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味的变化与卡拉瓦乔的命运
撰文/徐波
艺术品味对现代人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不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在快乐就好，一切都是娱乐的今天，鉴赏艺术似乎不如流俗来得更快乐。然而，艺术品，尤其是伟大的艺术品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经验，对艺术的鉴赏是人们理解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的途径。正如傅雷先生所言：“盖艺术乃感情与理智之高度结合，对于事物必有敏锐之感觉与反应，方能言鉴赏；若创造，则尚须有深湛的基本功，独到的表现力。倘或真爱艺术，即终身不能动一笔亦无妨。欣赏领会，陶养性情，提高人格，涤除胸中尘俗，亦大佳事；何必人人皆能为文作画耶！”
品味（taste）这个语汇来源于味觉器官对食物味道的判断。在食物上人各有好，众口难调，这容易理解，不过即便如此，只要说到美食品评，一样必须协调个人的口味偏好与公认的美食标准。至于艺术品味，那就更复杂了，既涉及到天赋感官，也关乎诸多社会环境因素。另外，有了更灵敏的听力和视力等，还要考虑艺术敏感的类别，有些人更喜欢文字符号，有些人更喜欢视觉艺术，还有一些人更喜欢音乐，各个类别反应能力的差异是巨大的。著名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主张人人都有接近伟大艺术的能力，不过他也曾经说过，看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的人可以分为三类：不受人指导而能欣赏者、受人指导而能欣赏者、无论如何都不能欣赏者。这种三分法看似武断，其实有理。它与人的智力高下无关，而仅仅是说对艺术作品的敏感程度，是一个艺术品味问题。有智力水平非常高，在别的专业领域表现卓越的人，但对艺术却毫无感觉。因此，这是一个艺术品味问题，而不是品味高下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品味并不意味着坏品味。欣赏艺术要有艺术品味，然而，品味不是天赋的而是习得的，有更好的天赋感知能力的人，在欣赏艺术时有更好的艺术体验，即个人体验取决于天赋的艺术感觉。之所以如此，因为艺术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发明，要欣赏它，我们必须经历某种形式的文化培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艺术是文化成就，从艺术作品中，我们能触摸到某种文化的脉动。事实上，没有人天生就是古代艺术大师作品的鉴赏家，有天生对艺术很敏感的耳朵或眼睛，但没有天生的贝多芬或拉斐尔的鉴赏者。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是一种由经验塑造的内在的敏感。品味总是训练而来的。当然，后天习得的品味与基于感受的体验不可截然分开，完全没有品味的人，不可能有深度的艺术体验，完全没有艺术感觉的人也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艺术品味。品味作为经验塑造的内在敏感，它是个人独有的对艺术的判断能力，但它又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特定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我们的审美观念，使我们能区分美丑，鉴别艺术品的高下。我们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参照来理解我们自己的艺术品，同时，对异域他邦的艺术品，我们往往会觉得陌生，感到诧异，认为不好理解。当然，新异的艺术有时也会打破我们的偏见，颠覆我们的期望，成为我们个人审美经验的一部分。实际上，对新异的审美体验的开放态度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特别敏感的艺术品味的标志。能欣赏异域的艺术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作品原来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融入我们自己的审美世界，并赋予它我们自己的意义。当然，对异域文化传统的了解，更能加深我们对异域艺术的理解，提高我们对它的鉴赏水平，从而拥有更好的艺术体验。
至于具体的艺术评判标准，其由来不是特殊的个人经验，那样产生的所谓标准也不会有人遵从。我们是在学习欣赏艺术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分辨好与坏，以及好中挑优。尽管我们每个人在品味方面都是自主的，但一个时代好品味的标准是往往由一个时代的品味引领者所主导。两个多世纪以前，大卫·休谟在《论品味的标准》一文中探讨了“理想批评家”（ideal critic）与品位标准的形成这个问题。休谟的文章认为，所有对艺术的反应基本上都是个人的，但并非所有的反应都同样有效。有些人对美比其他人更敏感。有些人更善于识别什么使一件作品富有艺术性，拥有更健全的判断力。在休谟看来，有品味的人既有感知能力又有判断能力。然而，由于我们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识别这些优秀者，他们必须通过某种测试表现出来：宣称自己是艺术批评家，并向公众提供他们的评判。如果他们能让其他人像他们一样看待艺术品，他们作为品味引领者就能塑造当前的品味。这样，经过反复试验，一个标准就形成了。根据休谟的观点，任何艺术评判标准肯定都是暂时的，因为它建立在公认的正确意见之上。
