋或题词，应当在行文中交代出请托者的姓名或别署。可是这篇题词中只字不提剧作者的姓名，甚至连蘅芜室也不愿涉及，因此，很难说《再生缘》就是王衡所作，我对此一直心存疑问，苦于对吴仁仲的名号、籍里、生平一无所知，无从考察，也只好作罢。
最近，再读《寓林集》，终于在卷二十五《与吴伯霖》信中有惊喜的发现，信云：
近奴子归，奏记足下，自陈治钟陵状略具。……仲初竟尔泉下，生平豪举何在？二十余年事，弹指一息，含毫作状，更自耿耿不已。生平文不佳，然不能为臾言，以重不安。又于案牍旁午中，偷忙作闲，状成草草，似与仲初气魄不远。今录一过送足下，或生志不忘之感。……仁仲《再生缘》并寄去（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处，直须付之川上。
黄汝亨（1558—1626），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进贤（即钟陵）县令，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此信写于任江西进贤县令时。收信人吴伯霖，名之鲸，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屡上春官不第，后谒选浮梁县令，甫六月卒。黄汝亨与吴伯霖为莫逆之交，这封信对考察《再生缘》杂剧的作者非常有价值：一是，可以证实《远山堂剧品》所著录的《再生缘》杂剧，确为吴仁仲所作，黄汝亨为《再生缘》杂剧的题词，是受剧作者吴仁仲本人或友人吴伯霖之请托所撰写的。二是，有利于考订黄氏为《再生缘》杂剧题词和杂剧的写作时间。万历二十六年，黄汝亨进士及第后，次年五月出任进贤令，《寓林诗集》卷一有《五月授进贤令出都辞诸游好作》诗可作证。《与吴伯霖》这封信既然写于钟陵令任上，具体时间究竟是哪一年呢？信中说到为仲初撰行状事，此仲初是谁？查《寓林集》卷十八，确有《亡友张仲初夫妇行状》，文章一开头就交代了撰写行状的缘由：
予自弱冠弄笔墨，游于文学先生，即交仲初，迨今二十余年交好。而仲初竟郁郁死，死之夕，会有天假予从计吏还钟陵，犹得抚其床而哭。无何，其长子尧元走一介，涉江逾山千余里，草其生平来请状。……鞅掌案牍，无能修辞为仲初重，以知仲初深，即草草庶其似之。
此“行状”与信中所说情况完全一致。仲初名文辉，为人伟岸而有奇气，六试不第，郁郁而死。他卒于万历辛丑（二十九年，1601）四月初九日。明制：外官三年进京一朝觐，接受考核，谓之外察，也叫计吏。辛丑正是黄汝亨上计之年，所以信中说“天假予从计吏还钟陵”，可能由北京先回杭州探亲，然后再赴钟陵，这样才有机会见张仲初最后一面。为张氏夫妇所撰写的“行状”以及《与吴伯霖》的信，都应写于万历二十九年黄氏回任所之后。信中既然说道将《再生缘》与行状一并捎回，因此，《题李夫人再生缘杂剧》也可能在此时写成，而剧本很可能创作于写“题词”前不久。
《寓林集》中有与吴仁仲酬答之诗四首，卷三《读吴仁仲年兄所志内行诗以悼之》云：
与汝怜同病，瑶编不忍看。悲风下木叶，残月坠栏杆。案远惟青史，帏虚只黝冠。鼓盆宁是达，政苦有情难。同卷还有《答吴仁仲》：
痼疾君无问，烟霞意独偏。前鱼宁有泣，飞鸟自堪怜。璧以连城重，花因并蒂妍。情重还我辈，相眎每嫣然。
从这两首五律来看，吴仁仲有鼓盆之丧，心情非常悲痛，借诗以抒发，并寄给友人黄汝亨，黄答诗以慰之。黄氏也有过悼亡之痛，他在《亡儿茂梧圹志》中说：“茂梧余长子，原配赠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母沈见背。”（《寓林集》卷十五）从这篇“圹志”，可知他的结发妻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寓林集》卷一有《悼内十首》，其序说：“忽焉中弃，垂白在堂，啼孤在膝，块然独处，能无伤怀？深愧太上无情之达，不胜古人忘寐之惨。”