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非川之战，唐军一胜一败，决定胜负的都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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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唐史的朋友对大非川之战肯定不陌生，这场唐朝战神薛仁贵PK吐蕃军神论钦陵的大战，是唐军在对外扩张中的首次大败，一举奠定了挑战者的江湖地位，堪称转折点之役。
其实，在大非川的战斗并非只有670年(高宗咸亨元年)这一次，726年（玄宗开元十四年）也爆发了一次，这次战果逆转，唐军大胜蕃军惨败。
很多军事爱好者将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归咎于海拔太高，唐军难以适应，但726年唐军却能战而胜之，可见海拔高度是个重要因素，但未必是决定性因素，天气变化可能会对战争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要说到大非川之战，必须要从吐谷浑讲起。
吐谷浑夹在唐蕃两个大国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既是河西走廊的战略缓冲区，又是吐蕃走向鼎盛的第一块帝国拼板。
西藏本土的环境、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帝国的雄心。拓展疆域、以战养战是帝国继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统一高原后，以松赞干布、禄东赞为核心的吐蕃决策层，迅速制定了北取吐谷浑，再染指西域、河陇的国家战略。
为何会选择东北方的吐谷浑作为突破口，大概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地理上的阻隔相对较小。
西藏实际上是一块海拔超过4千米的盆地，其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喀喇昆仑，站着一票身高超过8千米的大神、东部是三江并流切割下破碎横断山脉、北部则是念青唐古拉、冈底斯、昆仑山三兄弟联袂而立。
这些雪山大神手拉手围出的盆地，就是西藏。
被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于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虽其武力值无限趋近于零，可他们有一种吐蕃人难以忍受的核武器——湿热天气。
纵观吐蕃人对外扩张的进程，疆域的极大值依旧局限在海拔一千米以上，四季分明相对较凉爽的地区，南亚可能确实不适合蕃人的生理特点。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倒是能够获得当地诸羌的支持，但被三条大江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横断山脉，遍布高山深谷，根本无法实现军队的大规模后勤供应。
唐蕃围绕着维州（四川理县）等地，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吐蕃军队在这个方向上并不强势。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的战略方针，同样受制于补给线，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
唐蕃在高宗时期，22年间安西四镇六度易手，可以清楚的看出，两个大帝国都表现得极为挣扎。
只有东北方向攻取盘踞在青海的吐谷浑国，虽然道路上也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其次，吐谷浑是个弱势政权。
由慕容鲜卑建立的吐谷浑政权，虽绵延三百余年，但作为一个外来人建立的国家，始终没有解决统治者与本地豪强的政治平衡。
本地的羌人部落作为吐谷浑国内重要社会力量，一直都有很高的政治权重。
这种内部存在裂隙的状态，对于吐蕃来说是种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
应该说，吐蕃王朝能快速崛起，是“人努力、天帮忙、运气好”的典型案例。
西藏相对封闭的地形，让吐蕃的四周不存在强势的政权。
