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
内容提要： 《宋诗选注》重印时删去初版所选左纬其人其诗，其直接原因是入选作品中具有“贼”、“寇”等与时“违碍”的内容;而其深层原因则与钱锺书先生的宋诗观的一系列重要见解有关。他评左纬“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不摹仿杜甫”，“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确定其在宋诗体派史中的过渡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定，主要以两组“贼”、“寇”诗为依据。删诗导致删人，遂使《宋诗选注》潜在的环环相扣的诗史链条，遭到中断。
一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出版于1958年9月，共选诗人八十一家，到1963年11月第二次印刷时删去左纬一家，存八十家;同时删去的还有刘攽《蛮请降》二首、刘克庄《国殇行》、文天祥《安庆府》等诗。其中的曲折，借用他自己的话，是可以“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 ① 。钱先生此语，原来主要是针对初版本的选目等情况而言，但也完全适用于这项“删落”，而且更为突出。表面平和的语气掩盖不住他割爱的无奈与沉重，好在已成为过去;而其对《宋诗选注》学术内容的损害，即这些“删落”所包含的他对宋诗发展的一些独特见解，我们却不能忽略。尤其是新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论证左纬的长篇专条（约1500字），更揭示其学术思考与观察的心迹。
左纬是南北宋之交一位名位卑微的诗人，台州黄岩人，一生未仕，生平资料极少，《徐氏笔精》卷四说他“宣和间以诗名”，《宋诗纪事》卷四十说他“政和中以诗鸣”，可见在徽宗时的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其诗集不传。直到民国时，其故里黄岩杨氏刊行《台州丛书》后集，始收有王所辑《委羽居士集》本，才较便于阅览。钱先生所读也是此辑本。在他的《宋诗选注》以前，左纬不见于其他选本，如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合编的《宋诗别裁集》（原名《宋诗百钞》）、陈衍的《宋诗精华录》等均不选左纬作品（仅《后村千家诗》卷一“春暮”类选其诗一首，《宋诗纪事》为该诗题作《春晚》）。钱先生却选取三题九首，这在《宋诗选注》中占有一个颇大的份额，连黄庭坚也只入选三题五首，其他如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陈师道、尤袤、刘克庄、文天祥等名家都在九首以内。尤堪注目的，是钱先生为左纬所写的近一千字的小传，提出了启人心思的重要问题。夏承焘先生那篇因《宋诗选注》横遭“批判”而为之“平反”的论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 ②中也说:“《选注》中所采的如左纬、董颖、吴涛诸家，都丰富了宋诗，开了读者的眼界”，特意指出了选录左纬等人在全面认识宋诗上的开掘意义。
钱先生对左纬的青睐和夏先生的认同，为什么在重印时反遭删削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选了左纬的《避贼书事》和《避寇即事》。钱先生后来回答一位问学的后辈学人时明言:“左纬诗中之‘寇’，不知何指，恐惹是非，遂尔删去。胆小如鼠，思之自哂。” ③ 钱先生曾说，他的文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 ④ 。这里说左纬诗中之“寇”，“不知何指”，实际上是打了埋伏的。明眼人一见即知与方腊事有关。金性尧先生在《选本的时间性》 ⑤ 一文中已点明此点，今再作具体论证。
左纬《会侄誉》诗云:“忆昨宣和末，群凶聚韦羌（自注:洞名）”，“我时遭劫逐，与子（左誉）空相望”，这里的“群凶”，即《避贼书事》、《避寇即事》两组组诗中的“贼”与“寇”。发生在宣和年间、聚集于浙江仙居韦羌洞（亦作峒，民居地，方腊亦在浙江淳安帮源洞起兵）的“群凶”，是指仙居人吕师囊为首的民变部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及《台州府志》等史籍、方志所述，吕师囊部于宣和三年三月十日起兵响应方腊，攻打台州，连下天台、黄岩、温州、乐清等县，与方腊主力军之攻破睦、歙、杭、处等地东西呼应;后方腊失败，吕师囊收拾余部，继续抗击宋朝官军，至宣和三年十月被扑灭 ⑥ 。刘一止在为宋朝将领杨震所写的墓碑中还提到杨震随从折可存攻占韦羌洞并于黄岩境内生擒吕师囊的情况:“宣和三年，方腊据杭、睦，朝廷姚平仲为都统征之。公（杨震）从折可存自浙东追击至三界河镇，与贼遇，斩首八千余级。追袭至剡、上虞、天台、乐清四县，取韦羌、朝贤、六远三洞。至黄岩，贼帅吕师囊据断头山扼险拒，我前辄下石，死伤者众，累日不能进”，经过设计苦战，“生得师囊，乃斩贼首三千余人” ⑦ 。此与左纬诗完全吻合。