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校六记】学余记游
本文作者：黄金亮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长大，心里想象着大人的世界，那里不用受各种约束，没有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没有家长耳提面命的唠叨，自由自在的日子是多么令人神往。上学读书，又盼望着赶紧毕业，上了班就能挣好多的钱，有一天能过上财务自由的日子，一定要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而上了班以后又开始盼望提升，盼望致富，单身时盼望结婚，结婚了盼望能生下聪明的宝宝……可以说，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希望中不断成长，又在一个又一个的失望中蹒跚前行。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小时候背这首诗，只觉得道理简单，韵律铿锵。真正体会到“明日何其少”的时候，才觉得昨日重现不了，明日所剩无几，今日却又无所事事。人生就这样在希望和失望中从指间溜走了。
不过这都是后来悟出的道理，先前是不会这么想的，财校二年，只觉得时间分外地漫长，功课也分外地无聊，能够偷闲一刻，暂时逃离这恼人的现实，是最可心的。《三国志》记载过学者董遇利用“三余”读书的故事，所谓“三余”者，“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董先生求知如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求学，这种精神于我辈凡夫俗子，当然是难以望其项背，利用学余时间寻找乐趣，倒是可以孜孜不倦。
教学楼前
一天我们结伴四人在餐厅吃饭，其中一个是师专的爱文，还有两个是九一届的同学。不知谁说起国庆节马上到了，学校肯定要放假，要是能去北京玩几天多好啊。话声刚落，一呼四应，大家都说此案甚好，只是苦于囊中羞涩，没有盘缠路费如何成行？又有人出主意说，女同学节俭，多有积蓄，可以去女生宿舍筹资。一伙人扔下饭碗，分头行动，不一会儿，竟然集资到手四百块钱。从呼市出发的90次列车，发车时间是晚九点，到集宁是十二点左右。四人步行从财贸学校出发，穿过卫校边上的庄稼地，由老虎山脚下直达集宁南站，等到了车站，也不从正门进入，而是翻墙越过，一分票钱没花就登上了车。
207的女同学们
一路无座，就是有座也不敢坐，站在两辆车厢的连接处，看着外边的茫茫暗夜，听着“咣当咣当”的车行声，也分不清原野山岭，间或有一二处灯火阑珊，倏忽而逝，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倒是非常适合遐思。车过八达岭，知道京包线走到此地，还需要换车头上下坡道，心里拼命回忆小学课文里《詹天佑》那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人字形轨道是怎么过去的来着？但是想了半天也是模模糊糊不甚分明。
清晨八点多，列车终于在北京站停了下来，几个人早已想好出站躲避查票的方法。看到包袱沉重行李较多的旅客，就主动上前帮忙。不一会儿，在众人赞赏的目光下，我两手提满了东西，一张早已过期的车票咬在嘴角，到了出口，冲检票员点了点头，把嘴巴往前探了探，检票员一摆手，我就轻松地出来了。当时集宁去北京的火车票，硬座大概是二十多块钱，我们就这样一文未出地来到了首都。
北京留影
出了车站就感到饥肠辘辘，几个人不约而同东张西望地寻找吃早饭的地方，火车站周围的小饭店一排又一排，比火车还要长，走了只一小段，耐不住饭店门口的服务员个个热情无比，拉拉扯扯间就被推进了一家门内。也怪我们几人的表情不雅，一个个探头探脑的，很容易就让人家看出了破绽。坐下后也不敢贪食，没翻菜谱，只要了四碗面条，呼噜呼噜吃过，等结账的时候却大吃一惊，四碗面四十块钱，一碗十块。要知道这是九十年代初，集宁街上，一大碗刀削面才一块钱，这四碗面相当于在财校十天的饭钱，学校餐厅的早点，饼子一个才是二毛，稀饭尽情喝，小菜免费拿，真是不可“同地而语”。
花了四十块钱喝了一碗面，几个人垂头丧气地从车站走出来，心里对首都的憧憬也打了折扣。站前广场上，有坐的，有站的，还有枕着行李躺着的，简直就是个难民营。也顾不得这些了，匆匆买了一份北京地图，查到了去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直接就上去了，公交车肯定不会硬拉你上，价格也很低廉，不过就是人多得连空气都要凝固了。