西边最强盛的波斯和大食，虽均有向东拓展的意愿，但昭武九国和吐火罗诸国尚能勉强抵御；南边的天竺就更不用说了，祖传的战五渣；东边的唐朝虽然强势，但唐朝的战略方向在西部，对崇山峻岭的西南兴趣寥寥；生活天山南北的西突厥，自己都形不成了合力，也不存在越过昆仑山染指阿里的意图。
这种与四邻均存在战略缓冲地带的特点，给了吐蕃向外扩张的空间，让吐蕃在力量尚弱时，有了一片积蓄力量的蓝海。
637年（贞观十一年），吐蕃第一次走下高原，刀锋所指正是吐谷浑。
656年（高宗显庆元年），吐蕃第二次走下高原，挨刀的还是吐谷浑。
两次征伐相隔19年，吐蕃的领导者也从松赞干布换成了禄东赞，但出兵线路，征伐对象毫无二致。
可见北上青海牧场，是吐蕃早已明确的既定战略，堪称松赞干布版的“一带一路”。
应该说，禄东赞灭亡吐谷浑，选择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显庆元年（656），禄东赞挥师攻取白兰羌，显庆五年（660），以白兰羌牧场为基地，进攻吐谷浑。
而这时，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高句丽身上。
从永徽六年(655年)开始，李治命程名振和苏定方征伐高句丽，到总章二年(669年)，薛仁贵、李勣攻取平壤。
十四年间，唐朝投入了难以计数的国家资源，朝中最有名的将领大都投身辽东征战，致使一时抽不出兵力，应对吐蕃的步步蚕食。
同时，吐蕃有意识地在西域投送兵力，拉扯牵制唐军。
龙朔二年(662年)，唐面对吐蕃与弓月部落的结盟，以苏海政为鹏海道总管入西域平叛。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再次引吐蕃侵于阗，西州都督崔知辨将兵援救。
东西两个遥远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拉扯，让唐军左右为难、捉襟见肘，对出兵援救吐谷浑之事犹豫不决。
等到总章二年（669年），高句丽之战终于落幕，但此时吐谷浑已灭亡了6年。
李治的优柔寡断，终于在咸亨元年（670）酿成了恶果。
吐蕃消化了吐谷浑后，在西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连克唐朝西域十八州、龟兹拔换城等地，逼得唐庭撤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的建制。
西域局势的严重恶化，让高宗终于下定了决心，4月李治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以薛仁贵为逻裟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只可惜，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吐蕃对吐谷浑的瓦解早已完成，诺曷钵何谈影响力之说？
大非川之战中，吐蕃军队半数士卒源于吐谷浑故族，便足以说明时不我待的道理。
但唐军的行动非常迟缓，迟至8月方进入青海地区。
别忘了，唐诗有云“胡天八月即飞雪”，唐军在高海拔的青海腹地跋涉，要面对的不仅是蕃军的袭扰，还有即将到来的严寒气候。
所以，领兵的薛仁贵根本没有选择，只能集中精锐骑兵速战速决，辅以预备部队跟上，清扫战场的方式获胜。
奈何，吐蕃统帅论钦陵也是用兵的行家，对薛仁贵的心理洞悉得一清二楚。
他以一部诱导唐军深入，拉大战场空间，再凭借更好的机动能力，形成局部数量优势。
《资治通鉴》等唐史，将大非川之战的败因，归咎于郭待封不听将令。
但其实，唐军在被动的局面下出兵，在错误的时机（吐谷浑王国7年）、错误的时间（农历八月）、错误的战场（高原草场），与一支有本地支援，机动能力更好的敌军作战。
薛仁贵就是孙武复生，也一样难以取胜。
难怪战后，久历沙场的薛仁贵会慨叹：“今年岁在庚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吐蕃在大非川首次重挫唐军，不但稳固了东可攻陇右、北可侵河西、西可入西域的战略十字路口，还在周边异族政权面前展示了，可与霸主分庭抗礼的能力，为之后联合抗唐打下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吐谷浑是吐蕃王朝的第一块帝国拼版。
此后，唐蕃围绕着河陇地区展开过多次血战，吐蕃凭借吐谷浑故地的后勤补给优势，长期占据战争优势地位。
当时间来到了开元年间，唐朝皇帝换成了李隆基，吐蕃赞普换成了赤德祖赞（尺带珠丹），领兵大将也换成了悉诺逻恭禄和王君。
领兵的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可不是一般战士，他出生的韦氏家族，是吐蕃的顶级豪门。
在论钦陵自杀后的24年里，韦氏成员做了22年的大相，悉诺逻恭禄算是典型的上面有人。