《避贼书事十三首》其四云“贼来属初夏，逃去穷幽荒”，其三云“及至出山日，秋风吹树枝”，他从初夏逃入山中隐匿，至秋天事平出山，与吕师囊部三月起兵、十月被歼一致，也可证左纬这两组组诗当作于宣和三年（1121），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以及与其相关的“让步政策”问题的争论，是建国后50、60年代历史学界所谓“五朵金花”之一 ⑧ 。这场争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敏感的政治性，日益变成学术“雷区”，连钱先生也因“恐惹是非”而“删去”所选左纬之诗，以“胆小如鼠”“自哂”，但这场争论虽然过分拔高农民战争的所谓“革命性”，倒也激发学者们去深入地发掘和搜集社会底层的材料，了解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也为我们今天以平和客观的心态去观察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以方腊事件而言，仅从方勺《青溪寇轨》的记载来看，他原为不满“赋役繁重，官吏侵渔”、抗拒朱 面力 “花石纲”之役而起事。方腊声言:“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在这番义正辞严的号召下，果然“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这说明方腊起事的历史正当性，自应与一般打家劫舍的暴民相区别。然而，百万之众的巨流一旦涌动，种种利益、欲望、情绪的交杂冲突其间，又不可避免地颠覆社会的正常秩序;原始性的报复欲望的无限膨胀，玉石俱焚，更造成时局的普遍动乱和生产力的极度破坏。“焚民居，掠金帛子女”，并非意外，“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女自洞逃出，倮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榴树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数”，这是方勺据“深入贼境，亲睹其事”的目击者所述而记录的，也不能贸然断言为士人的造谣污蔑（《宋史》卷四六八《童贯传·方腊附》所记亦同）。在歌颂所谓“革命暴力”的年代，无视或抹煞弱势人群在离乱中所承受的一切痛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描写和反映这种痛苦却成为大逆不道，这是不正常的。
面对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局势，左纬身不由己地落入当时的弱势群体，“举家如奔鹿”，“但冀免杀戮”，本能地表达最低的生存要求，表达对破坏正常生活的愤恨和谴责。因此，他不仅抨击方腊、吕师囊的民变部队，也斥责当时陈通等的兵变部队。《避寇即事十二首》其二云:“遥闻乌合辈，数十破钱塘。故是升平久，胡为守备亡。天诛初不暴，贼势尚云张。作过古来有，未宜忧我皇。”钱先生在《手稿集》卷一第二八六则论左纬时正确地指出:“第二首当是建炎元年八月陈通兵变。”此事在左纬《会侄誉》中也写到:“及兹建炎始，叛卒起钱塘。初闻杀长吏，寻亦及冠裳。死者不为怪，生者反异常。”或谓此指“建炎三年（1129）宋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发动变乱，杀枢臣王渊，并逼高宗禅位于三岁的皇子赵旉”事 （见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第215页） ，则尚可商榷。
建炎共四年，左纬诗明云“及兹建炎始”，当是建炎元年陈通事变，而不会是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按之史实，更为皎然自明。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是日，杭州军乱。初上之立也，遣勤王兵还诸道，杭兵才三百，其将得童贯残兵与之俱。军校陈通等见杭州富实甲东南，因谋为变。会军士以衣粮不足有怨言，结约已定，而两浙转运判官顾彦成行部未返，需其还杀之。至是彦成归，宿于城外，夜三鼓，军士百余人纵火杀士曹参军及副将白均等十二人。翌日，执守臣龙图阁直学士叶梦得诣金紫光禄大夫致仕薛昂家，杀两浙转运判官吴昉”。这次陈通兵变，乃因“衣粮不足有怨言”所激而起，人数有限，故云“乌合辈”;“纵火杀士曹参军及副将白均等十二人”，又“杀两浙转运判官吴昉”，与诗句“初闻杀长吏，寻亦及冠裳”和“胡为守备亡”相合。要之，此乃局部性较小事件，故左纬又以“作过古来有，未宜忧我皇”宽慰之。后于同年十二月陈通等即被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所诱杀，兵乱乃息，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一。而苗、刘之变，势态严重，杀枢臣，逼禅位，是震动朝廷的巨大事变，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也与左纬诗的内容抵牾。