当天去了天安门，去了北海，还步行去了天坛。这回有了经验，不再去小饭馆吃饭了，街边上卖盒饭的摊点很多，五块钱一盒，有菜有饭，比车站边的黑店强多了。晚上找了一家旅店登记，那时还不时兴要身份证，我们也只有学生证可以提供，旅店的服务员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四人中只有我普通话还算可以，说是内蒙来的，服务员让说全称，我说内蒙乌盟，服务员给我一张白纸，说把住址全名写出来，我写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镇某某路某某巷某某号，服务员大睁两眼，说你们走了多远啊？我说不远，五百公里，服务员不相信地摇摇头，把那一长串字登记在本子上，我说你就写内蒙乌盟中旗就行，那个认真的服务员说不行不行，然后还低头念了两遍，又说这是啥呀，到哪停啊？原来这样长的地名她从来没见过，而且没有常见的省市县那些，弄得连断句都不会了。
第二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大概北京人去过的次数也不多，叫陶然亭公园，为什么要去陶然亭呢？当时收音机里正热播《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我们几个人都听过，深深为高君宇和石评梅的人生遭遇和爱情传奇所感动，高石二人的墓地就在陶然亭，墓碑是邓颖超题的词，还有石评梅手书的石刻，四个人每人都神情肃穆地站在这个坟堆前照了一张相，总算了结了对偶像崇敬的一份心愿。这张照片一直在我的相册里珍藏，后来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被一位远房亲戚拿走了，心里还遗憾了很久。
石评梅手迹石刻
陶然亭公园出来后到了雍和宫，这个盖着黄色琉璃瓦屋顶的皇家喇嘛庙，里面到底供奉着何方神圣已经忘了，只记得在雍和宫门口，我和爱文两人吃了一个烤红薯。卖烤红薯摊点的旁边，地上先前就有一小堆红薯皮，我们站在路边，边吃边把红薯皮也扔到了这个地方。谁知刚吞下一半，不知从哪里就蹦出来一个胳膊上缠着红袖章的老头，老头不客气地训斥我们乱扔垃圾不说，还要每人罚款五元以示惩戒。五元不是个小数目，哪能随便交出去，再说你北京人不去治理卖十块钱一碗面的黑店，却要修理我们几个盘缠都是筹借的穷学生，这不是不讲道理吗？不大一会儿，雍和宫门口就围了一堆人看热闹，我们一看人多了，索性把这几天半生不熟用于外交的普通话也放弃了，直接用本地话和他对答起来。那个红袖章老汉大概也听不太懂我俩的内蒙方言，只是一个劲地要钱，我们则一分也不给，最后在围观人群的劝说下，那个红袖章终于悻悻而去，五块钱得以保全。当时还没有钓鱼执法的说法，几个人也缺少维权意识，不懂得罚款这种行政处罚到底该由什么人执行，只是出于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朦胧意识，才没有再次重复面条奇遇。
北京的面条很贵，钓鱼执法的罚款也很随意，但风景如画，人文景观丰富，这也算是在财校二年最昂贵的一次旅行。平时也有一些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出行，也就是在周边的旗县转转，这些地方虽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但也有别样的风情。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商都之行。
同宿舍的老大是商都县的，冬天的一个星期日，我和他结伴回了一次商都乡下的三面井村。那是县城北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庄，住户多为山西移民后代，附近的一个村庄更是旗帜鲜明地叫“阳高村”，想来应该是雁北地区阳高人后代的聚居区。时间虽然已经进入九十年代，此处的农村依然贫困落后，我当时只不过穿了一件御寒的军大衣，就被沿途的村民指指点点，那意思就是说军大衣在这里还属于富豪级的装备，一般农民是不可企及的。正是因为贫寒，这里的年轻一代多以读书博取功名为荣耀，老大就曾经在县城补习了五年，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摘去了“毡帽”，跨入了吃商品粮的队伍。因为补习经年，老大还有一件糗事。第二学期的时候，英语老师易人，新来的谷瑞莲老师正是商都人，老乡带课，老大的学习态度明显转变，虽然坐在后排，但一到英语课，则自始至终低着头看书本，既若有所思，又专注而低调，如此改头换面所为何来？后来终于被揭了老底，原来这谷老师还曾是老大的同学，人家进学较早，同学一转眼成了师生，这份尴尬大概只有他们二人才有深切的体会。
