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近现代中国最后纯粹的文人

他，是文坛泰斗沈从文的学生！

他，脱俗于华丽辞藻的争奇斗艳；脱俗于滚滚红尘的时代刻印！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就是汪曾祺。

1、 师出名门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1939年夏天，19岁的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因为看过沈老的小说，心中满怀着对于沈从文先生的崇敬。但直到大二，汪曾祺才正式拜师。他说沈老每次都在作业上留下长长的批语，并会介绍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说品鉴。这也为汪曾祺日后中西结合的文风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沈老发现汪曾祺的白描手法很是独到，在其鼓励下，汪曾祺将这种简约发展成为了自己的风格。谈起他的这位学生，沈从文更是语带谦逊的说道：'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2、平淡出真知

还记得在初中的语文课本里那一篇《端午的鸭蛋》吗？那是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恬淡自如的文笔，文章里这样描写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我们不难从简单的三言两语间窥察出作者对于故土之恋以及其简约大方的文风。

现今社会，人们似乎已习惯了标新立异，比如吃饭时穿梭于花样繁杂的调味剂织就的重口味中。水不在是水，是一瓶瓶带着色素与香精的混合物。文风也是如此，没有引人入胜的标题、逗趣的句子、弹性十足的语言，仿佛都不再是好文。我们不再评述这是幸或不幸，毕竟时代是文学的故土。

但是汪曾祺先生不同。在他的成名之作《受戒》中，叙述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与和尚谈恋爱，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放置于任何时代都能成为香艳、刺激的题材。然而先生却出人意料的既没有写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也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他用极其朴拙的文笔，将他们的故事浸泡在平凡生活里。简简单单的娓娓道来。

再比如他的另一篇小说《异秉》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从上灯起，直到王二过店堂里来闲坐，他一直都在摊膏药。'到十点多钟，把先生们的尿壶都放到他们的床下，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上了门，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先生们都睡在后面的厢屋里，陈相公睡在店堂里。把铺板一放，铺盖摊开，这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地了。临睡前他总要背两篇《汤头歌诀》，——药店的先生总要懂一点医道。'在汪曾祺的笔下，仿佛故事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他的小说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白描把现实世界里看似普通无味的景象挖掘出真正的趣味，就好像我们炖肉只加了几勺盐一样。传递出文字的原汁原味。

3、受伤无伤痕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就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这是一个对于文坛堪称毁灭式的时期。无数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都不堪忍受这十年的浩劫。他们或是自杀：像是老舍、傅雷、容国团等。

或是艰难忍受后写下伤痕文学：比如刘心武和他的《班主任》、冯骥才以及《铺花的歧路》。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我们在《受戒》里却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给人的感觉是超拔于任何时代之外。有学者写道：他的《受戒》，如东风第一枝，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对中国文学有着鲜明的拐点意义。

晚年的汪曾祺先生依旧笔耕不辍，主要在翻写自己年轻时写过的小说，由此得知，他是着实是一位精益求精的文坛大师。他屹立于一个时代，终究也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梁文道先生评到：在生活不能平静的年代，仍然坚持在生活中看见平静的味道，那就是一种对于这种不平静生活的抵抗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