左纬诗中所揭示的两次变乱，一为方腊、吕师囊之民变，一为陈通之兵变。若依50、60年代的主流舆论来衡量，前者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后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矛盾（或许也会被解释为下层士兵的“革命斗争”），但对左纬而言，均是威胁其生命或破坏其生活的祸害。情动于中，诉之笔下，是十分自然的。金性尧先生在《选本的时间性》中说:他的《宋诗三百首》因“出版于极左思潮逐渐消敛的盛世”，所以容许入选左纬《会侄誉》等诗，因为“事归事，诗归诗，还是可以选入的”，与钱先生选了又删的境遇不同，“选本的时间性，也就是选本的历史性”，感慨良深。
二
钱先生《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乃因入选《避贼书事十三首》的五首、《避寇即事十二首》的三首而有碍当时左倾思潮之故，这一解释应是符合实情的;但我们要立即申明，这一解释并不完全。不然，人们当会质疑:钱先生何以不采取刘攽、刘克庄、文天祥诸家那样的“删诗存人”的办法（或用更换选目之法），而要使左纬其人其诗统统从《宋诗选注》中消失呢?细细推求内情，会使钱先生宋诗观的一些重要见解彰显起来，结合《钱锺书手稿集》的相关论述，看得更为清楚。
《宋诗选注》被删左纬小传中评论左诗云:“这些诗不搬弄典故，用平淡浅易的词句，真切细腻地抒写情感。他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这已经不算容易;从下面选的《避贼》、《避寇》那些诗看来，他还能够不摹仿杜甫。”还进一步指出，“杜甫写离乱颠沛的古近体诗尤其是个‘不二法门’，宋、元、明、清的诗人作起这种诗来都走了他的门路”，而“左纬居然是个例外，似乎宁可走他自己的旁门左道”。这里强调的是左纬“不摹仿杜甫”。而在《手稿集》论左纬一则中，他写道:“不矜气格，不逞书卷，异乎当时苏黄流派，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佳者清疏婉挚，劣处则窘薄耳。”这里又强调左纬“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
“不摹仿杜甫”和“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在宋代诗坛的具体语境中，其实际指向是同一种诗歌风格和体派。在宋以前（特别是唐代）中国古代诗歌充分成熟、造诣卓绝的背景下，宋代诗人具有崇奉前代典范的传统。从宋初“三体”各以白居易、晚唐体、李商隐为学习楷模以后，一部宋代诗歌体派史不啻是不断更换学习对象的历史。黄庭坚论诗作诗，早已把学杜与学晚唐对举并立。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蔽犹贪，作法于贪，蔽将若何?” ⑨ 陆游对于晚唐体的指责、批判，也往往以李杜尤其是杜甫为立论的标准。他的《记梦》 （《剑南诗稿》卷十五） :“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 （同上卷七十九） :“天未丧斯文，老杜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他从诗史行程的梳理中，汲取抨击当下诗风的力量。降及“四灵”派的支持者叶适，他在《徐斯远文集序》中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足充其所求，曾不如 月豆 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于是“四灵”体乃至江湖派就弃杜甫而崇晚唐，一如叶适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所说的“摆脱近世诗律”、“合于唐人”者 ⑩ 。叶适从取法对象的高下广啬着眼，其思维方式近似黄庭坚，又采取诗史叙述的角度，则与陆游相仿，但他的目的是为晚唐体护法，与黄、陆针锋相对。
对于学杜甫抑或学晚唐所蕴含的宋诗体派史的意义，钱先生颇为注意，从《谈艺录》到《手稿集》到《宋诗选注》，他的论述既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谈艺录》“放翁与中晚唐人”节云:“窃以为南宋诗派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盖分茅设，一时作者几乎不归杨则归墨”，方回意欲调和两派，提出“学者自姚合进而至贾岛，自贾岛进而至老杜”，因为“曰‘老杜’而意在江西派，曰‘姚贾’而意在永嘉派;老杜乃江西三宗之一‘祖’，姚贾实永嘉四灵之‘二妙’（原注:按赵紫芝选《二妙集》）。使二妙可通于一祖，则二派化寇仇而为眷属矣”。在《手稿集》卷二第五一三则中又补充道:舒岳祥《阆风集》卷二中“《题潘少白诗》:‘早从唐体入圆妥，更向派家事掀簸。’按卷十《刘士元诗序》云:‘得唐人姚、贾法’，‘近又欲自蜕前骨，务为恢张，乎派家步骤’云云，皆以江西与四灵对举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四《刘圻父诗序》云:‘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挛浅易’，‘而为派家者则又驰骛广远’云云，派家之名出于此。”又引《秋崖小稿》文集卷四十三《跋陈平仲诗》云:“后山诸人为一节派家也。”最后云:“赵孟坚《彝斋集》卷三《孙雪窗诗序》云:‘窃怪夫今之言诗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诋也，彼病此冗，此詈彼拘。’均此意。参观《谈艺录》第一四五至六页。”这里围绕“派家”之名展开论述，对《谈艺录》续作申说。此则《手稿集》在采入《宋诗选注》徐玑小传时，又有发挥:“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