正因为黄氏也遭遇过丧妻的痛楚，所以读完同年吴仁仲的诗后，才能感同身受，发出“与汝怜同病，瑶编不忍看”的感叹。“案远惟青史，帏虚只黝冠。鼓盆宁是达，政苦有情难”四句诗，写吴仁仲伏案面对青史时，可能用汉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缘的动人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和钟情，这是否也在暗示他想写或者正在创作《再生缘》杂剧呢？吴仁仲的妻子死于何年，虽然难以确切考订，但从黄汝亨《读吴仁仲所志内行诗以悼之》来看，当在万历十九年吴氏中举之后，万历二十八年冬，北上参加明年春的会试之前，这样，杂剧有可能写于题词前的两三年内，即万历二十六七年间。他和黄汝亨既然有着相同的命运，所以吴仁仲又将自己为悼亡而作的《再生缘》，送给好友黄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请他撰写题词。《盛明杂剧》本《再生缘》的眉批说：“一字一思，一字一泪，不堪多读”；“说道堪怜处，令人凄绝”；“情语，非深情人不能道”，很能体会作者在剧中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和悲痛之情。而黄汝亨也被剧中的真情所感动，“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处，直须付之川上”。
上文所引的前一首诗，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黄汝亨称吴仁仲为“年兄”，他们可能同年中乡试，或者同年考上进士。经查《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九“选举”，与黄汝亨同时中万历十六年戊子科的吴姓举人有多人，逐一排除后，剩下“吴大山”，最有可能是吴仁仲的姓名，他是“钱塘人，顺天中式”。再检《康熙钱塘县志》卷十“选举”，果然在万历十九年辛卯科毛凤起榜下发现：
吴大山顺天中式
黄汝亨贯仁和，见进士卷二十“人物政事”有吴氏小传：
吴大山，万历时随父任京师，召试楷书，授内阁中书。辛卯中顺天乡试，以孝廉为部郎，历任滇南参政。
由于小传过于简单，又未载其字号，况且中式时间为万历十九年，与府志所记十六年有出入，不能不让人产生疑窦。后来终于在《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八“循吏”、《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介节上”查到吴大山的小传，记载比较详细。今录后一篇小传于下：
吴大山，字仁仲，居凤凰山之燕窝。江西副使吴源之孙，光禄寺卿果之子。万历时随父任京师，召试楷书，授内阁中书。万历辛卯，中顺天乡试，为部郎，历云南参政。有富商为盗所诬，家破而冤不雪，大山至，一谳而出。州牧有以宝玉精求注上考者，大山曰：“暮夜之金可畏也。”其人怀愧而去。未几，乞休，归于西湖，筑别业，植老桂修篁，颜曰“辋川”。
从上述记载来看，仁仲确系吴大山的表字，为万历十九年举人，《乾隆杭州府志》却误成万历十六年中乡试。然而，此传结尾与县志、通志稍有不同：
天启时，魏忠贤窃政滇南，为立生祠，求大山记，大山毅然不可，遂告归。可以看出吴大山不巴结权魏忠贤，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