卡瓦拉乔肖像（Ottavio Leoni, Portrait of Caravaggio）
卡拉瓦乔：《美杜莎》
卡拉瓦乔：《捧水果篮子的男孩》
卡拉瓦乔：《鲁特琴演奏者》
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
卡拉瓦乔：《音乐家》
卡拉瓦乔：《算命人》
公认的正确观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时代变了，品味也变了。虽说美是永恒的，伟大的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不过在艺术史上有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也随时代品味的变化而命运沉浮。16、17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年）就是一个例子。在艺术创作上，卡拉瓦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他具有非凡的艺术禀赋，但性格孤傲，狂暴不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不少艺术杰作，却因为参与争斗而搞得声名狼藉，长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他的绘画风格是把写实主义与戏剧性的明暗表现法相结合，富于感官性与宗教性，通过捕捉奇妙的光影变化，创造出光影明暗层次对比的全新艺术效果，极具视觉冲击力。这种绘画方式对欧洲画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所谓卡拉瓦乔风，并开启了欧洲巴洛克艺术。
卡拉瓦乔：《圣马太与天使》原版和第二版
卡拉瓦乔：《圣马太蒙召》
卡拉瓦乔：《圣马太殉难》
卡拉瓦乔：《基督下葬》
卡拉瓦乔：《圣母之死》局部
从1590年到1606年，这十多年时间内，卡拉瓦乔不断以其画作冲击欧洲艺术界。《圣马太和天使》、《圣马太蒙召》、《圣马太殉难》、《基督下葬》和《圣母之死》等都是他这时期的旷世杰作。这些画作取材于圣经故事，人物形象却来自下层民众，画面上基督、圣母和使徒与现实生活中的农夫农妇没有两样。他们是普通的农民，头上没有光环，瘦骨嶙峋，神情悲苦。他这样处理圣经题材，其作品必然引起争议。例如，他最初为罗马圣路易吉教堂（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绘制的三幅画之一《圣马太和天使》，就被委托创作的神父拒绝了。在这幅作品中，圣马太翘腿而坐，而且光着腿和脚，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天使正在指导他写福音书。他的描绘圣徒使赞助人很不高兴，觉得是在贬低福音传道者的尊严。幸运的是，一位贵族接受了这幅画，并付钱给卡拉瓦乔，让他另画一幅。再画时他按照传统规范作画：天使裹着有褶皱的布单出现云中，正在书写的圣马太感到十分惊奇，微微从书桌边站起身来，一个膝盖支在小板凳上，转头仰望着天使。这就是如今悬挂在圣路易吉教堂孔塔雷里小礼拜堂（Contarelli Chapel）祭坛上方那幅画。他最早画的那幅被认为亵渎了圣徒的画存世至现代，却最终在二战时毁于柏林，现在只有该画的黑白照片留下来。因此，他一方面被人誉为当时罗马“最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又因为其画中的人物形象受到教会人士的指责。他是天才的画家，又是一个不守礼俗的浪荡子。他的生活悲惨而无人同情，他的画风叛逆但有人追随。卡拉瓦乔在17世纪初是有追随者的，所以当时在意大利、尼德兰、法国等地都盛行过所谓“卡瓦拉乔画风”。同时，在这一时期开始有人对他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 1613-1696）。虽然贝洛里不能容忍卡拉瓦乔的选材，以及处理手法上的自然主义，但他毕竟是一位具有鉴赏力的批评家，对卡拉瓦乔在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还是赞赏的。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1594-1665）也曾谈论过卡拉瓦乔，不过他看不上他。