因此，学杜甫抑或学晚唐，成了江西派与四灵、江湖派最易识别的标志。钱先生论左纬“不摹仿杜甫”、“开南宋人之晚唐体”两语，无异为左纬确立了在宋诗体派史中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立又是以《避贼》、《避寇》两组组诗共二十五首为支撑的（左纬今存诗共六十首），这是一个应予重视与探讨的新论点。
钱先生说，“从下面选的《避贼》、《避寇》那些诗看来，他（左纬）还能够不摹仿杜甫”，此与古今论者之说截然相反。《宋史翼》卷二十九记左纬“初业举子，曰:‘此不足为学，文如韩退之，诗如杜子美，吾将游其藩焉。’真德秀称其《避寇》七诗，可比老杜《七歌》”。谓左纬早怀学杜祈向，真德秀又具体指认其《避寇》组诗可与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比肩，言之凿凿。而左纬的忘年友许景衡更不无夸饰地说:“泰山孙伯野（孙傅）尝见经臣（左纬之字）《避寇》古律诗，击节称叹曰:‘此非今人之诗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别?’余谓非《避寇》诸诗为然，大抵句法皆与少陵抗衡，如《会侄》一大篇，自天宝以后，不闻此作矣。” 11 黄裳《委羽居士集序》亦云:“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诗自适。慕王维、杜甫之遗风，甚严而有法。”也认为左氏是奉杜甫为圭臬的。现今涉及左纬的著述甚少，但凡有论列，均不忘提及“诗学杜甫”等语 （如《全宋诗》卷一六七九左纬小传） ，钱先生与之相左。他对黄裳“慕王维、杜甫之遗风”的说法，甚至揶揄道:“但是据诗集里现存的作品看来，这句话跟许多诗集序文的恭维套语一样，属于社交词令或出版广告那种门类，也许不能算得文学批评。” （见《宋诗选注》被删之左纬小传）
对钱先生这一与众不同的看法，或许可以继续讨论，但在钱先生的宋诗观里，自有其合乎逻辑、自成体系的思考理路:既与他对宋人学杜的一系列见解有关，又与他对宋人“晚唐体”的观察息息相连，最后指向对南宋诗派诗体消长起伏的梳理与把握。以下即从这三点依次加以论述。
杜甫诗歌千汇万状、海涵地负，是宋代诗人崇奉的主要对象。但正如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所感叹的那样:“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钱先生指出:“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愿。” （《谈艺录》“七律杜样”节） 后人完全可以在“集大成”的杜甫身上，各取所需之一点，加以展衍，即自成家数。宋人对杜甫的多元选择中，又表现出从“风雅可师”到“知心伴侣”的演变过程，从而确立了宋人与杜甫的最核心的契合点。在《宋诗选注》陈与义小传中，钱先生写道:“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又说:“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在时代环境的制约下，超越于诗道诗艺本身，杜甫诗歌遗产中的古近体离乱诗迅速被突出、被强调，并作为一种范本被宋人广为仿效。钱先生在左纬小传中深刻阐明:“一位大诗人的影响要分两方面来说:有些诗人创了一派;有些不但创了一派，而且开了一门，那就是说某种题材、某种体裁的诗差不多归他们‘独家专利’，甚至不是他们派别里的作者，若要做这一门类的诗，也得向他们效法”，如王维、孟浩然的游山玩水的七律，李商隐、韩偓的相思言情的五、七律，元、白的叙事歌行，韩、苏的赋咏古物的七古，都在题材、体裁上独开一门。而“杜甫写离乱颠沛的古近体诗尤其是个‘不二法门’”。这里指出诗歌某种题材、体裁“经典化”形成后对后世诗人的强大影响力，也是文学史上的普遍规律。
与题材、体裁上的主要选择相表里，宋人学杜在风格上也表现出某种确定倾向。《谈艺录》“七律杜样”节云:“世所谓‘杜样’者，乃指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风格，北宋欧、苏、陈与义均有循此路径的作品，尤其是陈与义“雄伟苍楚，兼而有之。学杜得皮，举止大方，五律每可乱楮叶”;另一体为“细筋健骨，瘦硬通神”者，黄庭坚、陈师道属此，“山谷、后山诸公仅得法于杜律之韧瘦者，于此等畅酣饱满之什，未多效仿”。在此“壮”、“瘦”两体以外，尚有“以生拗白描之笔作逸宕绮仄之词”者，如陆游的部分学杜作品，就显得“逸丽有余，苍浑不足”。
在取资、技法上，宋人学杜着眼于其“无一字无来处”、“资书以为诗”的特点上。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推黄庭坚。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黄氏小传中说:“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中的哪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江西诗派一套“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技法窍门，主要取于杜诗的艺术资源，且“最起影响”，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了。