大山的至交骆从宇撰有《澹然斋存稿》，卷五有《吴公墓志铭》。其书国内仅存孤本，庋藏于外地，此稿草就后才获见。“墓志”记载生平较详，可对其生卒年、科第及宦历作如下补充：（一）据墓志所载：“长宪州来吴公，余同年友，年少于我，才谞倍我，以丁卯六月卒。”可知大山号“州来”；丁卯，即天启七年（1627），他卒于这一年。他辞职归来时，“年仅及艾”，《荀子·致士》：“耆艾而信，可以为师。”杨倞注云：“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天启二年，大山年届五十，顺此上推，他当生于万历元年（1573）。因此，他的生卒年为1573—1622。（二）大山九岁丧母，弱冠游太学，为大司成田钟台所赏识，声誉鹊起，会修《宝训实录》，被征召参与其事。《实录》成，授中书舍人，未就。于是发愤读书，万历十九年中顺天乡试。万历二十八年（1600），北上参加会试，因父病重急驰南还。从此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三）万历三十二年（1604），史馆乏人被延之入，除诰敕房办事，次年改制敕房。万历三十八年（1610），实授中书舍人，因擅长制词，为当政相国叶向高所欣赏称善，恐他离去而难以觅人替代，故屡不予以迁升。由于前相国朱赓竭力推荐，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才擢工部虞衡司主事。万历四十年（1612），署屯田司员外郎。这年冬，升都水司郎中，会河工告急，奉旨督理淮、徐、中河，修筑三山口决堤。万历四十六年（1618），论治河功，晋升云南参政兼佥事，整饬曲靖等府兵备。天启二年（1622），擢云南按察使，未莅任，以病辞，归于西湖终老。
综上所述，一位湮没了四百多年的剧作家的形象及其家世，已经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吴大山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吴培为松江府同知，曾叔祖吴玭和吴扁，不是官至参政就是当过御史；祖父吴源终官江西按察副使；父亲吴果通过召试书法，授中书舍人，累迁至光禄寺卿。他自己也是步其父的后尘，由中书舍人而官至云南按察使，一个正三品的地方大员，这在仅中过举人的士子中非常罕见。在明代戏曲家中只有汪道昆官至兵部侍郎（正三品），与他的品级相当。他很善于为官，但廉洁自律，尤其不巴结权魏忠贤，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大山笃于情爱，为悼念亡妻创作了《再生缘》杂剧。可能由于出身和地位的显赫，或者为了避嫌疑，不愿在剧作上署真名，以蘅芜室作为题署。版本学家魏隐如在《古籍版本鉴赏》一书中，曾提到汪廷讷刻有《环翠堂精订五种曲》，收《真傀儡》、《再生缘》、《男王后》、《一文钱》、《齐东绝倒》五个杂剧。此书尚未获见，但北京大学古籍善本部所藏明刊《名家杂剧》，就收有这五种杂剧，也题作《环翠堂精订五种曲》，它们应当是一部书。其中《再生缘》题“蘅芜室编，西湖季黄沈士伸、仕乔黄士佳阅”，并有眉批。因此，崇祯时，沈泰所编《盛明杂剧》，将这五个剧收录集中，而《再生缘》则完全沿用《名家杂剧》的题署和眉批。至于吴大山与祁承有无联系，由于资料的缺乏尚不得知，但是黄汝亨《寓林集》中有与祁氏唱和之作，他们之间往来密切。《再生缘》有可能通过黄氏而为澹生堂所收藏，故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著录《再生缘》，题吴仁仲著。而此剧又收入其子祁理孙所编《名剧汇》中；这是一个大型戏曲集，共七十二本，收录杂剧二百七十种，惜其已经散佚。由于《名家杂剧》（《环翠堂精订五种曲》）极为罕见，《再生缘》以《盛明杂剧》所收本广为流传。吴大山与吴之鲸被时人目为“江皋二俊”，他不仅会写剧，而且也能诗，据“墓志”，所著有《大云编》、《傲素轩》（徐□《红雨楼书目》著录，为《傲素轩诗》二卷）和《秋柳》诸稿，已不见传本；他与当时著名文人谢曰可、屠隆、沈孔真等共结诗社，诸家均为其诗集作过序。同冯梦桢、虞淳熙也交往甚密。他任中书舍人时，还和张萱等校理纂辑过《内阁藏书目录》八卷。（吴书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