卡瓦拉乔反对文艺复兴后期风格主义的矫饰，主张写实，善用动势，强调光线，取材圣经，注重情感表现，渲染戏剧氛围，其画风确实与后来的巴洛克艺术（Baroque Art）有相似之处，所以艺术史家通常把他列入巴洛克艺术开创者。然而，卡瓦拉乔对宗教题材的世俗处理，对下层民众生活的生动描绘，以及画面太过强烈的戏剧张力等，都大大有别于17世纪盛行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再加之他生活放荡，所以他的绘画不见容于当时，虽名噪一时，但在他死后，名声消殒的速度快得出奇，到18世纪就几乎被人遗忘了。在18世纪，新的礼俗观念甚至比卡拉瓦乔的神父赞助人的更严格。这种观念开始主导当时的品味，拉斐尔和圭多·雷尼（1575-1642）成为当时艺术品味的榜样。在圣路易吉教堂，当时的游客一般不会光顾放置卡拉瓦乔作品的阴暗小礼拜堂。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罗马旅行指南，如爱德华·赖特的《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纪》（1730年）和托马斯·纽金特的《大旅行》（1749年）中都没有提到他在圣路易吉教堂的画作。带着这两本书去圣路易吉教堂的读者会发现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到了别处，主要是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1581-1641）画饰的波莱礼拜堂（Cappella Polet）。根据那时公认的看法，卡拉瓦乔不值得一看。
17世纪后近200多年，卡拉瓦乔几乎被遗忘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在故纸堆中重新发现了卡拉瓦乔，这个陌生的名字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50、60年代，在意大利艺术学者罗伯托·隆基（Roberto Longhi）的大力推介下，卡拉瓦乔的声名逐渐恢复，其影响甚至超出意大利半岛，远至西班牙、法国，冲击欧洲艺坛。隆基在其著作中追溯了卡拉瓦乔对后世艺术家的重要影响，将受他影响的艺术家称为“卡拉瓦乔画派”（Caravaggisti），由此把卡拉瓦乔推上了与鲁本斯和伦勃朗齐名的古典大师神坛。他认为：“没有卡拉瓦乔，里贝拉、维米尔、拉图尔和伦勃朗也许都不会存在，而德拉克罗瓦、库尔贝和马奈的艺术也绝对不会和现在看到的一样。”
罗马圣路易吉教堂
圣路易吉教堂的孔塔雷里小礼拜堂
圣路易吉教堂位于连接罗马万神殿和纳沃纳广场的一条街道旁，现在大多数游客应该都是冲着卡瓦拉乔的大名才拜访该教堂的，因为一走进教堂，你会看到一群人站在左边通道的尽头，依次进入孔塔雷里小礼拜堂，然后把一个欧元硬币塞进一个投币箱里，以便灯光亮起，能在一两分钟内照亮卡拉瓦乔的三幅描绘圣马太生活的伟大画作。卡拉瓦乔的用光效果震撼人心，他用质朴的意大利农民形象来描绘使徒和神圣家族，如今他被认为是西方传统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在世人重新认识卡瓦拉乔的过程中，意大利艺术史学家罗伯托·隆基扮演了休谟所说的塑造品味的理想批评家的角色。总之，艺术品味不完全是个人偏好，一般大众的艺术品味是对公认的正确观点的接受，所以说它是教化与知识传授的结果。休谟所说的艺术品味塑造者是在艺术感受上有特殊天赋的人，连这些人的艺术品味也是天赋加后天教养，也就是说，即便是极少数天赋超群的人，在养成艺术品味过程中都需要必要的引导。这些品味引领者在特定时代的艺术品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感受和判断会成为公认的正确观点，左右着整个时代的艺术品味。品味的变化与艺术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决定了各时代艺术品优劣高下的等级秩序。一般说来，社会上具备艺术知识，了解艺术历史，能够谈论艺术的人很多，真正能享受艺术，体验艺术的力量，又能表述自己的艺术观点，从而引领时代艺术品味的人少之又少。正常时代的艺术品味由这些在感受力和判断力上有天赋，受过良好艺术教育的“理想批评家”所引领，变化有迹可循，真正出自艺术体验的判断总是主导着正常时代的品味。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当代是一个均质化的平庸时代，文化环境大不同于以往。现在决定品味标准的权威似乎不是休谟所说的那种理想批评家，而是莫名其妙地落入了各类知识专家之手。这些知识专家各有其主，各为其主，他们判断的依据是他们的理论或政治、经济利益，很少出于真正的艺术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品味可能被认为是特权阶层通过教育体制，进行权力操控来实现的一种压迫，是特权阶层压制大众的另一种手段。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的，对艺术的熟悉构成了精英阶层用来将他人排除在财富和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的一种文化资本。艺术鉴赏力成为社会意识观念的晴雨表，社会区隔的手段，真正的艺术体验无影无踪。没有人敢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会被斥为庸俗的人，被认为无法欣赏“真正的”或“高深的”艺术。最让专家们满意的艺术，观众却完全不感兴趣，这是审美虚伪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