韦氏能在吐蕃控场，说明自己家的爷们也不囊，尤其在论钦陵自杀之后，蕃军的战斗力有一个明显下降的阶段。
曾和吐蕃死磕过的安西副都护唐休憬便评价道：“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莽布支新将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贵巨酋豪子弟，骑虽精不习战。”
但自从悉诺逻恭禄掌军后，吐蕃的进攻呈明显回暖，多次突破唐军在河西的防线。
726年（开元十四年）冬，蕃军取道大斗拔谷（今扁都口隘路）穿越祁连山，突然出现在甘州（张掖）附近，焚烧村庄掠夺边民。
此时坐镇河西的唐将，是以敢冒险而闻名的王君。
王君名字中的“”[chuò] 字相当少见，很多人都不认识，有些文章误写做“勠”或“毚”。
“”不光字体怪，字意也很怪，作为“”的异体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獸也，似兔，青色而大”。
不过，王君能混成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肯定不是因为名字怪，而是实实在在拿刀砍出来的功名。
开元九年（721年）时，首任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病逝于军中，去世前推荐的继任者便是王君，推荐语中称其“骁勇善骑射”。
724年（开元十二年），王君在探知吐蕃后勤基地位置后，亲率精锐骑兵奔袭数百里，深入草原腹地给吐蕃来了个黑虎掏心。
吐蕃军队具有牧骑结合的特点，每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征发整个部落向前。这些被征发的部落，青壮年在前线厮杀，老幼妇孺则在后方放牧，进行后勤保障。
第一次大非川决战时，论钦陵能先调动二十万人围歼郭待封部，而后又集结四十万重兵逼薛仁贵摊牌。
所凭借的，正是这种全族而进的动员方式。
随着青海草原战争态势的稳固，吐蕃逐渐开始在青海湖周边，建立半永久的后勤放牧基地。
这些平时的放牧集散地，战时的军队前进基地，对唐军极具威胁。故在唐蕃交战中，发生了大量破袭战的案例。
王君发动的破袭战非常成功，措手不及的蕃军大败而逃。基地里大量牲畜、毛毡、粮食等物资被唐军缴获，不及逃走的部落民也做了俘虏。
这次悉诺逻恭禄对甘州实施突袭，河西唐将都以为王君会调兵与吐蕃死磕一番。
不成想，王君却严令众将各自坚守城防，不得擅自出战。
很快，王君等来了他想要的东西。
时值冬日，天降大雪，蕃军围攻甘州不克，只能大肆掠夺一番后，取道积石军（青海贵德县西）西归。
王君似乎早就算准一切，事先便派人在积石军等地焚烧草场，驱赶周边部落，断绝蕃军归途的补给。
蕃军行至唐朝伤心地——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时，天寒地冻，粮草全无，战马冻死过半。（“牧草皆尽，马死过半”）
悉诺逻恭禄心知不妙，马上下令全军火速开拔。
果然，他所担心之事，并非杞人忧天。
王君领着唐军衔尾而来，蕃军大部刚刚通过大非川。黑压压的唐军就已赶到，此时浩浩荡荡的青海湖早已封冻，恰恰成了唐军前进的捷径。
尚未通过的大非川的多为蕃军辎重和伤员，这些人在唐军的利刃下，成了待宰的羔羊。
此战，王君重创了吐蕃军队，“入至青海之西，时海冰合，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度大非山，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数万。”
这次空前的大胜，一雪大非川之耻，也让王君成了李隆基眼中的河西巨擘，得以奉诏入京，授左羽林大将军，封晋昌县伯。
两次大非川之战胜负各异，可见河西唐军并非没有在高海拔地区作战的能力，影响战局更大的因素，要首推天气因素。
青海地区地广人稀，气候严苛，每年可用于大战的时间窗口很短。
第一次大非川之战的败因，主要在唐军战前动作迟缓，4月定计8月才进入青海腹地，以逸待劳的论钦陵早就准备就绪，薛仁贵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而王君的大胜，既不代表唐军战斗力超过蕃军，也非战争格局出现了逆转，仅仅因为蕃军先是遭受气候的教训，又面临无处补给的窘境，这种状况与薛仁贵的败因并无二致。
所以，在古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除了决心、智谋、勇气和后勤补给外，天气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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