中间是班主任
老大的父母看到儿子带着同学回家，意外的惊喜自不待言，一进门就殷勤地招呼我上炕。我瞄了一眼，一张陈旧的炕席上，只有一块二五毛毡，显眼地铺在炕头，客人来了，自然都要被请到那一块儿宝地就坐。在炕沿边谦让了半天后，我还是被请上了那个被灶火烧得热乎乎的位置。饭是大烩菜炸油糕，大烩菜的主料是粉皮和土豆，粉皮是自家擀的，土豆是自家地里收的，虽没有蔬菜也没有肉，但朴素中透露出的真诚让人心动。油糕还没下锅，他妈妈问我：“小哥儿，吃面芯糕不？”我也算山西人的后代，对吃糕并不陌生，然而这“面芯糕”却闻所未闻，也不敢仔细打听，只说吃了。老大的母亲随手在瓷盆里做好的素糕上揪下一块，在案板上揉一揉，上面抹了一把油就给我递上来，一看之下便明白了，面芯糕者，素糕也。
吃素糕的同时，油锅也开了，胡麻油的香味飘满了整间屋子，不一会儿，就有街坊四邻婶子大娘上门问讯，不时不晌，又不过年过节，肯定是来了客人了吧。饭端上来，正要下筷，看见老大的父母在外间屋和一个村人不知在捣鼓什么，而且他妈妈还不时回头看我，满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问老大到底是啥情况？老大说他也不知道，一边说一边起身去了外屋，几分钟后，老大笑嘻嘻进来，说有个事情得和你商量一下，行你就说行，不行就说不行，甭客气。咋回事？我一头雾水，老大说出了原委，原来村里今天有户人家自养的猪娃子死了，又不舍得扔，索性炖了解馋，听说他们家来了客人，有心送一碗来，又怕客人有忌讳，就来问一问。我听了，不禁笑了，说有肉尽管端来，不说谁知道。老大父母一看，也放心了，连声说就是，管他啥也是肉么。猪肉端来后，就着粉皮土豆，还有筋颤颤的油炸糕，吃得心满意足，饭后又在热乎乎的毛毡上座，喝了两碗砖茶，满脸大汗上下皆通，农家之乐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李白曾经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那是把天地万物作为时光机器的旅行者了，我生有涯，光阴易逝，人在旅途，何处才是梦中的地方？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困惑呢？2015年10月，我们两口子和永明一家相携去自驾游，目的地是额济纳旗胡杨林。车从乌海出发，整整走了一天，有朋友打电话，说已经安排当地人负责接待，吃住无忧，尽可放心。一路上，不停地接到一个姓曹的当地人打来电话，询问路况和路程，等晚上到了目的地，看到迎接的人早已等在路边遥望，不禁为主人的殷勤深表感激。
驱车到了饭店，开房点菜，宾主都是头一次见面，大家相互不免有点生疏，坐下后一番客套，只是小口的呡酒，找话题式的闲聊。当听说我们一行都是乌兰察布来的，那位曹姓朋友缓缓地说，我在集宁还上过两年学了。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他说工作单位是当地财政局，我不由回首仔细瞧了他两眼，身材壮硕，面含微笑，相貌的轮廓似曾相识，于是将信将疑地问，你是90粮会班的吧？他听了也是一愣，回答说你咋知道？我这时更加有了信心，说你们的班主任是张淑清老师，成祥的爱人。他频频点头说对呀，我又说你经常在校门口打台球，对不对。他更是惊疑，说是呀是呀，你是谁呀。
这次彻底得到了证实，我不禁站起来，喊道，曹卫东，还认识我吗？这里四个人，有两个九零届的，一个八八届的，咱们都是同年入学同年毕业的，你们班还挨着我们班了。曹卫东也站起来，说就是呀，原来是同届的同学啊。他乡遇故知，几个人都是异常兴奋，曹给嘱托他负责接待的朋友打电话，说今天可得好好感谢你了，你把我二十年没见的同学给送来了。放下电话，又大喊服务员，赶紧给换大杯来，这小杯子怎么能接待同学。酒杯重新换过，几个人都忘记了旅行的目的，好像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你回忆老师的音容笑貌，他说起同学间游戏的趣事，开心之余，杯杯满斟，感情深一口闷，不一会儿个个都喝得上了头，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
教学楼前
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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