古今论者之所以认为左纬学杜，盖因他的《避贼》、《避寇》等诗，属于离乱题材的古律，按一般的思维定势即推导为学杜;而在钱先生看来，这两组组诗虽写离乱，但在艺术风格和取资技法上却与杜诗异趣，相反却表现出“晚唐体”的一些特点。风格的辨识和技法的判别是件细致微妙而又难于言说的工作，我们还是从《宋诗选注》取证。钱先生明确指出陈与义、吕本中、汪藻等诗“显然学杜甫”，其中吕本中的五律组诗《兵乱后杂诗》二十九首，正可与左诗比勘。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三十二中选此组吕诗五首，纪昀批云:“五首全摹老杜，形模亦略似之。”钱先生也说:“这些诗的风格显然学杜甫，‘报国’这一联 （引者按，原文为“报国宁无策，全躯各有词”） 也就从杜甫《有感》第五首的‘领郡辄无声，之官皆有词’脱胎，真可算‘点铁成金’了。”吕诗的“万事多翻覆，萧兰不辨真”，“萧兰”语出《离骚》;他的“云路惭高鸟，渊潜羡巨鱼”，句式与意境均可从《诗经》、陶诗中寻根索源，而杜甫《中宵》“择木知出鸟，潜波想巨鱼”，更为吕诗所本。又如所选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
草草官军渡，悠悠虏骑旋。方尝勾践胆，已补女娲天。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乾坤满群盗，何日是归年。
钱先生注文中指出:“这首诗也学杜甫体，比前面所选吕本中的三首，风格来得完整。”而在用典用字上也多有来历:“勾践”、“女娲”是使事，“阴供”、“倒悬”分别出自《汉书》和《孟子》，而结句“何日是归年”，直用李、杜成句（杜甫《绝句二首》其二:“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左纬诗却与这类“苍凉悲壮”风格有别，而出之以哀婉新警，白描叙事，朴实抒情，真正“以不用事为第一格”。兹从《避贼》、《避寇》组诗中各录一首:
今我有三子，欲谋分置之。庶几一子在，可以收我尸。老妻已咽绝，三子皆号悲。生离过死别，不如还相随。
寂寞空山里，黄昏百怪新。鬼沿深涧哭，狐出坏墙。小雨俄成霰，孤灯不及晨。开门谢魑魅，我是太平人。
左纬与吕本中的同为组诗，同为五言离乱诗，具有可比性，细加推求，风味立判;他的《会侄誉》五古，则与汪藻的寄侄五律，对象同属侄子身份。左纬在此诗中庆幸左誉侄乱后团聚，“死者不为怪，生者反异常”的深沉感慨，“庭梧露踳碧，砌菊风催黄”的景物烘托，乃至“与子归何处，相看两茫茫”的结尾，均绝少藻饰而情景逼真。即使结句也可能受到杜甫《赠卫八处士》末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影响，但此首本是杜集中以白描见长的名篇，且其四句一意、极富顿挫之妙的写法，还是与左诗不能混同的。要之，左纬诗忌用事，贵白描，吐属自然平易，色泽清淡简约，这些作派已预先透出南宋“晚唐体”的一些信息。
“晚唐体”一语几乎成了《钱锺书手稿集》的“关键词”，使用频率甚高。开卷第一页即云:“魏野《东观集》乃晚唐体之俚犷者。《赠三门漕运钱舍人》云:‘我拙宜名野，君廉恨姓钱。’岂非上门骂人耶?”竟谓“钱”姓者必贪，难怪姓“钱”的钱先生格外刺目，开笔即予驳正。卷一第二十则云:“王琮（宗玉）《雅林小稿》，向在《南宋六十家集》中见之，虽浅薄，尚有清真处，晚唐体也。”卷一第二十二则云:“严粲（坦叔）《华谷集》（按，皆出《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七），《居易录》斥为‘气格卑下，晚唐之靡者’，亦晚唐体也。浅薄无足观，尚在沧浪之下。”同卷同则云:“乐雷发（声远）《雪矶丛稿》笔力健放，不拘拘于晚唐体。七言歌行尤排，七绝次之，律诗俚滑。”卷二第五○九则云:“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亦江湖派，尖薄而未新警。”等等。从中看出，“晚唐体”既有“清真”、“新警”等长处，又存在“俚犷”、“浅薄”、“尖薄”，缺乏“健放”等弱点。卷一第二十二则云:“俞德邻（宗太）《佩韦斋集》，南宋小家皆不学，此独有书卷气，故不浅薄，工于组织对仗，七古亦沉着顿拙。”未明言“晚唐体”，实正指出“晚唐体”因“不学”而无“书卷气”，大率“浅薄”而少沉郁顿挫的杜诗风范。南宋晚期活跃于诗坛的是一大群小家，未出现大诗人，评论资料也相对较少。《手稿集》中关于“晚唐体”的大量论述，如能归纳整理并予以条理化，对深入认识这一群体必有启示作用。
