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 || 封五昌：“毛公鼎”与毛氏寻根
“毛公鼎”与毛氏寻根
封五昌
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各界》杂志2020年第10期刊登的《“国之重器”毛公鼎的辗转流离》一文，获益匪浅，然觉是文似有言而未尽之处，特依据有关资料补叙之。
一、“毛公鼎”何以躲过炉火销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甫一出土，就被出土地陕西岐山县一位古董商人看中了，他以白银300两从发掘者陈春生（一作董春生）手中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陈治官（一作董治官）所阻，该古董商却以重金贿赂知县，诬告陈治官私藏国宝下狱，于是毛公鼎先存县衙，后又被该古董商偷运出县，转徙西安府城九年。
清咸丰二年（1852年），西安回民最早在北院门鼓楼北开古董铺的苏兆年、苏兆祥（一作苏亿年）兄弟二人，一天在西安鼓楼南一条很窄狭、人称“砖头缝”的小巷（解放后曾称鼓楼南巷，今已拆除）内，看见一家炉院（搞冶炼的小作坊）的院子内放着一个铜鼎，鼎内壁有很多铭文。二苏就问炉匠准备将铜鼎咋办？炉匠答准备化铜打成门扣。苏氏兄弟接着问打成门扣能卖多少钱？答可以卖30两银子。苏氏兄弟二话没说出了30两银子将该铜鼎买下。鼎拿回后，因他们长期做古董生意，见多识广，知道此鼎价值肯定不菲，立即给北京京官陈官俊的儿子陈介祺写信告知此事，并对此鼎的形状、大小及铭文等情况，做了介绍。
陈介祺（1813-1884），山东潍县人，字寿卿。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好收藏古物，对青铜器、陶器、印玺等，收藏甚富，并善拓墨。陈接信后、即给苏氏兄弟汇来白银100两，以其中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由苏氏兄弟雇了一辆轿车（旧时一种供人乘坐的车子，车厢外面套着帷帐，用骡、马等拉着走）专程将该鼎送到北京。陈介祺见后大喜过望，视为至宝，将铜鼎锁在一间房内，密不示人，并不准任何人打印拓片。陈又给了苏氏兄弟1000两银子作为报酬，苏氏兄弟回到西安后即用这笔巨款购置了房产，就洗手不干了。这个铜鼎后经陈介祺考证，就是举世闻名的“毛公鼎”。
国宝重器毛公鼎自从出土到存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辗转流徙长达106年之久，始终未离赤县神州，大破外人觊觎美梦，实乃中华民族之大幸！本人曾于2013年11月赴台湾旅游，专程去台北故宫愽物院一睹“毛公鼎”尊容：圆腹圆敞口，上有立耳一对，下铸马蹄状三足，服饰重环纹、弦纹各一周，整体圆浑肃穆。观之，立生敬畏！使所谓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另外两件“镇馆之宝：“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真是相形见绌。
二、毛氏寻根。
毛公鼎之宝贵，除了铭文最长，历史文献价值、铭文书法美学等因素外，我想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中华姓氏起源通史》及《中国姓氏寻根》等书籍记述：“毛氏，源出于姬姓。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其弟（文王第八子）叔郑为毛伯（即伯爵），故又称毛叔郑（毛叔郑的封地，即毛国，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一带，故毛公鼎发现于岐山）。毛伯在周成王时曾任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故又称毛公。近现代出土的青铜器班簋（guǐ）、毛伯敦、毛公鼎等俱是毛国的遗物，其中尤以毛公鼎最为著名。毛伯子孙在周朝世袭卿士，世称毛氏。据专家考证，毛公鼎为西周晚年所铸造。铭文记载了周武王对毛公的册命词，还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叔郑的后裔）的事，还反映了西周末年统治不稳定的情况。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毛国族人随迁，其中一支走到西河（春秋战国时期，指晋、陕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见此地风物酷似岐山故国，遂滞留定居于斯，在此繁衍生息，凡两千八百余年，即今渭南市华州区大明镇毛家沟村是也。其余大部分毛氏族人继续东迁，先至河南宜阳，后又颠沛流徙至浙赣等地，其中元末明初江西衢州有毛太华者，文武英敏，以军功被朱元璋派往云南戍边多年，功成名就，年老思退，蒙恩准，携八子举家迁往湖南湘乡绯紫桥定居。后其子毛青一、毛青四兄弟二人带家到湘潭韶山冲定居，是为湘潭毛氏之始。有资料显示：湖南湘潭毛氏“郡望”（即是其居地有显贵家族）称“西河郡”，而“堂号”（旧时多指某一家、某一房或某一家族的名号）为“西河堂”。由此可见，有人说，毛氏之根在陕西是有根据的。
封五昌，笔名史研、伍昶等。1941年3月生，陕西西安人，大学文化，高级教师，曾任西安市教育局教研室历史教研员、编审部主任。兼任陕西省暨西安市历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暨西安市历史教研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等职。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余，喜爱西安地方史的学习与研究。除编写大量历史教研、教辅书籍、资料外，还主编《西安历史》等，参编《陕西历史》《新编西安旅游》等书籍，并在全国20多家报刊上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及历史散文百余篇，其中有多篇论著获奖。曾被评为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学会工作者等。目前已退休，仍从事西安地方史（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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