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传海：我自横刀向天笑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城乌云密布，肮脏的菜市口挤满了肮脏的人群。阴森的刑场砍头台上，一位汉子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后，大刀一闪血光如炬,在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了，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一
那被砍头的汉子，就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作者、“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还赔款白银2亿两。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
1896年，谭嗣同奉父命，纳钱财以取得官爵功名，为江苏候补知府。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创作了5万字的《仁学》（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著作。
次年二月他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同时，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这年是农历戊戌年，故称为“戊戌变法”）。同年8月，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九月五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林旭等，为四品卿衔军机大臣助理（军机章京）参与变法。光绪对他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感动异常。
不久，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一顿饭吃二百多道菜的”慈禧等人密谋，准备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于是，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军机大臣荣禄，准备废除光绪帝，皇上希望其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然而，襟怀坦荡的谭嗣同，怎么也没有想到，袁世凯竟然耍了一个诡计：他在九月二十日返天津，当晚便向荣禄告密，将谭嗣同策动他起兵勤王之事全盘托出。荣禄听完袁世凯的密告，立刻乘专车进京，去颐和园向慈禧报告了一切。
次日天刚破晓，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请安，哪知如此变故，随即被慈禧收去玉玺、幽禁到中南海瀛台。然后，她连发谕旨，全面捉拿维新派。
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为此，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劝他改变初衷，他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并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被杀害。时年，谭嗣同年仅33岁。
二
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少爷，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他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
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了5万字的《仁学》。他提出的“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这一学术著作中，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先导。而蕴含其中的反清思想，则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先驱。
之后，他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他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传维新思想。他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本来内心是比较崇尚革命的，只是不知中国改良与革命的道路，哪个更好？被康有为拉去搞立宪，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他愿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只有一死。
三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和康有为一样，借助家庭和社会的力量一走了之，可他却为了唤醒顽固的统治者和数以万计的百姓，自愿留下来慷慨赴死。他在能够出走的情况下没有出走，而是选择了舍身取义，真正是做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
“此去前途难以预料，但我已下定决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避风险，不畏艰难，虽牺牲也在所不惜。”对于变法的剧结局和去京城的后果，谭刷同似有所预感。他在湖南与妻子分别时，即作了永诀的准备。他就如同古代的荆轲一样离家别子，悲壮地走向了吉凶难卜的变法战场。
嗣同被抓后，被关在大牢等死，他的妻子为了见他最后一面，费了好大劲才打通关系得以探监。妻子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还没有孩子。”谭嗣同听到妻子的哭诉后，缓缓地说到：“现在国家这种状况，多个孩子就是多个奴隶。在这个国家没有变好之前，何必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受苦。”谭嗣同说的很对，没有国，哪儿来的家。家都没有，又何必让孩子来面对这样的惨状呢？
面对如此的家国，只有变法才有出路。然而，谭嗣同注定要失望，他的死没能唤醒当时的一个人。他被砍头那天，围观的百姓有很多。但在当时清朝民众的眼里，他却是“清奸”、“乱臣罪子”。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还有很多人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当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但是，不管雨有多大，风有多狂，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果然啊，十二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结束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又过八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现代革命的新篇章；又三十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便是谭嗣同悲壮命运结局的意义之所在!
翟传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协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