钱先生说过，“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打通”，从不同典籍中搜集大量资料加以别择、排比、综合和分析，以此作出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鉴赏和评判”。《手稿集》中有两处对左纬诗句的评析，亦见功力，也反映左诗接近“晚唐体”的征象。一是对左纬《招友人饮》中“一别又经无数日，百年能得几多时”一联，《手稿集》说:“按，义山《寓目》云:‘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魏仲先《东观集》卷六《寄唐异山人》云:‘能消几度别，便是一生休。’《荆溪林下偶谈》卷一谓陈了翁喜此联，因举魏野诗，又戴叔伦《寄朱山人》云:‘此别又万里，少年能几时。’杜荀鹤《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几度别，即到白头时。’”这一离别常规感叹，写得微婉不逼，情浓于词。值得注意的，用以比照的诗人为戴叔伦、杜荀鹤等，均是晚唐人;而魏野（仲先）更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作家，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序》中就说他“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顺便说明，晚唐体作家也并不完全排斥“资书以为诗”、化用前人诗句的，钱先生也在《宋诗选注序》中提到，“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关键还在审美趣向与艺术境界的不同特征上。二是对左纬的一联断句“禽巢先觉晓，蚁穴未知霜”，诗题为《落叶》，全篇已佚。《手稿集》说:“按，此本唐人刘（义）〔叉〕《落叶》诗:‘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所谓‘谜子’者也。《桐江集》卷三《跋尤冰寮诗》极称其《落叶》之‘蚁返愁寻穴，鸦归喜见巢’，何虚谷之眼谩耶!《江湖后集》卷三周端臣《落叶》‘归巢便觉栖禽冷，觅穴空教返蚁迷’，自此化出。”叶落树枝疏稀，故巢禽易知天明;落叶堆砌树根，归蚁难寻蚁洞，也不易见霜。诗句构思小巧可喜，然格局不大，读者一猜便知为咏落叶，故《渔隐丛话》谓之“谜子”，《诗人玉屑》卷三称为“影略句法”。尤冰寮、周端臣均为江湖诗人，性相近诗相类，亦非偶然。
除前所分析的《避贼》、《避寇》组诗外，这两联左纬诗句，也同样呈现出与“晚唐体”接近的痕迹。
对宋诗体派的嬗变过程，钱先生虽无专文论述，但把散见各处的文字“捉置一处”，已然勾勒出大致而确定的图景。仅从《宋诗选注》而言，宋代前期以后的诗风变化，其主要轨迹是:
（一）贺铸小传:“在当时不属‘苏门’而也不入江西派的诗人里，他跟唐庚算得艺术造诣最高的两位。”则贺铸生活时期，诗坛存在“苏门”与“江西”两派。
（二）汪藻小传:“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觌、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派的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名家，寥寥可数，汪藻是其中最出色的。”则北南宋之交，学苏者为数甚少，江西诗派雄踞坛坫。
（三）杨万里小传:“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是一个很创辟的判断，在以后的作者小传中不断予以回应。如陈造小传:“自从杨万里以后，一般诗人都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陈造和敖陶孙两人是显著的例外”;裘万顷小传:“其实南宋从杨万里开始，许多江西籍贯的诗人都要从江西派的影响里挣扎出来，裘万顷也是一个”。
（四）徐玑小传:“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还指出这种诗风是“从潘柽开始”，“而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由“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
（五）刘克庄小传:在江湖派大占上风之际，也有调和“江西”、“江湖”的倾向，突出的例子恰恰是江湖派的最大诗人刘克庄。他“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后来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于是在晚唐体中大掉书袋，填嵌典故，组织对偶，被方回调侃为“饱满‘四灵’”。
这是钱先生给出的宋诗体派发展图。在这幅线条稍粗、轮廓分明的图景中，左纬处在汪藻与杨万里之间，也就是说，在苏黄诗风盛行之际而晚唐体兴起以前。左纬却“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还能够不摹仿杜甫”，“异乎当时苏黄流派，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正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这是钱先生入选左纬的真正主旨，甚至在左纬小传的文字上也是与汪藻、杨万里两篇小传上下衔接、一气呵成的。而体现这种过渡性质的作品，主要即是《避贼》、《避寇》两组组诗，这在小传中也曾强调过。而这两组组诗因“违碍”不得不删，牵一发而动全身，左纬一家的入选也失去了根据，小传原稿几无一字可留，左纬其人其诗均从《宋诗选注》消失，实属不可避免。但也使《宋诗选注》潜在的环环相扣的诗史链条，受损中断，颇为憾恨。
三
《钱锺书手稿集》是一座蕴藏丰富而又颇难进入的学术宝库，问世后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其实探讨不少问题时是绕它不过去的。仅就其论及南宋别集而言，数以几百家计，在目前对南宋诗歌研究薄弱的情况下，更应引起关注。其论左纬一则，大致可分三个部分:首论左纬诗的总体评价，选录《避贼书事》第三、五、十和《避寇即事》第九、十，并评及第二首，合计六首，为左纬现存诗歌的十分之一，足见选诗的重点所在;次对《春日晓望》、《送许左丞》两诗作文献考辨，或校勘字句异同，或辨别诗体之误;末对左诗之两联，就其句意或意象与前人或后人相似或相类之处，进行对勘、比较。内容丰富，高度浓缩，新意迭出。
除了前面已引证者外，兹就其文献考辨成果再作简述。左纬《送许左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短棹无寻处，严城欲闭门。水边人独自，沙上月黄昏。老别难禁泪，空归易断魂。岂知今夜梦，先过白沙村。”钱先生指出:“按，《诗人玉屑》卷十九黄玉林引前四句，《宋诗纪事》遂误为五绝矣。”这个把五律当成五绝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少宋诗选本（我所看到的至少有两种）。许左丞，即许景渊，他答和左纬的《次经臣见寄之韵》 （《全宋诗》卷一三五五） 云:“召节来金阙，扁舟望石门。家山秋渺渺，烟水暮昏昏。竟失临分语，徒伤远别魂。殷勤谢池月，相对宿江村。”严格依照原唱韵字，证明确为五律。《宋诗选注》虽然删去左纬，但钱先生后在《管锥编》中又提及此诗，尤对“水边”一联之佳胜予以好评。《管锥编》第一册第79页讲到《毛诗正义·燕燕》“瞻望勿及， 伫 立以泣”的“送别情境”时，认为左纬“水边”一联，比之苏轼、张先、梅尧臣、王安石诗词之明言“不见”、“唯见”、“随去”之“说破着迹”来，“庶几后来居上”。但这一对勘的可比性容或尚可讨论:左纬此诗是写追送不及，“竟失临分语”（一本“语”作“约”），因而客去后在“水边”独自徘徊不忍离去，苏轼、张先等人则写当面话别后而放目远望，两者的情景是有差别的。
另一处对《宋诗纪事》的质疑，则需斟酌。《手稿集》说:“黄裳序:‘自言每以意、理、趣观古今诗。’按，《宋诗纪事》卷四十谓裳此序引经世《招友》句云云，误也，仅引经世此语耳。”查《宋诗纪事》卷四十，在采录左纬断句“一别又经无数日，百年能得几多时”后，加注云:“《赤城集》:《委羽居士集·黄裳序》政和癸巳陈瓘跋，称其《招友》句云。”黄裳的《委羽居士集序》引及左纬语者确仅“自言每以意、理、趣观古今诗”一句，但林表民所编《赤城集》卷十七，在收录黄裳序后，还有四篇跋文，其中两篇即为陈瓘所作:一作于政和癸巳，一作于政和乙未，而称赞左纬《招友》句（即《招友人饮》“一别又经无数日”一联）即在后一篇政和乙未的跋文中:
余抵丹丘之三年（按，指政和癸巳，1113年），左经臣携黄公《序》见访，尝为跋其后。今又两年矣（按，指政和乙未，1115年），复持以相示。余读经臣诗编，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别（人）〔又〕经无数日，百年能得几多时”，非特词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幻，逝景迅速，读此二语，能无警乎?《序》所谓“使人意虚而志远”，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二十八日延平陈瓘题。
据此，《宋诗纪事》所注除把“乙未”误作“癸巳”外，尚无大错，但今本标点常出问题，或将此句标点为:
《赤城集》:《委羽居士集·黄裳序》:“政和癸巳陈瓘跋，称其《招友》句云。” 把“政和癸巳”两句当作黄裳序中之语，那就不对了。今拟标校为:
《赤城集》:《委羽居士集·黄裳序》政和（癸巳）〔乙未〕陈瓘跋，称其《招友》句云。
《手稿集》又对左纬《春日晓望》诗作了文字校勘，尤其是指出诗中“斜阳”与诗题“晓望”不合，元陈世隆所编《宋诗拾遗》卷二十录此诗题作“晚望”，义胜可采。但《宋诗拾遗》却把作者标为“孟大武”。钱先生顺手指出:“《拾遗》所著作者姓名多不可信，如以王绩无功为宋人王阗是也。”事见该书卷十六，把王绩的名篇《在京师故园见乡人问讯》的主名弄错了。具见钱先生日常阅读时目光如炬、烛照无隐的情景。
面对这部罕见的大书，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照着说”，即努力认识和整理其具体内容，然后才能试着“接着说”，与之对话和讨论，把研究工作推进一步。
注 释
①《模糊的铜镜》，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②《光明日报·》1959年8月2日，收入《夏承焘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致黄任轲》，见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103页所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与周振甫》，见蔡田明《<管锥编>述说》第93页所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⑤《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6月6日，收入《闭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⑥方勺《青溪寇轨》谓方腊全部部众于“（宣和）四年三月讨平之”，此据陆树仑先生考证，应为三年十月，见《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两三事》，收入《冯梦龙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⑦《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宁寨累赠秦国公杨公墓碑》，《苕溪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
⑧其他“四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
⑨《与赵伯充》，《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十一，《黄庭坚全集》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叶适两文分见《水心文集》卷十二、卷二十九，《叶适集》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
11林表民《赤城集》卷十七黄裳《委羽居士集序》后附跋语“横塘许景衡云”，四库全书本。
（收稿日期:2005年2月18日）
［作者简介］
王水照，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著作《王水照自选集》等。
附录:
《钱锺书手稿集》卷一第二八六则论左纬
左纬《委羽居士集》一卷。王棻辑，亦《台州丛书》后集本。不矜气格，不逞书卷，异乎当时苏黄流派，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佳者清疏婉挚，劣处则窘薄耳。黄裳序:“自言每以意、理、趣观古今诗。”按，《宋诗纪事》卷四十谓裳此序引经臣《招友》句云云，误也，仅引经臣此语耳。
《避贼书事》:“怀宝恐吾累，蔽形何可遗。囊衣入山谷，势急还弃之。及到出山日，秋风吹树枝。免为刀兵鬼，冻死宜无辞。”（三）“搜山辄纵火，蹑迹皆操刀。小儿饥火逼，掩口俾勿号。勿号可禁止，饥火弥煎熬。吾人固有命，困仆犹能逃。”（五）“今我有三子，欲谋分置之。庶几一子在，可以收我尸。老妻已咽绝，三子皆号悲。生离过死别，不如还相随。”（十）《半山庵》:“杉高方见直，石怪不成粗。”
《避寇即事》:“寂寞空山里，黄昏百怪新。鬼沿深涧哭，狐出坏墙。小雨俄成霰，孤灯不及晨。开门谢魑魅，我是太平人。”（九）“借问今何所，空山号白龙。秋声凄万窍，雪意黯千峰。俯首烧残叶，披衣听断钟。生涯都付贼，只有一萍踪。”（十）见第二首当是建炎元年八月陈通兵变。
《春日晓望》:“屋角风微烟雾霏，柳丝无力杏花肥。朦胧数点斜阳里，应是呢喃燕子飞。”按，“斜阳”与“晓望”语不合，《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六引此作孟大武诗，“晓”作“晚”，“飞”作“归”，皆胜此本，盖采之《宋诗拾遗》。《拾遗》所著作者姓名多不可信，如以王绩无功为宋人王阗是也。
《送许左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短棹无寻处，严城欲闭门。水边人独自，沙上月黄昏。老别难禁泪，空归易断魂。岂知今夜梦，先过白沙村。”按，《诗人玉屑》卷十九黄玉林引前四句，《宋诗纪事》遂误为五绝矣。“水边”一联可继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云:“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永乐大典》一万四千三百八十“寄”字引《赤城左氏集》全同，题多“以诗寄之”四字。
《招友人饮》:“入门相见喜还悲，不免樽前细问之。一别又经无数日，百年能得几多时。后生衮衮皆成事，吾辈栖栖亦可疑。日暮东风吹鬓发，拍床嗔道酒行迟。”按，义山《寓目》云:“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魏仲先《东观集》卷六《寄唐异山人》云:“能消几度别，便是一生休。”《荆溪林下偶谈》卷一谓陈了翁喜此联，因举魏野诗，又戴叔伦《寄朱山人》云:“此别又万里，少年能几时。”杜荀鹤《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几度别，即到白头时。”
《送别》:“骑马出门三月暮，杨花无赖雪漫天。客情唯有夜难过，宿处先寻无杜鹃。”
句:“怪岩摩足力，空谷答人声。”（《灵岩》）“禽巢先觉晓，蚁穴未知霜。”（《落叶》）按，此本唐人刘（义）〔叉〕《落叶》诗:“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所谓“谜子”者也。《桐江集》卷三《跋尤冰寮诗》极称其《落叶》之“蚁返愁寻穴，鸦归喜见巢”，何虚谷之眼谩耶!《江湖后集》卷三周端臣《落叶》云:“归巢便觉栖禽冷，觅穴空教返蚁迷”，自此化出。唐时升《三易集》卷五《和沈石田先生咏落花》诗之十三:“巡檐游蚁迷新穴，远树归禽识旧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